忏悔的享受

爷爷是2010年1月9日去世的，享年90岁。

一 

此前的1月1日，我赶回老家去看他。

父亲告诉我，自从卧床开始的一个星期以来，他每天都在喊我的名字，考虑到他已经不认识任何来看他的乡邻和亲戚，父亲和姑姑为了让他安静，曾让姐夫和小表弟站在床前充我，但他马上变得清醒，很生气的指出，大家在骗他，那不是他所呼喊的“建国”。

村里的老医生告诉我，爷爷已经像一盏行将燃尽的灯，正慢慢熄灭，但是，之所以每天昼夜不停的喊我的名字，因为他在等着看我最后一眼，否则他是无法咽下最后一口气。

1月1日晚上8点半，我站在爷爷的床前，大声的告诉他，“我是建国”，他停下连续一周的呼喊，安静的看着我，伸手握住我的手，思考了一会问我，

“啥时候回来的？”

“刚回来的。” 

他闭上眼，脸上充满笑容。

他又睁开眼。

“几个人回来的？”

“一个人。”

“哎！”

他又闭上眼。停了一会，又睁开眼。

“一个月拿多少钱？”

“一万多呢。”

他又笑了。又闭上了眼。停了一会，又睁开眼。

“啥时候结婚？”

“会尽快结婚的。”

他努力的向床前的父亲、姑姑、叔叔还有我堂兄等人申大拇指，笑着说：

“咱现在不错，咱现在不错！”

“凭良心做事就管。”

说完后，闭上了眼睛。再也不喊我的名字了。

父亲说，这是几天来稍有的安静时刻，也是仅有的清醒时刻。

二

爷爷一生清贫。

姑姑告诉我，有一次爷爷说饿了，姑姑就给他吃香蕉，他几口就把一个香蕉吃完了。

“还吃不吃？”

“不吃了。”

“没关系，还有呢。”

“那就再吃点。”

第二个吃了一半，他怎么也不吃了，告诉姑姑，“留着明天吃吧。”

在我见到他的那个晚上，在平静了一段时间后，他告诉我：

”我饿。”

“我给你拿鸡蛋糕。”

“有点发面馍就行了”。

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的流下来了。

姑姑说，爷爷真是没有福气，现在家里经济条件刚刚好一点，而且，国家发的低保的钱刚领回来，爷爷就一卧不起了。

三

元旦在家的三天时间里，我每天只有静静的守候在爷爷的床前，渴了就给他喝点牛奶，饿了还给他喝点牛奶，因为他已经无法进食了。

我已经分不清他什么时候是在睡觉，什么时候是在思考，只是有时冷不丁会大叫几声他的母亲和他的父亲，有时候则开始大声的喊和他同年代的已经死去的人的名字，有时候还大声的叫，“兔子，兔子，快追”。

他一定是在回忆过去了。

因为，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帮我姑姑家收割麦子的时候，从地里跑出了一只野兔，正在忙活的村民都开始追，我和爷爷也追，直到追到一个墙角的时候，一圈人围住了那只兔子，而我因为小，不能近前，就只好站在一个麦秸垛旁边看。

只见那只被围堵的兔子一下子穿出人群，一头撞进了我旁边的这个麦秸垛，并使劲往里钻，我就上前去抓，虽然怕兔子咬，可就是不放手，最后，爷爷过来就把兔子给抓住了。乡亲们都说，忙活了半天，还是我的运气好。

想起那只兔子，我的眼睛又模糊了。关于关于爷爷的回忆不断涌起。

在我小的时候，每年的清明节，在我们叶氏家族的祠堂钱都会唱大戏，方圆5公里的村民都来“赶会”，会上也是每年一次重要的物品集散地，对于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每年的大会就是一个节日，对我来说，每次赶会都可以去喝5分钱一碗的用醋和蒜汁拌的凉粉。

那个时候，爷爷是我们那里有名的牛羊买卖的经纪人，就是给卖牛羊和买牛羊的人说和，帮助他们达成一个合理的价格，并做担保，以此可以挣点说和费，所以，每次去赶会我比同伴幸运的是，会先到牛羊买卖的场地找爷爷，爷爷每次都会给我1块钱，我就拿着一块钱不断的买凉粉喝。

20多年了，对那凉粉的味道我还是那么熟悉，直到现在，夏天的时候，别人都喜欢吃凉皮，而我依然喜欢喝用醋和蒜汁拌的凉粉。

可是，爷爷已经彻底的老去了。

四

我在家的三天中，爷爷发了一次火，因为父亲给他掖被子碰到他的腿了。

我知道他的腿很早就开始疼了。从我去郑州上大学，将近10年了，每次回家，他见到我就问我能不能从外面帮他弄点好的膏药，有时候让我给他买个好的龙头拐杖。

而我2008年春节回家的时候，也承诺给他买一块狼皮，绑在腿上，也许他的腿可以好点，因为我知道，他的腿病是因为年轻时受寒。

爷爷年轻的时候我们那里的生产队的队长，那个充满革命热情的年代，队长总是第一个跳进冰凉河水中挑水浇地，每年的义务挖沟挖渠的时候，也是他带头来干。

也正是因为他腿不好，所以，他近10年来就开始骑着给他买的三轮车溜达，特别是在我来北京工作以后，他几乎每天都骑着三轮车在村边溜达，逢人就说，我在北京工作了，有出息了，快回去看他了。

父亲告诉我，在他躺倒以后，无法认人的时候，还在让父亲把他的三轮车推过来。

所以，在商议给爷爷陪葬的物品的时候，母亲强烈提议给爷爷用纸仿照他的三轮车做了一辆三轮车，后来是我亲手在爷爷坟前烧掉的，那辆纸做的三轮车和爷爷的三轮车几乎一摸一样。

后来，将爷爷安葬后，我回到家，无疑看到被存放在墙角的那辆三轮车，它显得那么孤零零的。

五

元旦那次回去是我最后一次见爷爷，也是最后一次和他说话。

父亲和姑姑都告诉我，已经见过爷爷了，也说过话了，应该没什么遗憾了，所以，让我回北京继续上班，一旦爷爷去世，就电话我回来，一起安葬爷爷。

我也选择了回北京，因为，我真是不忍心看着爷爷一点点走向生命的终结。

一个星期后，正在北大开会的时候，我接到父亲的电话，爷爷去世了。

第二天早晨我坐车赶到家。面对爷爷的棺材，我平静的很。按照家乡的说法，90岁的人了，应该属于喜丧，不过，我知道，直到爷爷去世的时候，我都没有满足他最后的愿望，那就是看到我结婚生子。

想到这些，当爷爷的棺材被抬出家门的时候，我再也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了，眼泪模糊了眼镜，顺着脸颊流到嘴里，滴到地上------

走过围观的乡亲父老，我只听到大家在议论，“建国哭了！！建国哭了！！”

最近有个朋友告诉我，他将从其所在的单位辞职，原因是自己抱着改革的目标而来，而经过几个月的运作，其改革思路却遭到了原有单位同事的强烈反对，因此，在这种挫败感和无力感的双重打击下，于是向当时力邀自己加盟并给予了极大支持的单位领导告别。

这是一个现实生活中鲜活的改革故事，虽然事涉一个单位而非一个国家，事涉一件具体的事情而非一个宏大的改革命题，但是，在这个故事中，一个具有改革精神的人物，一个颇具开拓性的改革目标，一个原来的保守群体，以及在这些元素中发生的激烈的碰撞，却都给了我很好思考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时代所经历的改革的思考，而我在奉劝这个朋友坚持下去的时候，我给讲的最多的是，作为一个立志改革的人，除了了具有坚定的改革精神和目标以外，还必须具有远大的胸怀，要能站在比那群所谓充满保守意识的“老人”更高的地方来审视改革中出现的冲突，而且，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改革者，要坚韧，尤其是在困难重重的时候。

坚韧对于改革者来将于改革的精神和目标同样重要。或许有点巧合，我和该朋友的领导在对我这位朋友表示挽留的时候，都使用了同一个比喻，那就是，在他接手该项改革议题的时候，就应该清楚，这里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张本来就存在色彩和图案的纸，在这个意义上，改革的目标和原则就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在这张已经存在色彩和图案的纸上，经过新的色彩和图案的设计，让这张纸变成一张美丽的画，而且，这个过程要做到成本最小，这就决定了，这样的改革过程更多的表现为先从针对增量的改革开始，而且，改革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不过，我的这位朋友，在这关键的亮点上都显然犯了错误，首先，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制定了一个全新的改革方案，方案中几乎是全盘否定了已有的操作，其次，他希望马上就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所以，发生剧烈的冲突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这还仅仅是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发生的冲突就让我这位朋友其了逃避之心。我还告诉他，对于一个成大事的改革者来说，在制定自己的改革思路和措施的过程中，广泛的征求包括原有的老人的意见，不仅仅是一个管理的技术性问题，同时，也是保证改革方向正确性所必须要坚持的一个原则——对于一个改革者来讲，与对改革追求的勇敢和果断同样重要的是，要有兼容并包的气度和胸怀，如果一个改革者陷入了过于自信于自己的方向设计，纵然是给你一张白纸，也未必可以画出美丽的图画来。而市场竞争是残酷的，给改革者试错的空间也是很小的。所以，我提醒他，在这个单位推行自己的改革之前，首先要做的是认真的分析现有的模式和人群中，有哪些是值得借鉴甚至是保持下去的东西，先看清楚哪些是需要改的。

事实上，说了这么多，大概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改革者怎么分清和处理存量中优点和痼疾，怎么看待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的关系，怎么处理颠覆性改革渐进式改革的关系，改革者应该具有的视野、胸怀、气度，而最重要的是，对于一个改革者来说，坚韧和勇于担当的精神是永远不能丢的，否则，难堪重任，难成大事。

当然，我相信我与朋友的这些探讨是具有更广泛的时代意义的。在今年国庆期间，我曾经给一家报纸的副刊写过一篇短文，其中提供了一个让我颇为感慨的对比，那就是在我出生的80年代初的豫东乡村，普通的老百姓对当年国家的改革表现出了强烈的认同意识，以至于包括父亲在内的很多人纷纷给寄托了自己未来希望的孩子起名为“建国”“建华”“幸福”等名字，而在近30年后的今天，同样是在这个豫东乡村，更多的人开始担心和犹疑，他们的土地会不会被收回，他们经营多年的房屋将会被怎样处理，在这一历史性性的对比中，无意中给我一个思考当下改革形势的角度，那就是，我们目前的改革故事在更加多元化的争论中，阻力也与之俱增，其中，存量和增量的改革关系的处理越来越复杂，而对方向性的判断也越来越难以达成广泛的共识，在这个时候，对改革者的远见卓识和坚韧勇敢的精神也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

而与此同时，回望中国近一百年的历史，作为危机驱动型的国家转型故事，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在对中国既有的发展转型道路进行检验的同时，也为正在陷入争论甚至停滞的改革故事提供了一个机会，所以，我和期待在“后危机时代”在此于全社会形成新一轮的改革共识，并将中国的改革推向深化。

在此，记录下我对这位朋友的劝告和探讨，与身处中国各个领域的改革者共勉。

应该怎样看待电视剧《蜗居》的热播呢？

记得之前看过一个图书策划人说的一句话，大概意思是，如果想策划一本畅销书，那这个图书所表达的主题就应该依附于某种社会情绪，比如《中国不高兴》背后就是迎合了新兴起的有些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而《藏地密码》背后则是迎合了很多人对西藏神秘色彩的窥探情绪，至于像于丹的流行，也可以理解为背后是人们急于向经典寻求心灵鸡汤的情绪，如此等等，所以，仔细想想，这个策划人说的还真是很有道理。

那么，回到《蜗居》这部电视剧，我想它之所以能够获得那么多的热议和关注，也一定是迎合了一种社会情绪。用我一位朋友的话说，是真正触碰到了这个社会的痛处，而且，触碰的是那么准，所以，我也很欣赏另一个朋友对该剧的评价——“真是现实，现实的让人难以接受”。于是，我对自己曾经一直信奉的一句话更加信任，那就是“现实远比想象来的精彩”，所以，文艺作品创作者要是能真正的深入现实生活，也就可以发掘出很多优秀的题材了，而最近两年很多影视作品直接将媒体报道的新闻故事拍成作品获得不小成功的例子也就好理解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或许就可以理解那些被网友总结出来的所谓《蜗居》经典台词为什么那么流行了，因为大家拿到这份台词的时候，要吗感到这些话早就在自己耳边响起过很多遍了，要吗就是觉得怎么对自己的内心和周围的朋友诠释的那么好呢，或者干脆可以借用当年网络红人芙蓉姐姐说过的那句经典话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芙蓉姐姐），“每个人心中都一个海藻”，“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海萍”，“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宋思明”，“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苏淳”等等。

所以，大家表面上是在看一部电视剧，是在看别人的故事，看别人或悲或喜的人生的结局，而实际上呢，可能是在看心中的自己或悲或喜的人生结局，直到在剧情中找到答案，更甚至到最后自己难以接受剧情的结局的时候，干脆自己为故事重新设计结局，比如，今天我就在网上无意中看到一个作者改写的故事结局，大概的情结就是，宋思明在得知海藻进医院以后，在赶去医院的路上被抓，后来是宋的老婆通过掌握的MARK的犯罪证据威胁MARK而营救出了宋，但考虑到宋知道的自己的事情太多，所以，MARK就找到失落的小贝，通过金钱和语言唆使，激发了小贝对宋思明复仇的情绪，最后，在宋出狱后赶往医院看望海藻的路上被飞驶而来的车给撞飞，当场死亡，呆在车里表情木然的小贝被捕入狱，后来就传出了小贝自杀的消息，而在得到这一消息后，还躺在医院里的海藻，在对过往的甜蜜爱情、宋思明的反思以及失去的孩子的追忆中，已经不知道对这些接踵而来的死亡信息应该表现出怎样反应了，她或许能感觉到自己的心在跳，但却没有更多的故事能让她感到心跳的存在。

这是一个凄美结局，我相信也肯定有很多的人愿意为这个复杂的海藻设计出非常美妙的结局。

不过，每个人在欣赏《蜗居》中别人的人生的时候，也是在看自己的人生，这仅仅是对《蜗居》热播的一种解释，而另外一种解释或许可以从，每个人都是看客，都确实是在欣赏别人的故事，而且，这个复杂的故事中，充满了我们这个社会本来已经引发讨论的话题，包括二奶、房价、腐败、官商勾结、奋斗，当然，还有爱情，这能不精彩吗？当然，这些都是在我意料之中。

在我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海萍的经历给了我很大的触动，这个毕业名牌大学的高才生，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勤奋，充满理想，对生活充满热情，对美好的东西心怀坚持，而且，找到一个老公，也与自己的背景很相似，两个人的生活温馨，拥有美好的爱情，在这个发达的充满机会的城市，按道理讲，应该会生活的很幸福，但是，事实上，他们的努力所得到的经济回报确总是让他们与梦想中的房子失之交臂，从更大的层面来讲就是，总是让他们与他们追求的幸福失之交臂，疲于奔命同时，不断的陷入理想的破灭之中。而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官员和素质不高的商人，却总是可以成为强者，他们与这些“强者”的生活交集也是以这些人对他们的施舍来上演的。

对此，从海萍一次次给自己的鼓励中，从一次次的失望中，我看到了她的无奈何茫然，她的一句台词说，“我就不相信，这么大一个城市，就没有我的容身之地”，这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这让我想到社会学创始人孔德的那个时代。大革命后的法国，在1830年前后成了暴发户统治的资产阶级社会。这些暴发户大多出身低微，既没有什么家庭背景，也没有受到过多少教育，全靠个人的奋斗干出一番事业，他们成立新时代的大胆的企业家，他们办起了富于冒险的银行，修建铁路，建工厂，而与此同时，受到良好教育的青年人供过于求，只好在权势者的门外久久的等候着，倍感前途渺茫。这些年轻人不仅在物质方面感到不满，而且在精神上也感到痛苦，这种痛苦被称为“世纪病”，他们无法从理论上解释自己的命运，也没有坚定的信念很信仰作为生活的准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社会学。

那么，海萍、海藻、苏淳，还有我们是不是也在经历这样的“世纪病”呢？

那些并没有收到良好教育的人，在改革的初期因为自己的胆量，而使他们获得了第一桶金，进而在随后的社会发展，走向了官商勾结，而使得这个社会的财富非常不公平的流向他们和官员，这种利益链条不断的被强化，官商共同构成了一个坚固的食利阶层，成为这个社会发展的既得利益者，并不断的通过自己的权利和财富是这个同盟不断的加强，并在自己的后代中得以继承，而像海萍这样的年轻人，尽管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心怀理想，对生活充满奋斗的热情，但总生活在社会的边缘，更严重的是，直到最后他们都难以接受和理解，自己这么的努力，这么的心怀理想，为什么就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生活。

这是一种可怕的情绪积累。而反观我们的社会，这样的失望情绪不仅仅是在知识阶层普遍存在，在更广大的弱势群体中也同样存在，如果长期得不到疏导，或者无法给这些情绪的持有者一个合理的解释的话，这个社会的危机必然来临。

我们这个社会也病了，《蜗居》背后正传达出这一社会的病，这才是更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

下午的时候，读到王波明在新近一期《财经》上写的文字，文中提到泛利大厦19层，这个一度可以认为中国最具现代精神的编辑部，已经人去楼空。而这本曾经毫无争议的成为中国专业财经媒体标杆的杂志，因为采编力量的严重流失，形在而神已销，由此让人不由感叹：其一，为这本杂志感到惋惜，也为其前途担忧，在中国财经媒体并没有走向成熟的时候，一个标杆的存在是很必要的；其二，媒体最核心的竞争力终究是人，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中国媒体的决策者或许应该思考一下，为媒体发展长远计，如何培养人、留住人。

当然，抛却《财经》“崩溃”带给中国财经媒体的悲情，我想，在未来的两三年内，中国财经类新闻周刊会出现一个激烈的竞争态势，市场空间也可能获得新的突破，而且，就目前的格局来看，并没有一个绝对的老大，市场的老大和老二在接下来两三年的竞争中将产生，所以，就目前可以有机会参与这个市场竞争的财经类周刊中，大家需要短期内高打高走，争取在本轮竞争中，杀出一条血路，挤进前两位，否则，将很难再翻身。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我决定从21出来，加盟到中国经济周刊，希望能用自己的文字和自己5年来对媒体的一些思考，为这本杂志的成长提供一些贡献，走出新的一天。

我最看好的就是中国经济周刊这个刊名，这是一个可以成长为一个严肃性财经大刊的名字。

在与21的领导和同事告别的时候，我真诚的说，21是一家优秀的媒体，在我的从业经历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烙印，那是一个富于开放和自由精神的平台，我对刘（洲伟）总所倡导的“拒绝碎片化的新闻”、“强调公共性新闻”、“别人提供的是信息，我们提供的是逻辑和趋势”、“中国道路，全球价值”、“不搞价值观之争，重在方法论”等新闻理念很是信服，这将是我受益很深，所以，不能不承认的是，在这里3年多的经历，足以让我感念一生。

媒体成为新闻的主角，越来越不算是什么新闻了，但这次代表了国内主流财经媒体的《财经》杂志和《经济观察报》的辞职风波一时间还真有点扑朔迷离，俨然就是两个经典的商业故事。

两个辞职事件还是有区别的，对于《财经》杂志辞职事件的报道，对胡舒立和吴传晖等人的辞职事件媒体普遍用“哗变”来进行表述，而对经观仲伟志和孟雷的离开的表述则相对温和的多。

但这两个事件背后渗透的逻辑应该是比较接近的，我也更愿意将这两个事件看做是两个商业事件，只是这个商业故事发生在媒体身上，而且是两个在之前被认为是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媒体。

首先来看《财经》杂志的辞职风波，这是一本优秀的财经杂志，无论是从对严肃财经新闻的操作上还是从一家财经媒体的盈利能力上来看，这本杂志都可以被认为是中国财经媒体的标杆。

但是，长期以来，杂志影响力的崛起几乎完全掩盖了这本杂志背后的体制困局，那就是，这本杂志的商业利益分成机制使得内容操办者和最大利益享受者之间越发显得不匹配，而且，这本杂志的盈利能力越是提升，这种不匹配就越是牵涉到的利益重大，以至于最后解决的途径只有两个，一个是通过谈判使得这本杂志的内容制造者可以获得较大部分的利益分配，另外就是，谈判不成走向破裂，以胡舒立为代表的财经采编团队和经营团队另起炉灶，再造一个财经杂志，而旧的财经杂志则重新招兵买马，守成求新。

直到现在，结果还没有走向明朗。

与财经杂志的“破裂”氛围相比，对于仲伟志等人离开创业的表态中，仲伟志本人和经观的现有领导层都进行了比较温和的解释，仲伟志自己更愿意强调完全是出于对自己新的从业轨迹的探索。

我也基本上认可这种说法的，从仲伟志已有的表态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其新创立的远见传播中，具体业务将包括，一本从事商业地理报道的杂志（月刊）、图书出版、互联网投资、区域经济策划以及旅游开发项目等，从这样的业务设计来看，该公司打造一个上市传媒公司的意图明显。当然，我对通过这些业务拼凑所能带来的盈利能力是否可以被市场认可是持怀疑态度的，原因至少包括，业务过于分散，彼此的关联度并不是很大，而且，比如区域经济策划和旅游项目包装，盈利空间缺乏弹性和想象力。

不过，不管怎样，我还是愿意将这两个事件中的主角胡舒立和仲伟志的选择代表新的媒体人发展的动向——媒体人开始正大光明的进行创富探索了。

在大概十年前的时候，以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道、财经杂志、中国经营报等市场化主力财经媒体的创立和兴起开始，我们看到了一个严肃性财经媒体迅速崛起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这些媒体的成长都和各自秉持的对新闻传统规律的运用和用传统的新闻理想入世密切相关，媒体运营也更多的是依赖于传统的二次销售模式，也就是完全没有摆脱广告的依赖。

那么10年一个轮回，到目前为止，随着互联网的产生和其作为新的信息传播载体被强化，传统媒体的运营模式或将被深刻改变，而且，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商业化媒体的发展空间被激发，所以，传统媒体人实现向商业媒体人转型将成具有更多的可能。

这种转型是被多种因素共同驱动的，第一，这些财经媒体在获得了自己影响力和盈利的巅峰以后，为这种影响力和盈利能力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内容制作者发现，他们的收入并没有得到自认为足额的回报，而依然是作为资本的苦工，所以，挣脱这种体制困局的冲动就越发的明显。第二，随着中国文化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开启，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比如创业板的建立，让很多已经在传统媒体中取到骄人战绩的媒体从业者看到，通过另起炉灶进行新的媒体业盈利模式的探索并快速在资本市场上变现成为可能。第三，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以及人们的阅读习惯的重塑，正在使得资讯传播在变的更加快速的同时，成本却大幅度降低，这也使得优秀的资讯生产者有可能以更小的投入就可以赢取较大的传播效果，进而变现，也就是只要操作思路对，很少的投入就可能成功，甚至实现资本市场的青睐。第四，最近包括现代传播和华谊兄弟的成功发行，其对文化产业创富的示范效应很明显，“别人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呢？”

当然，或许还有其他原因，不过，仅是这四方面的原因足以让很多传统媒体人变得蠢蠢欲动。而实际上，现在可能也确实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时期，所谓创业要趁早，比如，在5年后传统媒体真的频临推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如果再选择进入新媒体平台，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在这样的分析背景下，文章最后，我还愿意对目前包括财经在内的媒体的编辑理念来谈点自己的看法，那就是，很长一段时期，财经杂志对中国严肃性和揭露性新闻操作提供了众多样本，“敢言”一直是财经杂志给人留下良好印象之一，而这次辞职风波中，围绕胡舒立团队和杂志的主管方之间针对财经杂志对国家体制所赋予的报道制度的挑战，亦成为讨论的焦点，并先验性的认为财经杂志的正义性遭遇了挑衅。

对于我来说，我也非常希望财经能够依然为国内的媒体从业者对严肃性新闻的操作提供标杆，甚至作为一面旗帜存在。但是，我也愿意提出，其实财经杂志的这种编辑理念也是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商业模式中的重要一环的，只是按照胡舒立的判断，这样的报道方针可以为杂志带来更多的关注和更正面的声明，进而为杂志带来更多的广告收入，而这种编辑方针也只是代表了可以为财经媒体赢得较好财务数据的理念之一。

基于此，我们可以继续探讨一下，离开了胡舒立的财经杂志是不是可以很好发展的问题。在我看来，离开了胡舒立的财经杂志如果可以找到一个可以支撑起新的盈利空间的编辑思路，也并非不可以继续存在，而且，按照目前的市场需求，如果全新打造一个新的媒体平台，最后是不是可以很快的获得市场的认可，也值得期待。况且，在中国似乎找不出几个可以提供足够政治庇护的媒体挂靠单位供一个理想主义的新闻工作者来自由舞动。

最后总结成一句话，对于一个商业化媒体发展的观察，还是“商业的归商业、新闻的归新闻”为好。

                             一 

应该从哪里开始对大庆油田50年历史的追忆呢？在大庆市解放村管子站南方不远处的一个高岗上，这里分布着一片坟头，有的已经变得低矮，荒草丛生，少有的几个立有墓碑，墓碑上记录着坟头主人的名字。高岗的下方，就是一片被当地人称为“泡子”的一滩浅水。

“当年，为了让会战中牺牲的同志有个安身之地，铁人老队长站在井架上环顾四周，看到了这片高岗，在高岗下面是一滩浅水，于是老队长说，这里风水好，就这里了。”许万明老人讲起这段埋在心底的故事，亢奋的情绪一下低沉了许多。

许万明，甘肃武威人，1939年出生，今年70岁，1958年加入玉门油田贝乌5队（后来铁人1205对的前身），1960年3月25日随王进喜一起从玉门油田来大庆参加石油会战，因在会战中的英勇表现，被称为“小老虎”，传诵至今。

随后，在王进喜的带领下，大家用土在这片岗子上围了一个大圆圈，里面就成了那些在会战中牺牲了的同志的公共墓地，只是，当时艰苦的条件并不允许铁人和活着的队友们为这些牺牲者立碑留名，使得他们默默的在这里一眠就是近50年。

50年后的今天，他们并没有被完全遗忘。在这些无碑的坟头的坟尖上，几乎都被用砖头压上了一打没有燃烧的冥纸，冥纸上风吹雨打的痕迹明显

。每个坟头都代表了一个富有悲情的个人命运吗？或许是。但也就是在这多少有些悲情的个人命运背后，却是代表了当时国家集举国之力打破“石油困乏”这一发展瓶颈的努力。

那时，新中国成立10周年。                             

                                    二

 在大庆油田的历史陈列馆内，参观者会看到这样一个统计：从铁人王进喜开始，在此后历次中共中央委员会中，都会有一名来自大庆油田的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他们中间包括了王进喜、张洪池、吴全清、王志武，以及刚刚调任黑龙江省副省长的原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王玉普。

这一安排是作为党和国家给大庆油田的一份特殊“政治大礼”被不断的延续和传承的，无论是在革命为主线的年代，还是在发展经济为主线的年代。

由此，大庆油田在党和国家发展中的政治地位可窥知一斑。

而大庆油田被赋予这样的政治地位，甚至在其被发现之前就可能被想象到了。

大庆油田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闯入中国历史的。

1959年，中国石油消耗总量为505万吨，其中，国内自产的仅为205万吨，自给率只有40%多一点，于是，国家不得不消耗大量外汇购置进口原油和成品油。而当时的中国受西方封锁，外汇少得可怜，甚至有时不得不拿出国库里的黄金通过香港友人转手套些外汇回来。当年一年的石油进口用掉的外汇就占了国家外汇总量的6.7%。

此外，对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来说，当时的中国边境，形势严峻，随时面临着战争的威胁，而一个常识就是，如果“没有石油，飞机、坦克不如一根打狗棒”（时任三军统帅的朱德语）。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59年9月26日下午四时许，大庆的第一桶工业油流在松基三井流出。从此，当时还叫大同镇的这片土地就和石油一起高调的进入了国家领导人的视野，并深刻影响着此后50年的国家历史。三年多后的1963年，大庆油田产油439.34万吨，占全国647.78万吨的67.8%。

当年12月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庄严的宣布，无论是在数量还是油品质量上，我国石油基本实现了自给，中国人把贫油的帽子甩进了太平洋。

而且，如果分时期来对大庆油田的经济史作出考察，就会发现，在1959年国家最需要石油的时候，大庆油田就真的被发现了这个油田；在国家建设亟需大量外汇支持的时候，这个油田就开始不断创造新的产量纪录，像印钞机一样为国家提供给了大量的所需外汇。                           

                                                     三 

当然，如果对大庆油田的开采开发历程进行考察的话，就会很清晰的发现，大庆油田对近50年来的中国发展的影响，其政治性意义和经济性意义从一开始如影随形，密不可分。这使得大庆油田也成为了新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兼具政治和经济双重意义的“红色地标”。

1960年初，为了尽早实现大规模开采，以使得我国石油早日实现自给，在中央的统一协调组织下，大庆石油会战开始了。

从这一年开始，来自全国工业战线以及三万名转业军人共计4万多人的会战队伍，以农垦的名义从全国各地开赴大庆（因为当时国家要保密）。这其中包括王进喜带领下的1205钻井队的37人，他们赶到大庆的时间是1960年3月25日。

如果4万人同时涌入一片荒原上，那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吃住马上变成了最大的问题，所以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五两三餐”，“就是一个人一天也就吃半斤粮食”。

而更要命的是，当时使用的钻井设备，刹把和锚头最容易伤害人，“一不小心，胳膊就被卷进去了”。以至于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今年6月份来大庆油田视察时，还专门询问现在的钻机是不是解决了锚头伤人的问题。

“有的人就受不了这个苦，所以就逃跑了。”当时铁人1205队的一位队员陈妇勋说，自己之所坚持下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自己从小就吃苦，“习惯了”。

“如果父亲当年不逃，现在我应该也是大庆油田的职工了，比开出租车强多了。”我大庆萨尔图机场出来，正好遇到一个出租车司机，其父亲1960年从湖北来大庆参加会战，为了养活7个孩子，最后就跑到现在大庆市下属的肇源县的农村务农了。

不过，并没有详细统计过有多少人在那种条件下选择逃跑，但更多的人没有选择逃跑，其中包括那些牺牲的人。

在许万明所知道的4个牺牲者当中，有两个是自己的好朋友，一个叫张启刚，一个叫明凤贤，“而更多的人都没有留下名字”。

如今，在他们下葬的这片高岗上，除了周围下葬的这些已经无法获悉姓名的“老会战”外，明亮的太阳下，这些稀疏的墓碑旁，新的“磕头机”不断出现。而这些“磕头机”一上一下规律运动中所表现出的温情，似乎都饱含了对这些“老会战”的无限感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