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新观察

　在国际电影节获奖的独立电影《光棍儿》，让很多人重新记住了张家口。电影讲述了张家口市万全县顾家沟村四个光棍的故事，故事中深刻的贫穷对这个村庄社会关系“荒诞而又荒凉”的塑造，挑战了很多人对中国乡村贫穷认知的底线，尽管导演郝杰说，电影完全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

而考虑到顾家沟距离北京仅150公里，使得舆论讨论的另一个焦点是：真的难以想象距离北京这么近的地方，还有这么贫穷和落后的地方。

事实上，直到今天，与顾家沟一样，在北京的周边还有很多贫困地区的存在，这些地区曾被统称为“环首都贫困带”。

5年前，亚行的一个报告，将环首都贫困带的问题正式系统的提出来，自此，在京津冀一体化和首都经济圈相关话题的讨论中，针对这个贫困带的存在和出路的讨论，再也无法回避。就这一贫困带的形成，一个很流行的解释逻辑是，京津的发展（尤其是北京）在京津冀地区不但没有能够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而是将虹吸效应发挥得淋漓尽致，以使得周边地区的贫困问题越发明显。

6年后的今天，当京津冀地区一体化发展因国家正式启动首都经济圈规划而进行重新思考的时候，以及在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因应时势，分别就自己的发展战略做出较大调整和更明确的战略规划背景下，针对该区域发展的辩论进一步升温，“环首都贫困带”地区的发展命题依然无法回避。

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本期“国家经济地理”特推出针对环首都贫困带的再调查专题，试图从贫困带地区与北京的利益互动机制的过去、现实和未来这一角度，对贫困带进行基于出路找寻为目的的探讨。

我们的调查显示，和5年前一样，这一地区的贫困与相邻的北京郊区的贫富差距依然明显，并呈现为数字统计上差距进一步扩大。

此外，一个鲜明印象是：在这线贫困带地区，在与北京边界的两边，无论是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还是公共服务水平，出现了剧烈的反差，这一现实给出的提示是：这一地区的贫困差距鸿沟，与行政区划的归属具有直接的关系。也正是在这样的认知下，包括张家口在内的贫困带所处地区，从地方政府官员到老百姓，都一度表达了通过行政划拨的方式来享受到与边界地区北京一方同等的福利和生活水平，以实现脱贫。而且，在这里地区的历史变迁中，确实也伴随着相关地区因为划拨北京而一夜之间脱贫。

顺着这一逻辑延伸下去，在河北民间甚至提出了分拆河北省，将河北环首都地区的贫困地区直接划归北京的方案。在我们看来，这并非是毫不照顾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拍脑袋决定，而是立足于困扰河北省省域经济发展中最为严峻的现实之一：“河北省的悲剧就在于没有中心、不成体系”。当然，这样的方案短期内无法被接纳，但这样一种表达也是需要正视的。

回到互动机制问题上，以张家口为例，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官方的主张还是实际的经济联系，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资源流动都是以北京为中心展开的，而只是说因为行政区划的归属，使得这些地区无法享受到与同一地区但归属北京的地区所享受的财政补贴和转移支付。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传统的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补贴机制和转移支付体制已经无法与当下的区域互动机制相匹配，而在更小也更具现实意义的层面上来看，针对包括环首都贫困带的问题，正在进行中的首都经济圈规划，至少应当拿出在京津冀地区内进行基于市场原则的新的利益协调机制的设计。

现在，不只是需要重视环首都贫困带的问题，而是到了必须下决心解决的时候了。

（注：本文是为《21世纪经济报道》国家经济地理版“环首都贫困带再调查”专题 所写编者的话，已见报。）

　

大连怎么了？

近两年频发的安全事故，使得这个一度为众多城市所模仿的对象，突然让人有些无法理解：如果说一两次的安全事故可以用偶然的逻辑进行解释，但是，多次发生的事故就促使我们不得不用必然的逻辑进行追问。

在对这个大连百年城市历史的追溯中，我们发现，尽管这个城市的命运几经变迁，但是在其产业选择和发展逻辑中，重化工化从其作为近现代城市诞生开始，就成为这个城市一以贯之的选择，并在有些摇摆的城市定位变迁中，得以保持，最后亦变成了这个城市无法摆脱的产业依赖症。

大连为什么会走向这样一条明知道充满危险的道路，并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较为传统和习惯性的解释是，重化工化的城市工业体系无论是城市经济总量还是在提升城市经济竞争力的角度，都成为较优的选择，更何况，这个城市从100年前就开始了自己的这一工业传统，后来者如果没有非凡的勇气以及寻找到更具明显优势的新的产业体系，是没有理由对这样的产业发展道路做出调整的。

对于这样的解释路径，我们很好理解，也很容易表示赞同。但是，在对大连产业发展逻辑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这样一个现实：这个城市的重化工化的工业体系使得这个城市在中国历史的演进中扮演了更为国家化的角色，而这也使得这个城市的工业体系选择乃至城市发展定位的选择，从一开始就被赋予非常明显的国家战略意图，并在实践这一国家战略意图中，错失了自身调整的机会。比如，解放后，大连在沿海城市中工业基础比较好，中央将其定位为重要的国防工业城市，那么，大连地方政府似乎有充分的理由“屁股要坐在工业上”。

而事实上，不光是大连，对任何一个城市而言，在被赋予了明显的而且是重要的国家产业发展战略意图的时候，一定是充满了诱惑，当然也充满了陷阱。如果一个城市的发展命运过多的着力于对单一的产业发展意图的实践，那么，伴随着国家工业体系的发展完善和调整，以及这种完善和调整在区域和空间上的布局变化，势必有一批城市将成为历史过往。当然，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国家新的产业发展布局和战略意图在区域和城市中的重新布局，亦会重新诞生一批区域或城市经济的明星。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单一的产业体系无法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的未来，对一个城市经济体而言，更是如此。在这一点上，包括大连在内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多个城市，以及三线建设时期的重点地区和城市都增遭遇类似的境遇。只是说，大连的特殊性在于，尽管其城市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被赋予的战略意图几经变迁，但至少总被国家相关发展战略所关注，没有被边缘化，这也使得其直到目前，依然可以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只是，在重化工化的道路上积重难返，直至像今天这样，事故频发。

我还一度在思考另一个问题：因为大连固有工业基础，使其成为国家工业体系布局、东北振兴以及辽宁经济振兴重要的战略支点，也被分别从这三个层面赋予这个城市相关的城市发展定位，并冠以战略之名，这是否使得大连有点老牛拉大车的意思，一系列战略定位成为这个城市的所不能承受之重？进而像大连当地的经济观察家所说，定位有些混乱，自己也被搞乱了。

所以，对于今天的大连而言，必须考虑一个城市美好的人居环境的保持以及可持续的城市经济竞争力的产生，到底应该从哪些方面找到灵感，并将这种灵感灌输到城市经济的发展决策中去。还好，尽管曾经骄傲的大连居民已经开始喊出了“谁的大连？”的口号，但从他们为这个城市的奔走乃至为了拯救这个城市的精神所进行的行为艺术中可以看出，他们还没有放弃这个城市。

（注：本文为《21世纪经济报道》国家经济地理版最新一期“大连迷城”专题所写编者的话，报纸将于2012年1月7日上摊，敬请关注。）

　

在出发去芬兰之前，芬兰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溥明睿先生曾问我，对芬兰的印象是什么，我的回答是那是圣诞老人和诺基亚的故乡。相比这也是很多人对芬兰国家的想象，圣诞老人和诺基亚已经是芬兰的象征。

大家都知道，圣诞老人居住在芬兰拉普兰的科尔瓦山，没到圣诞节都要从那里出发去给全世界的儿童们还有大人们赠送礼物。所以，可以想象，每年的圣诞节，总会有来自全世界的游客来到这里近距离的感受圣诞老人的温馨，圣诞老人因素也成为拉普兰地区旅游发展重要推动力，虽然，近些年随着赫尔辛基城市旅游的吸引力大幅提升，每年游客量每年都超过整个拉普兰地区的游客量，但每年年底最吸引游客的当属世界上真正唯一的芬兰圣诞老人，他每年接待仅从英国来的游客，就有数万人之众。当然，随着圣诞节在中国的流行，冬天到芬兰去看圣诞老人，也成为很多中国孩子和大人的向往。

我问溥明睿先生，作为圣诞老人的居住地的国家，芬兰人对于圣诞老人的理解和英美等其他信奉圣诞节的国家有什么区别？他的回答是，最大的区别是，圣诞节在芬兰之外的国家，更多的被赋予了商业化的色彩，但是，在芬兰，虽然也被很多商家作为商业开发的因素来看待，但是，更多的芬兰人还是从真正的信仰和情感角度来看待圣诞老人。这样的回答或许有些外交辞令，但是，我也更愿意相信，芬兰人对于圣诞老人的理解与其它国家和地区应该是有所区别的。

毫无疑问，圣诞老人已经成为芬兰印象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点和诺基亚很相似。但也有很大的不同。诺基亚在全球手机通讯产业中的地位已经无可置疑，虽然其在本轮智能手机出现以后，开始呈现出失败的迹象，但是，有着长期的技术和设计创新传统的诺基亚，从困境中走出，对此我还是比较乐观。而“诺基亚”这三个字，在芬兰无论是经济界还是文化界看来，都超越了简单的代表手机和通讯产业的涵义，而是与这个国家经济奇迹、创新能力、竞争力、国家荣誉等多种内涵密切相关的。

回顾整个诺基亚公司的发展和芬兰国家经济的发展过程，芬兰经济界都普遍认同将芬兰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多次经济奇迹中的一个，代表了芬兰经济崛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诺基亚产生之前的许多世纪以来，这个小国和他稀少的人口主要生活在北欧边缘，以农业和森林为生。但诺基亚在移动手机业务的成功使芬兰变成世界著名的诺基亚之国。

荣誉有时候也是一把双刃剑。在芬兰外交部的招待晚宴中，我就问外交部的相关官员，对于诺基亚如此强烈的甚至是排他性的对芬兰国家经济的象征性，是不是也整个芬兰国家形象和经济竞争力的推广带来困扰。该官员的回答是肯定的，在其看来，他们首先为芬兰拥有像诺基亚这样的优秀的公司而感到骄傲，但是，她也更愿意表达的是，芬兰不仅仅只有诺基亚，在新能源、生物技术、海洋科技等领域，哪怕是传统的制造业中，芬兰也拥有非常优秀的企业，所以，他们也希望将更多能够代表芬兰国家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品质的产品、企业、理念推介给全世界。

事实上，芬兰经济对诺基亚公司的过度依赖一直是人们评论的焦点，“经济支撑的单一性使得人们担忧匹马难支”，“被急速全球化和竞争包围的世界经济，对于一个小国家来说是严峻的挑战，而且，诺基亚单兵作战不能决定芬兰的未来。”此外，因为一些人的一夜暴富，人文主义者也担心失去芬兰传统价值观。

不过，这并不影响芬兰人对这样一个共识的提出：“诺基亚和芬兰民族以及文化的联系是切实的，人们无法想象21世纪的芬兰如果没有诺基亚会怎么样”。

但是，如果顺着这个逻辑思考下去，在我看看来，诺基亚的品牌形象，虽然在产品质量上获得了消费者足够的信任，但是，还没有成为科技创新的象征，尤其是在本轮智能手机开发的竞争中，使得诺基亚的品牌遭遇到了很大的挑战，而其最新与N9手机一期推出的“不跟随”的口号，事实上使得诺基亚已经承认了其作为追赶者的地位，对诺基亚将更是一个打击。

芬兰当下正在追求新一次的经济发展奇迹，新的经济奇迹的发生，或将寄望于一个超越产品荣誉的品牌的诞生，就像圣诞老人一样，成为可以表征芬兰国家经济和生活创新信仰的品牌的出现，而这也正是诺基亚和圣诞老人的最重要区别之一。

　

与森林一样，湖泊早已经成为芬兰人国家自然认同中重要的一部分，将近19万个湖泊分布于芬兰的土地上，使其成为全球拥有湖泊最多的国家，而湖泊也成为芬兰人生活中重要的元素。比如，湖泊成为包括赫尔辛基在内的很多城市景观规划的重要逻辑，成为乡野之间颇具关怀含义的商店和加油站修建的背景，成为很多企业进行工厂和办公大楼建设选址时的重要参考因素，当然，在47万个夏季别墅中，有很多也是分布在湖泊的旁边，在这里，他们可以完成垂钓、划船、桑拿、水上运动等。

这也使得我比较感兴趣的是，这么多的湖泊除了为芬兰提供了较多的淡水资源和较为丰富的景观资源之外，湖泊为芬兰还在提供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和邻居瑞典和丹麦不同的是，尽管芬兰拥有很多的水资源，但是，因为其地形多为丘陵和平原，没有较大规模的山脉，所以，水资源的落差就比较小，这使得芬兰的水电并不丰富，这也是为什么芬兰较多的进口来自俄罗斯的电力和能源资源，以及其它邻居的水电资源的原因。

在我们驱车从斯道拉-恩索的工厂区会赫尔辛基的路上，司机师傅特意找了一个湖泊让我们下车在湖边拍照留念，在湖边的小路上，霜冻的路面，明显可以看到汽车轧过的轨迹，而在湖边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三座并排而建的红色木头别墅，以及湖边用木头搭建的观景台。站在观景台上，远眺湖的对面，阳光正打在淡黄的芦苇荡上，芦苇荡随风起伏，随风起伏的还有蓝色的湖水，以及远处阳光下的树林，这幅画让我们一同参观的人顿时欢呼雀跃。很明显，在这些看似远离城市的湖泊边，却充满了人生活和活动足迹，这些湖的存在，显然是作为人的生活方式中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存在的。

后来知道了，在芬兰，无论人们对乡村还是城市的追忆和向往，都少不了湖泊的存在，一项针对芬兰人心目中最理想的居住环境的调查中，绝大多数人选择的答案是，“城市中心湖泊边的红色木别墅”。当然，居住的环境中有没有湖泊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城市还是乡间，芬兰人都离不开桑拿屋，所以，桑拿也被认为是给人最神秘的印象之一，“这个著名发明定义了芬兰人；是理解芬兰人精神最好工具”。

从赫尔辛基机场最新推出的桑拿服务游客就可以感受到桑拿之于芬兰的意义。而实际上，无尽的与桑拿有关的词汇和产品也应运而生，从桑拿香肠到桑拿语言，将告诉你怎样深入了解芬兰文化。当然，无论是芬兰官方的宣传册还是芬兰当地人，都会告诉你，“尽管现代桑拿随处可见，从公寓楼到健身房，但是人们仍然认为最好的桑拿是在乡下别墅的木屋桑拿”。

在芬兰的官方宣传册中，曾提供了这样一段文字：“在宁静湖边隐居，远避邻居们的注视，芬兰人需要的是一个简易的桑拿木屋。在仲夏之夜，烟囱里冒出一缕白色的延误；在极小的桑拿室里，桦树在炉里噼啪的燃烧。在清凉的空气下，音乐可见芬兰人裹着毛巾走向桑拿”。

这是很多芬兰人都很熟悉的画面，这里面所涉及的元素：桦树、湖泊、森林、桑拿屋、木头别墅，构成了芬兰人理想居住生活的环境。

而且，之所以说桑拿成为了理解芬兰精神最好工具，其理由还包括，在这样一个国度，最重要的决定和最亲近的友谊关系都是在桑拿里形成的”，这些决定中当然会包括影响和足有这个国家命运的一些决定。

“桑拿是与朋友共处的好去处，那是待客的最高礼节”。所以，到了赫尔辛基机场，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在机场的桑拿浴场中休息一下，就很好理解了。

　一，

当下的中国大陆，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开始为大城市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人满为患等所谓“大城市病”所困扰，他们开始对回到乡村、田园、自然而做出准备，并开始有所实践。与此同时，如何快速的完成中国乡村的改造也成为了各级政府努力的方向，在这个方向主导下，正在实践着资本下乡、人才下乡等多种开发战略，寄望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路径，实现对乡村落后面貌的改变，对这些曾长期被边缘化的地区，实现文明化的改造。

这是两种不同情怀主导下的“怀乡病”，而在这两种不同的情怀主导下的乡村改造会选择不一样的路径，当然，也会带来不一样的效果，但无疑，在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政策下，都遭遇到了规则和政策的挑战，在挑战面前，第一种或许可以通过柔性的乡情和个人化的亲情、友情使得城里人在回乡的路上，变得可行。而在第二种更多带有城市文明对乡村面貌快速、强力改造的霸道逻辑下，已经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冲突、流血甚至是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已经带来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进而会影响到这个国家的走向。

我比较愿意相信，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矛盾的发生机制之一就是，满怀自信和霸道的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的野蛮践踏。而要解决在这一发生机制下产生的矛盾，首先需要彼此明白的一个问题是，从乡村到城市的距离到底有多远，然后，我们才可以负责任的思考，这段路应该怎么走。

二，

在来打芬兰之前，我对这个国家70%的森林覆盖率已经有所听闻，但是，当车长时间行驶在被森林所覆盖的土地上的时候，你还是会对眼前的景色感到有些出乎意料。

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亲眼见证了一个芬兰小城如何伴随着摩托车奔跑声从睡梦中苏醒，然后看到橘红色的朝阳打在城堡式建筑的屋顶，然后洒向大片的树林，直到最后，我们才看到温暖的太阳从树梢下面升起，为更多的森林披上阳光。那一刻，我们都被眼前的蓝天、一望无际的森林、安静的阳光所打动，快速的按着相机快门，并感叹称，对于业余摄影爱好者而言，这样的美景还只是在明信片上见过。

车在柏油路上奔驰，一路上我们除了看到绵延无际的森林外，还看到隐藏于树林中的木屋别墅以及那被孤独的烟囱所表征的林间桑拿屋，还有不时出现的湖泊，当然，还有红色的小屋，以及小屋前面被整理的很平整的田地。这就是芬兰的乡村了。

在不到100年前，这些基本上还是芬兰这个国家最具代表性的风景和生活方式的背景，不仅仅代表了这里的居民对生活方式的最大依赖，也为较多的人认为，这就是这个国家生活的未来。自然赐予了芬兰大片的森林、超过18万个天然湖泊，于是这里的人们从森林开始，经营自己的生活，伐木和农业长期主导了人们的职业，依湖而居，过着田园式的生活。甚至在更多的人开始接受工业化和多元化的文化教育以后，更多的年轻人奔向城市寻找工作和新的文化依托的时候，老人们依然对森林和自然保持了持久的眷顾，而艺术家们也依然将自然、森林、湖泊、农夫、乡村淳朴的姑娘，作为其艺术创作的素材，表达着植根于内心的乡愁。

当然，后来的历史是，和全球其它国家一样，这里也难以避免的开始着城市化，更多的人开始向南部沿海的以赫尔辛基为代表的城市迁移，芬兰也在其多次的工业化革命中，完成了国家经济的产业构建和国家整理竞争力的提升，在这过程中，诞生了像诺基亚、瓦锡兰以及北欧设计等在全球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工业企业和形象，也形成了向赫尔辛基、坦佩雷、瓦萨等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城市及其城市经济。

如果单从时间跨度而言，芬兰可谓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城市化的过程：在1900年的时候，芬兰的城镇居民占人口比还仅仅是7.5%，而且，直到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对很多芬兰人而言，在乡间拥有一个自己的别墅和一块种土豆的小田地，还是其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在其后的50多年里，才开始大规模的往城镇转移的过程。

不过，到今天，似乎已经没有再去统计芬兰的城市化率到底是多少的必要了，因为，对于很多人而言，想明确的区分其是一个农村人还是城市里人，一个家庭是一个城市家庭还是一个农村家庭，并不容易——在500多万人口的芬兰，离开城市而建的夏季别墅或说乡村别墅已经达到47万之多，而且，这一数字还在增加，因为，无论是还在城市工作的还是已经退休的芬兰人，在乡间修建一所自己的别墅并配上一间自然的桑拿屋，已经成为很多人的选择，甚至越来越多人认为这是其最重要的居住方式，而那些分布于乡间的别墅，也越来越被很多人认为是其真正的家。

在仅仅对城市保持了不到一个世纪的向往的芬兰人，已经开始了重归自然和乡村之路。这给我带来的思考之一是，乡村和城市到底谁代表了文明？或者可以说，是否代表文明从来都不是区分乡村和城市的标准之一，更非唯一标准。可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国大陆，在我们中间，突然几乎所有人都开始先验性的认为，城市代表了更现代的生活方式，而乡村却成了落后和边缘化的象征？

当然，越来越多的芬兰人开始移居乡野的情况，也让我在思考另一个问题：在进行从城市到乡村的迁移中，应该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完成？无论是这种迁移更多的源于城市病的逼迫，还是源于人的内心对自然、田园的淳朴追求。我们目前看到的是，更多的围绕中国大陆乡村的改造中，官员们最热衷的口号之一就是，用建设城市的思路来建设乡村，用发展工业的思路来发展乡村。并在这样的口号和逻辑之下，让一个个乡村消失，让一片片土地变成城市，城市化也成了一种运动，在运动中并伴随着对人和权利的践踏，暴力、冲突、流血每天都在发生。

三，

虽然芬兰是全球人口密度最小的国家之一，在北部一些地区甚至每平方公里不足2人，而且，国土范围内多丘陵但无大山脉，再加上森林的覆盖和湖泊的分布，水资源和风光资源都使得人们有足够的自然空间可以选择分散居住于乡间，这使得芬兰的居住模式并非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可以模仿的。

但是，在这个国家的文化基因中对自然、乡村的情感，以及在在人们的心目中城市和乡村或许只是影响和体味生活的两个方面的思维，确实值得我们思考一下，城市和乡村的距离或许并没有那么遥远，更非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以至于使更多人狂热的主张用城市化运动来消灭乡村。

在芬兰参观一家名为斯道拉-恩索的造纸企业的工厂时，我们登上工厂内一个高台，正好看到美丽的晚霞，将整个天空和视野范围之内的森林尽染成了显眼的彩色，在我们的远眺中，没有看到一个高楼大厦。在这个占地10平方公里的工厂区内，并没有工人的居住区，工厂的负责人告诉我，工业大概生活在距离工厂20-3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他们开车上下班，这样的生活方式也并没有让职工感到苦不堪言。

这亦让我有点吃惊，因为在之前我采访多个中国大陆的开发区的时候，开发区所在的城市决策者以及开发区的决策者，普遍感觉到的困境是，这种一开始为工业发展所主导的园区发展，普遍遭遇到工人生活无法满足的困局。于是，我们看到很多先发的中国开发区，都在开始进行所谓开发区的城市化改造，新建设的开发区也在试图尝试一种“产城融和”发展的新模式，让工业区和生活区离的更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这样的发展模式，或许未来会遭遇的困境是，工业区的噪音、环境等污染问题。

所以，在芬兰参观的过程中，我就在考虑，中国大陆的城市、工业区、以及乡村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其求解思路或许就在于将城市、乡村、工业区放到一起来看，而非现在的对立起来看，城市里的问题可能从乡村中可以找到答案，乡村的一些问题可能从城市能找到答案，工业区的问题可能从城市与乡村中找到答案。

后来，我们的车驶离斯道拉-恩索的工厂厂区，道路两边大片的森林不断成为身后的风景，成为身后风景的还有，隐藏域森林中的木屋别墅，以及别墅中闪烁的灯光和从桑拿屋烟囱中冒出的淡淡的烟，不知不觉，我们进入了一个人口不过10万的小城，就像我们不知不觉的驶离赫尔辛基，进入另一个存在森林中的企业美卓公司的办公楼一样。

在芬兰，城市、乡村、工厂之间的距离，总是那么近，甚至让人感觉不到距离的存在，这，让我陷入思考。

　

在来到赫尔辛基之前，有两点是我比较期待的，一是当年在俄国沙皇的直接影响下完成城市主体建设和城市建筑设计的城市，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传说中的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让这个一直对走读俄罗斯心存向往却直到今天都而未能实现的中国记者有些难以释怀；二是了解一些建筑史的人都应该知道，赫尔辛基与著名的建筑和城市规划大师老沙里宁有过密切的交流，其在这里接受了有关建筑和设计的教育，而且，直到目前都是赫尔辛基城市最著名的标志性建筑之一——赫尔辛基火车站即为沙里宁的作品，而在赫尔辛基的城市发展规划中，曾成为老沙里宁“有机疏散”理论的实验场之一。

赫尔辛基作为芬兰首都的诞生和成长，都是与俄罗斯有着密切的联系。赫尔辛基作为芬兰的重要城市进行建设，是在18世纪上半业俄国沙皇彼得大帝决定在芬兰湾最东部的涅瓦河上建设圣彼得堡，并将圣彼得堡作为首都进而使得圣彼得堡快速发展以后。但是，赫尔辛基成为芬兰的首都并真的进入决定城市后来几乎全部的规划、精神和气质的阶段，却是在19世纪初芬兰成为俄国的大公国以后——为了加强联盟并防范来自老对手瑞典的影响，亚历山大在1812年决定把芬兰的首都从图尔库迁到赫尔辛基，并下令全面重建城市。

今天，到赫尔辛基的每一个游客，都会到参议院广场和芬兰湾边立有俄沙皇夫人纪念碑的露天广场。而参议院广场从建成开始就一直是这个城市最重要的符号和象征，从这里不但可以看到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物代表，这个广场也延续了圣彼得堡以及柏林的城市规划中作为城市中心的规制，成为赫尔辛基城市的中心，这一地区集中了芬兰政府、国会、赫尔辛基大学以及白色高大的路德教堂等建筑。这一地区很明确的表明，无论是从城市的规制还是从建筑风格，赫尔辛基都被打上了鲜明的俄罗斯风格。

这当然不是赫尔辛基城市建筑的全部。在被认为赫尔辛基城市建筑骄傲的另一个建筑是火车站，这是老沙里宁的作品，从建筑语言的表达到实用性，都可称之为代表了赫尔辛基建筑设计的风格，保存了一百多年，至今还完好的发挥着车站功能，并成为了赫尔辛基市最著名的一个景点。

当日，我站在车站广场，看行人匆匆，可以很明显的感觉，这个车站设计已经完全融入了这个广场的总体规划当中，而实际上，在这一地区，改车站成为了这里最核心的建筑，是一座功能性和美感结合的非常好的经典建筑作品。现在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建筑本身，和老沙里宁一样，为芬兰的建筑设计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说到老沙里宁，在这里应该都介绍几句，历史性的来看，他被公认为天才的艺术家可谓名副其实，其在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工业设计、绘画等领域都曾取得优秀的成绩，而其在城市规划领域的“有机疏散”理论，更是深刻的影响了世界城市规划理论和城市发展实践。

他曾在赫尔辛基大学艺术学院学习绘画，同时在赫尔辛基理工大学建筑系学习设计，并于1897年毕业。这两所大学为芬兰培养的很多优秀的设计师。他的建筑设计风格受到英国格拉斯哥学派和维也纳分离派的双重影响，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赫尔辛基火车站的设计上。

而老沙里宁真正的走向世界，应该说是美国开始的。1922年他参加美国芝加哥塔国际设计竞赛获二等奖。随后携妻子洛雅移居美国，先在密歇根大学建筑系任客座教授，次年遇到美国新闻界巨贾乔治·波琪 (George C．Booth)，两人一见如故。两年后老沙里宁一家移居到布隆菲尔德.西尔斯 (Bloomfield Hills)。1932年匡溪艺术设计学院正式成立，老沙里宁担任第一任校长并在此前规划了整个校园，设计建造了校园内的主体建筑。

也正是在这个学校，老沙里宁结识了中国古建筑研究开创者梁思成，以及后来在梁思成的引荐下，招纳吴良镛为其助手，其后的历史大家就相对比较清楚了，作为沙里宁的学生，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吴良镛协助其老师梁思成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并在很多中国城市的发展建设中发挥了很大很好的影响，为中国的城市规划师赢得了世界性的尊重。

也正是通过吴良镛先生，使中国的城市规划界，更好的认识了老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的理论。“有机疏散”思想最早出现在1913年的爱沙尼亚的大塔林市和1918年的芬兰大赫尔辛基规划方案中，而整个理论体系及原理集中在老沙里宁 1943年出版的《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一书中。

在理论界看来，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奥地利建筑师瓦格纳（Otto Wagner）的维也纳中心规划以及英国建筑师恩温的伦敦花园新村的规划，对沙里宁有机分散规划思想的酝酿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机疏散”理论认为城市混乱、拥挤、恶化仅是城市危机的表象，其实质是文化的衰退和功利主义的盛行。城市作为一个有机体，其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其中必然存在着两种趋向――生长与衰败。应该从重组城市功能入手，实行城市的有机疏散，才可能实现城市健康、持续生长，保持城市的活力。“有机疏散”理论把城市规划视为与城市发展相伴相随的过程，通过逐步实施“有机疏散’来消解城市矛盾的思想。

在中国，这一思想的应用多次体现在吴良镛先生对于北京城市发展的规划主张中，不过，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看到，北京的发展并没有能够很好的实践这一思想，北京的城市也正深陷困境。

回到赫尔辛基，后来这个城市的发展历史表明，在其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和开拓中，也并没有能够完全的实践老沙里宁“有机疏散”的理论，但也并不能据此就判定为赫尔辛基城市后来的发展就是失败的，更何况，在我看来，任何一个城市的发展都不可能完全按照一个既定的理论来进行规划建设，一方面我们期待一个美好的理念和规划思路可以将一个城市带向美好的人居环境，但是，城市发展本身也确实有其自己的内在的规律，并随时可能为一些不可预期的偶然事件所影响，甚至是根本性的改变，在这样的开放思维之下，更多的城市都是在充满偶然因素的变迁过程走向了今天的美好和失败，以及未来的美好和失败。

但不管怎么说，当我走在赫尔辛基的城市街头的时候，确实为这里的多种城市符号所感动，比如，略显笨重的绿皮有轨电车，以及电车下面纵横交错的电车轨道，还有电车上面类似蛛网的电缆，这样的组合或许和我们想象中的现代化有些差距，但在高原的天空之下，却给人以古典的庄重，甚至有点童话世界的梦幻。还有那被高高悬吊于道路中间的孤独的路灯，以及那写随处可见的墙面上镶嵌的雕塑。

赫尔辛基是一个集合了多种文化、历史、建筑等符号、元素的城市。虽然说考虑到这里的城市人口很少（大市区内总共也就100多万），对中国的城市或许没有太多的借鉴意义，但是，至少可以提醒我们：一个城市应该尊重自己的历史，城市作为时间的雕塑，应该拥有自己城市史的表征符号，这种符号可以是一座破落的建筑，也可以是一条很早在地图上就存在的街道；一个城市还应该为生活在这里的人着想，城市是作为人居环境的城市，所以，和为了方便很多人开车而修建更多更宽的马路一样，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也应该得到重视；与赫尔辛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更多的城市正在走向大的方向，而其实城市很多时候可能还真是小而美，中国的城市化或许可以在更多的地方尝试一下小城之美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