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的享受

    三年，转瞬即逝。

这个开头从我见到老胖那一刻起我就想好了。

    老胖，惜日大学同窗，因为经常在一起打篮球，所以，相较于其他同学关系还要铁上几分。从大学毕业算起，距离上次见面足足有三年时间，这次在北京终得一见，电话中我再三强调，“一定用一场篮球来招待你”。不过，见了面后，我顿时改变了这个提议。

    他身体还是那么胖，之前总是被精心照料的稀疏头发现在已经变为板寸，头皮雪白。目前在河南地市一家报纸做个小领导的他，本次来京也是参加一个由人民大学组织的一个关于报纸版式创艺和包装的培训，所以我们的谈话也从这个话题开始，简单聊了几句业务，然后就是感慨光阴似箭，转眼间，兄弟们各奔东西以后，成家的成家，生子的生子，境遇开始变得更家多元。

    谈话间，他告诉我说，要尽快赶回家去，因为刚满四个月的女儿之前都是由他哄着睡觉，这两天他一出来，每天到该睡觉的时候就哭，所以他要赶快赶回去。这让我想起来，之前一个年长的同事说的，结婚的男人和未婚男人的最大区别可能在于“责任心”。再看到他那身西装革履的装扮，我知道再提篮球可能是有些不合时宜。

    三年后，不同的人开始对幸福进行不同的诠释。之前我似乎从来没有仔细的想过这个问题。

    上周和一个同事一起去采访归来，他突然问了我一句话，“在北京，你感到孤单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真是不知道他这样一个一直被我们奉为幸福典范的人怎么会突然问我这个问题。

    我的这个同事比我大10岁左右，生于湖南，大学读的是玻璃制造，这样的专业背景也一度使他在兰州的一家玻璃厂上班，后因玻璃厂倒闭所以他进入兰州的一家都市报做记者，多年后做到该报的新闻中心的一个领导，在报社也算是中层，本来，老婆也在兰州工作，一个小女儿也开始读幼儿园了，一家人生活的波澜不惊的，也算幸福。

    后来，他坚定的选择了来北京，中间经历几次波折之后，来到现在的报纸做政经报道，他之前在和我的谈话中，对此选择的解释是，他希望近距离的接触中国发展决策的过程，更真切的认识这个国家，现在的解释还包括，希望找到自己精神生活的圈子。

    怎么样？听到他的经历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随同他一起来京的还有他老婆和他的女儿，后来，岳父岳母在退休后也一起来北京，一家五口在这里租了个房子生活，有意思的是，他本人痴迷于毛泽东思想，而他的岳父对蒋介石多有赞成，所以，餐桌经常是他们两个人辩论的平台。现在夫妻两个人工作，两个老人送女儿上幼儿园，生活的可谓其乐融融。这样的人在北京还会有孤单感的时候吗？

    我觉得我的状态还好，在北京有那么多可以说话的老乡和朋友，他告诉我，人的生活的幸福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个物质的幸福，一个感情的幸福，一个精神的幸福，缺一不可。现在他和他老婆一个月的收入在北京绝对属于中等以上，更重要的是在他这种对物质和财富的心态下，物质的幸福在其看来是最容易实现的，感情的幸福就不用说了，每个下午周四到报社开完会的时候，他都会给他老婆打个电话，语气丰富。就在那天他问我这句话的晚上，直到12点他还在找人聊天，“话题和观点可以不同，但只要是自己的见解就可以”，他表示，很不赞成许知远那帮人的作风，但也很羡慕他们有属于自己的精神圈子，他还在找。

    其实，说了这么多，我只是想问一下大家和我自己，我们实现了自己的幸福了吗？

注:今天终于在网上找到了章百家的<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诌议>的完整版,放在这里也算是做个资料保存吧.这篇文章曾经为很多的外交专家所提及,而"改变自己影响世界"这句话更是成为了人们描述新世纪中国战略的流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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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周诌议

作者:章百家【内容提要】本文分5个时期探讨20世纪的中国外交，阐述的重点是国际环境变迁、国内政治变革与中国外交演进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各个时期的外交遗产以及隐藏在革命造成的断裂之下的中国外交的连续性。在这一百年间，中国外交有两项基本任务：20世纪前半叶，中国人追求的是恢复19世纪失去的国家独立和主权；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外交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同现存世界打交道，学习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并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回顾20世纪中外关系的基本特点和中国外交的经验，将有助于中国形成成熟的现代外交。 

 

　　【关 键 词】中国外交/国际环境/国内政治 

 　　【 正 文】 

 　　回首刚刚过去的20世纪，我们看到，无论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环境还是中国自身，都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变化，这两方面变化都对中国外交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近20年来，随着思想和学术的解放，中外关系史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众多新成果的出现使我们不仅对中外关系演进的关键环节有了比以往更细致、更准确的了解，而且有可能在更高层次上进行综合研究，宏观把握20世纪中国外交的总体进程。 

 　　在尝试着为20世纪中国外交的演进勾勒一条基本线索时，笔者力图贯彻这样一个观念：考察和理解百年来中国外交，必须把它放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之中，必须注意国际环境变迁、国内政治变革与中国外交演进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本文将分5个时期论述中国对外关系，以回过头来看历史的方法剪裁最基本的史实。笔者关注的，主要不是历史链条上的那些事件和环节当时所起的作用，而是它们对中国人外交观念的形成、对中国外交发展的长远影响。在全文的结束部分，笔者试图对20世纪中国与世界相互关系的基本特点和经验做出概括。 

 　　 一、近代中国外交的起源与困境(1840-1911)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外交是在一个传统的中国与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的西方世界发生全面冲突的过程中产生的。中国外交的困境与它起源的这个历史环境密不可分。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到1911年清王朝覆灭，中外关系的演变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是中国近代外交产生的序幕。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中国在两次战争中都遭到失败，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主权和领土完整开始遭到破坏。60年代和70年代是中国近代外交的起源阶段。清政府开始尝试着用新办法和西方国家打交道：1861年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64年翻译出版了一本关于国际法的教科书，1866年后向国外派出了考察团和外交使团，1873年清帝在接见一批外国使团时准予免行叩拜礼，到70年代末，清政府相继在伦敦、华盛顿、东京、柏林、圣彼得堡和巴黎等地设立了使馆。至此，中国总算姗姗来迟地进入了国际社会。清王朝的最后30年，是中国接连不断遭受重大打击的时期。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犹犹豫豫地投入了保卫越南和朝鲜藩属地的两场战争，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在蚕食了中国边疆和朝贡国之后，列强又开始分割中国本部。瓜分狂潮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但当时任何人都未能找到有效的办法把国家从危亡中挽救出来。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意味着19世纪一系列灾难所带来的后果最终被固定化了。 

 　　概括起来，清王朝留下的外交遗产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首先，是不断扩大的不平等条约体制。根据历次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国被迫向列强开放通商口岸，在关税方面给予各国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允许外国设立租界，在华外国人享有领事裁判权，外国船只可以在中国水域航行，外国传教士可以在中国各地传教……最后，列强还在中国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并取得了在北京及其门户驻扎军队的权利。 

 　　其次，是面对激烈变动的中外关系手足无措而导致的混乱的、病态的外交政策。在遭受外来打击的最初阶段，清王朝权贵们的反应几乎完全是依据传统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做出来的。在对外交涉中，他们极力维护视为立国之基的大清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但旧的武库，无论是军事的、外交的，还是思想的，都不再能提供任何足以奏效的武器。进入60年代之后，一些改革派人士终于醒悟到，中国已面临几百年来最大的变局，除急起直追地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之外，还必须改变传统的与外国打交道的方法。他们主张中国应实行和平方针，以“忠、信、笃、敬”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寄希望于通过遵守条约和按照国际公法行事来保护国家利益，但这种幻想很快就被无情的事实打碎了。从80年代开始，接踵而来的打击使清政府的对外政策指导思想陷入一片混乱。李鸿章一类的洋务派把传统的“以夷制夷”策略与70年代后期由欧洲传入的“均势论”结合在一起，企图利用列强之间的均势来维持中国岌岌可危的独立，并通过与某些列强结盟来阻止另一些看上去更危险的列强对中国权益的进一步损害。簇拥在光绪皇帝周围的一批改良派人士希望通过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来使中国摆脱困境，还指望列强能够同情和支持这场改革。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为了继续把持政权，则把愚昧的排外主义当做笼络民心和抵制列强压力的最后法宝。但是，这些政策统统失败了。 

 　　第三，是中国进入世界之后，在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处于屈辱、从属和孤立无援的地位。在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由周边国家拱卫而成的东亚国际关系体系中，中国的大国地位是无与伦比的。面对列强在东亚的扩张，旧的宗藩制度曾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与各邻国共同反抗外来侵略的媒介。不过，由于中国连遭败绩，宗藩制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被粉碎了。失去了传统的周边屏障，中国自身的地位也就变得朝不保夕。在中国国际地位跌落的过程中，1894年至1895年中日战争的打击是决定性的。事实上，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甚至在中法战争中，中外军事冲突的规模都不很大，中国实力受到的损伤有限。那时，中国尽管在欧美列强面前已是一个被欺负、被贬损的国家，但在远东各国中仍旧维持着大国的地位。甲午战争后，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头号强国，中国则从此堕入低谷。 

 　　最后，一个无形的方面是心理上的，它层次最深，影响最长远。对中国来说，真正的灾难并不在于旧的对外交往体制的彻底崩溃，而在于它刚踏入新的国际社会就一下子被抛到了最底层，找不到任何盟友，找不到任何足以自卫的手段。在两种国际体系交错的过程中，强烈的反差使中国人的心理失去了平衡：自豪感与屈辱感、仇外与媚外、向西方学习先进与抵制西方影响长久地、矛盾地共存于中国人的胸中，交替起伏，因时而异。在外部环境的巨大压力之下，中国人被迫接受了现存的国际秩序，也开始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规则进行生存竞争；但是，在心灵深处，中国人却始终认为这个秩序是不公正的、不合理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切肤之痛，使中国人期待着，总有一天要打破它、改造它！ 

 　　总而言之，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外交是在中国与西方发生激烈冲突的严酷环境中产生的。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另一方面也由于清王朝死抱着陈腐的传统观念，对世界大势蒙然无知，中国在进入现代世界的过程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尤为不幸的是，甚至在还没有了解到现代外交为何物时，中国已经丧失了一国外交所必须捍卫的那些属于国家的最基本的权利，以至中国人在20世纪一半时间里所追求的，只是他们在19世纪所失去的东西——民族的独立、尊严和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 

 　　 二、民国初年外交失败引起的反响(1911-1927)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也燃起了中国人恢复民族尊严的希望，但是，这场运动不可能一下扫除清王朝遗留的积弊，也不可能一下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状态。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很快就陷于分裂。外交方面一连串的失败使中国人迅速恢复民族尊严的希望破灭了。中国由此进入一个国内政治斗争与对外关系演变相互作用、交叉发展的时期。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民国初年中国外交所遭受的两大挫折。辛亥革命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实际有两项目标：其一是争取世界主要国家对中华民国的承认和支持；其二是设法使各国逐步免除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希望，随着新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将会“一洗而去之”（注：《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3页。）。但是，这两项目标全都落空了，第二项目标甚至从来没有公开、明确地加以宣布。 

 　　事实证明，在争取获得外交承认方面遭受的挫折对新生革命政权是一个沉重打击。辛亥革命爆发后，英、美、日、俄、法等国虽然对于要不要采取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政策态度各异，但都希望中国建立一个保守的、便于外国操纵的政府。列强还打算以承认为条件，换取新政府继续遵守不平等条约的保证，并趁机从中国攫取更多权益。它们物色的人选是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得不到任何国家的承认和支持，孙中山被迫辞去大总统职位。两年以后，当中华民国陆续获得主要列强承认的时候，它的政府显然已失去了任何革命色彩。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的民族危机不仅未能缓解，反而又有所加深。 

 　　然而，与孙中山政府在争取外交承认上遭受的挫折相比，中国在收回国家权利、废除不平等条约方面遭受的挫折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要重大得多。最突出的事件是1919年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正式加入协约国集团。战后，国人指望中国能以战胜国的身份在巴黎和会上一举结束80年来受屈辱的历史，改变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可是巴黎和会讨论的结果是中国代表团提出的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取消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取消外国人在华特殊权益（如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项要求都没有被接受。在美、英、法三国通过的对德和约中还承认了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并不是惟一的。此后，北京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也提出过若干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尽管当时那些颇为敬业的职业外交官为此付出了艰辛，但“修约外交”没有取得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成果。 

 　　在一系列国际会议上遭受的挫折，对中国人产生的震撼是强烈而持久的。这些失败打碎了许多中国人对“国际正义”尚存的一丝信念，激发起广泛的爱国情绪，影响了几代志士仁人对救国道路的抉择。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消息传出以后，立即在中国国内引发了大规模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中国思想界也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作为对民国初年外交失败的反应，从2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对外关系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动向：一个是经十月革命建立的苏联日益成为对中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另一个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逐步演化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革命运动。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1924年1月，孙中山也完成了对国民党的改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起就鲜明地提出了“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主张；改组后的国民党也提出了“力图改正条约，恢复我国国际上自由平等地位”和“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口号。 

 　　作为一项对外政策，“联俄”对中国内政产生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它与“联共”和“扶助工农”的对内政策结为一体。这个时期，孙中山同意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接受苏联援助并聘请共产国际和苏联顾问来华工作，以苏联红军为榜样，创建了著名的黄埔军校。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国共合作仍持续了一段时间，并通过北伐战争把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推向高潮。直到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翼转向反动，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才失败了。 

 　　从1911年至1927年这个混乱的时代，既是中国大革命的开端，也是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开端。在这十几年里，中国内部深刻的政治变革已经开始，中国的国际地位在跌落至最低点后也由于人民的觉醒和斗争而开始缓慢回升。从中国外交的发展来看，这段历史没有丰碑，但为丰碑的奠基却从这里开始。 

 　　尽管当时中国各党派、各阶层对于国家利益不可能有一致的理解，不断更迭的政权和国内各阶级之间的斗争使中国外交的发展方向摇摆不定；但20世纪中华民族追求的目标——独立和统一，首先是恢复国家主权，正是在这个时代开始作为一种普遍的意识渗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最初参与国际事务的遭遇，使中国人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国际地位的低下，从而唤起中国人对各国权利平等的渴望。与西方世界国家主权观念产生的背景不同，中国人的国家主权观念是从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中萌生出来的，中国人对国家主权观念的理解也是与洗刷民族耻辱、挽救民族危亡、渴求独立自主的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如何处理内政与外交相互关系的问题上，分属不同阶级的中国政治领导人，从这个时期的经历中吸取了不同的教训。在一方面，掌握着中央政权的历届统治者总是感到自己实力不足，既缺乏民众支持，内部又充满矛盾。因此，他们总是企图获取外国势力的支持，依靠外国的援助来对付国内的反抗，并通过协调与列强的关系来维系自己的统治。一个始终困绕着他们的难题是，在与列强的交易中，他们所能垫付的仅有国家的权益，而这样做的结果恰恰是进一步削弱了自己的统治在民众心目中的合法性。尽管他们越来越小心从事，但这个矛盾终究是无法克服的。在另一方面，中国革命者则认识到，在通往民族独立的道路上，他们面对着来自内、外两方面的敌人。这不仅因为帝国主义国家决不会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决不会自动放弃任何在华特权，而且因为中国内部的反动势力总是和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的。那个时代，中国革命者的希望来自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对中国的先进分子来说，俄国的道路不仅意味着劳农的政权，意味着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获得民族独立，而且意味着有可能建立一个崭新的、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在这个阶段末期，主宰30年代和40年代中国内政外交发展的国共斗争格局已清晰地浮现出来。国共两党不同的阶级基础使得它们在如何求得国家的独立、统一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存在尖锐的对立。共产党主张以激烈的民族革命为手段铲除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以获得民族独立；而国民党则指望在承认中外关系既存体制的前提下，以温和的外交手段逐步改善中国的地位。这一格局的形成预示着，从长远来看，国共斗争的结果将最终决定中华民族赢得独立的方式和未来中国对外关系的走向。不过，历史的结局并非在此时设定，两条道路究竟哪一条能走得通，不但取决于国共两党各自的政策和策略，也取决于外部世界提供的条件和机遇。 

 　　 三、国际体系的大变动与中华民族的独立(1927-1949) 

 　　从20年代后期至40年代末是国际关系也是中国政治发生天翻地覆巨大变化的时期，国际形势、中国政局和中外关系处处充满变数，前景扑朔迷离。 

 　　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远东国际关系与中国内政、外交之间的相互作用表现得极为明显。这是一个典型的双层结构：在远东地区，先后出现了日、英、美、苏等几个大国争夺势力范围和控制权的斗争，争夺的焦点正是中国；在中国内部，则一直存在着不同政治势力之间围绕国家政权而进行的斗争。这两个层次的斗争又是互相关联的：一方面，日、英、美、苏等国为着实现各自在远东地区的目标，力图以种种手段影响中国内部的政治发展，借以在这一地区实现有利于自己的力量对比；另一方面，中国内部的各政治派别也尽其所能地利用各大国之间的矛盾，借助它们的力量来实现自己在国内的政治目标。中外关系演变过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远东国际关系的变动不断引起中国内部政治关系、特别是国共关系的变动；而中国内部各派政治势力的分裂或重组又总是给予中国外交的发展以巨大影响。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的情况，十分清楚地表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列强均势体系对中国内政外交的影响。1927年的国共分裂不仅与双方矛盾的激化有关，也与整个国际局势的趋向分不开。20年代后期，一战后席卷欧亚的那股革命浪潮已经开始消退；与此同时，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尚能协调对华政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为取得全国的统治权，急于同列强求得妥协，抛弃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以反对帝国主义的策略。南京政府对外政策的基点是寻求列强的普遍支持，并设法维持列强在华势力的均衡。 

 　　一般地说，1931年之前那种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对蒋介石实现自己的国内目标——反共和统一中国是有利的；而此后国际关系的急剧变动，则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机会。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起点，日本在中国北部的大规模扩张不仅打破了由华盛顿会议确立的列强在远东的均势，也加剧了中华民族的危机，引起了国共两党内外政策和相互关系的改变。 

 　　仓促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实际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政权。它不仅面对着各种国内势力的反对，还面临着日本扩张的威胁。由于缺乏实力，“攘外”与“安内”对国民党来说始终是一个两难的抉择。最初，蒋介石确定的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它企图通过对日妥协来换取时间，集中全力首先消灭共产党并平复国内其他政治势力的反抗。尽管他一度似乎接近了自己的目标，但最终还是遭到双重失败。一方面，中国工农红军虽然在国民党军队的反复围剿下被迫进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但这一战略转移却为共产党在中国北方从事抗日活动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日本人受到蒋介石妥协政策的纵容，又进一步向华北扩张，直接威胁了国民党政权的生存。1935年后，蒋介石逐渐意识到，共产党虽然是他的“心腹大患”，但日本人的威胁却更为急迫。“两害相权取其轻”，他只好不情愿地将其政策逐渐转移到联苏容共以抗日的方向上来。在这个转变过程中，1936年底爆发的西安事变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 

 　　日本的侵略也促使中国共产党改变了政策。1935年底，中共放弃了内战时期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立场和“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确定要在国内、国际建立广泛的反日统一战线的策略。这个政策与苏联当时推行的集体安全政策和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并行不悖。1936年秋，中共中央进一步提出“逼蒋抗日”的方针，并重新估价英美等国在远东地区的作用。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毛泽东认为，英美现在属于“反战国家”，并设想美国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将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他表示，在中国赢得独立并建立起一个人民政府之后，那些在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战争中曾给予援助的国家可以享有同中国亲密友好和互利的关系，将来会拥有更多的机会得到合法的贸易利益（注：《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6-130页。）。 

 　　以一种长期发展的眼光来看，在中共对外政策的转变中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这就是中共政策的转变首先是领导人思想方法的转变。从这时起，中共领导人开始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国际问题。一方面，他们仍坚信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理论并据以理解英美等国与中国关系的本质；但另一方面，作为灵活的具有现实精神的共产党人，他们又采用均势论和国家利益的观点来分析国际形势，制定自己最初的对外政策。实行国际统一战线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成和巩固国内统一战线，牵制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和反共活动。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中共作为一个拥有独立武装和政权的特殊的非执政党在内政方面的需要。 

 　　不管怎样，国共两党各自政策的转变，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双方再度合作创造了条件，而国共再度合作又为近代中国首次实现全民族共同抵抗外来侵略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因此成为中华民族复兴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战争期间，中国在外交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国与美、英、苏一起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从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中国分别与美、英两国进行谈判，废除了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条约所赋予两国的在华特权，以后又与其他国家签订了相关条约，一个世纪以来作为中国对外关系基础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终于崩溃；1943年10月中国代表签字于四大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奠定了未来联合国的初步基础；12月中、美、英三国的《开罗宣言》向全世界宣告，日本窃取于中国的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群岛等都将归还中国，中国人民收复失地的神圣使命、中国的领土完整得到了庄严的国际保证；1944年9、10月，中国代表参加了大国筹建联合国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1945年4月至6月，中国与美、英、苏三大国一起发起了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得到了长远的保障。 

 　　中国战时大国地位的取得，从根本上说，是中国人民为挣脱殖民枷锁、争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长期斗争的结果。同时，它也与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分不开。这些努力包括：制定并贯彻务实的外交政策，谨慎处理与各国的关系，力求多寻友国，减少敌国，搁置分歧，求同存异。客观地看，战时国际环境渐趋有利于中国和中国外交的成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既取决于中国本身的努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和美、苏、英等同盟各国本身的需要。中国虽然获得了大国地位，但它毕竟还存在内部纷争，其综合国力更与其他三大国不可同日而语，这三大国也没有真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战时外交因此留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 

 　　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和美国先后成了对中国最有影响的两个国家。这个变化带来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独自抗战的时期，苏、美对华政策基本是以这两国各自对日战略的需要为转移的，两国对日政策的共同点是既要遏制日本的扩张，又要避免同日本的直接冲突。开始，苏联的影响显而易见；欧洲战争爆发后，美国取代了它的地位。从传统来看，中美关系在双方的对外关系中都处于边缘，它对双方来说都不很重要，对美国来说更是如此。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以及中美两国的结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传统。战争期间，美国对华政策的短期目标是使中国继续对日作战，其长期目标则是指望一个亲美的中国能在战后扮演亚洲大国的角色，阻止苏联影响的扩大，以弥补美国实力的不足。战时迅速发展起来的中美关系就是以美国和蒋介石政权之间的这种战略关系为核心内容的。战争后期，由于认识到中国内部的国共冲突是美国推行其远东政策的最大障碍，美国政府开始出面斡旋国共关系。结果，美国成了对中国内部国共斗争最有影响的一个外来因素而无以自拔。 

 　　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对外政策的部分内容是与它们的对内政策和相互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战时变动着的远东国际关系只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共斗争的形式，而未能改变这一斗争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抗战初期，国共两党曾有过较好的合作；但不久以后，双方的斗争便越演越烈。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是双方关系的转折点。此后，只是由于大敌当前，以及美苏两国的干预，一个名存实亡的合作才得以继续下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都把美国视为自己外交工作的重点。执掌中央政权的国民党不仅打算借助美国的力量击败日本，还打算依靠美国的援助来制服共产党，维持其在国内虚弱的统治地位。共产党则试图在战时与美国建立起一种友好的合作关系，牵制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并逐渐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倾向，以利未来的中国革命。战争后期，通过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中共成功地与美国建立了低水平的官方联系。表面看来，美国人似乎实行一种脚踩两只船的策略，这使共产党人抱有希望，受到鼓舞；其实，这只是美国政府为稳定与国民党政府的战略关系而采取的一个措施。由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在调解国共矛盾时明显地偏袒国民党，中共同美国的关系很快恶化了。 

 　　大战末期，美苏之间出现裂痕。战后，原为协调美苏关系而设计的雅尔塔体系演变成以美苏对峙为标志的国际体系。在这一背景下，原先被美苏合作抑制着的国共矛盾转为两党之间的一场公开斗争，继而又发展成大规模内战。国共紧张关系的升级和美苏冷战的起源几乎是平行发展、互相促进的，不过，美苏主观的对华政策目标与各自在华的实际影响并不是一回事。事实上，国共双方的领导人都无意按照美苏的意愿行事。他们对国际形势的演变、对美苏对华政策各有自己的判断，他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目标来制定和调整策略。最明显的例证是，当美苏为着在欧洲的争夺而打算阻止中国内战时，它们在欧洲的对抗恰恰又是促成国共内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国共斗争的角度来看，战后初期，国民党在外交上颇为成功。它统一中国的愿望不仅得到美国的支持，也得到苏联的赞同。不过，这种外交上的有限成功却很快转化成导致国民党满盘皆输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在判断国际局势究竟能对国内局势产生多大影响方面，蹲在穷乡僻壤的毛泽东要比居住在大城市里的蒋介石高明得多。最初，中共领导人曾设想过在美苏合作的国际环境中，通过国共合作和平地在中国实现新民主主义。为此，在马歇尔使华期间，中共一度采取力争中立美国的策略。但是，当美苏对峙的格局日趋明显，美国扶蒋反共政策已不可逆转的时候，毛泽东很快意识到，无论国际形势怎样演变，美苏两大国也不会对中国的前途产生根本影响。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坚信，美国是个“纸老虎”，没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能力。相反，蒋介石不仅高估了自己的军事实力，还高估了由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高估了美国援助他的决心和能力。当败绩显露之后，他又把幻想中的美苏第三次世界大战当作救命草。而毛泽东早就预言，美国进攻苏联的战争不过是帝国主义为争夺“中间地带”所施放的烟雾。 

　　从根本上说，中国内战的不可避免性主要是由中国内部现实的和传统的政治因素决定的。美苏在远东的对峙，一方面，使得国共斗争以及美苏两国对国共两党的分别支持带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另一方面，却削弱了美苏干预中国局势的能力，为国共两党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地一竞雄长的机会。 

 　　1928年至1949年这段历史充满了曲折复杂的矛盾斗争，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着三重任务——民族独立、社会革命和国家统一。由于国共两党对这三重任务的诉求各不相同，现实斗争的需要使得双方各自的对外总政策都不可能是单一指向的，中国外交的图景也因此显得十分凌乱。不过，无可否认，这个时期中华民族已不再任人摆布，由中国人自己谱写的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主旋律越来越鲜明地呈现出来。纷繁的历史演进的最后一幕清晰简洁。 

 　　概括这21年的历史，最基本的事实是：借助国际格局大变动的机遇，通过交错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中国最终完成了民族独立的任务。最后三年的解放战争，以最激烈的形式体现了自辛亥革命以来的民族精神。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不仅迅速而深刻地改变了中外关系的原有基础，也极大地改变了远东地区的政治格局。自晚清开始的屈辱外交的时代终于结束了。 

 　　 四、革命的中国与苏美冷战的碰撞(1949-1978)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渴望已久的国家独立和统一使中国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自成立时起，新中国就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始终不渝地奉行这一政策。“独立自主”与“和平”这两个词集中体现了中国在外交方面最基本的诉求，它既是基于积历史的经验，也是基于现实的需要。然而，要贯彻这个总政策还必须解决一系列问题。答案不是现成的，也不会一次给定。 

 　　外部是一个两极世界，内部实现了高度统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形势、中国内政和中国外交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也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调整和外交格局的变动相当清晰地显示了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国家利益的估算及其外交指导思想的发展；同时，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和国内问题的认识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对外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互动。 

 　　笔者把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作为外交发展的一个大时期，并依这一时期外交格局的三次转变来划分阶段。这个时期，中国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普遍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50年代中期是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第一阶段。这几年，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保卫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并为恢复国民经济和随后开始的向社会主义过渡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先后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条方针。这三条方针构成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框架，并基本奠定了初期“一边倒”的外交格局。 

 　　这三条方针的提出和“一边倒”格局的形成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首先，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实现民族独立，恢复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恢复中华民族的尊严。新中国领导人认为，要建立起新型对外关系，就必须迅速割断同旧的屈辱外交传统的联系，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洗刷半殖民地政治地位留下的烙印。其次，冷战把世界分裂成互相隔绝的两个部分，中国在亚洲冷战中首当其冲，对外政策的回旋余地受到极大限制。对中共领导人来说，十分关键的问题是选择怎样的对外战略才有利于新政权建立和巩固。基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考虑，毛泽东选择站在苏联一边可谓顺理成章。再次，宣布“一边倒”不仅有外交方面的需要，也有内政方面的需要。其对内含义是，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允许走“第三条道路”。最后，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外交方面还有一些急需解决的具体问题，包括：得到国际承认，争取经济援助，保障新生国家的安全等。在选择了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之后，要尽快解决这些问题只能争取苏联的帮助。 

 　　实行“一边倒”是新中国外交迈出的第一步。总的来看，这个决策是成功的。这个阶段，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意识形态恰好高度统一。在“一边倒”的格局下，中国政府所寻求的主要外交目标都达到了。新中国不仅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迅速建交，还通过谈判，先后与十几个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建交。1950年初，中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解决了国家安全和外来经济援助问题。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肃清帝国主义残余势力的工作也很快完成了。此后，在“一边倒”的格局下，中国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参加了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以大国的姿态登上了国际舞台。 

 　　客观形成的“一边倒”格局，不仅是新中国政策选择的结果，也是外部世界对中国革命做出反应的结果。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是导致“一边倒”格局固定化和长期化的重要因素。如果没有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和随后中美两国军队在朝鲜的对抗，“一边倒”的局面有可能不会持续那样长的时间。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都明确向美国做出了缓和的姿态，但美国并没有回应。 

 　　以回顾的眼光来看，“一边倒”就短期而言，无疑有利于新生政权的巩固；就长期发展而论，并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主要是它造成了外交战略上的不平衡，不利于中国同世界各国的普遍交往。同时，在这一格局下，新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主要对象是苏联东欧各国，是发达国家中不太发达的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那一部分。这种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深刻地体现出来。 

 　　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外交的另一条重要线索是沿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展开的。周恩来提炼的这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条结成一个有机体，言简意赅地概括出新型国家关系的总体特征。推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作用是突破美国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寻求对外关系的普遍发展。正是由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面反映了中国外交的长期诉求，因而它要比“一边倒”更有生命力，影响也更深远。 

 　　“一边倒”的格局表面看来一直维持到60年代初期，但它实际上从50年代后期就开始松动了。 

 　　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是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第二阶段。从1956年起，中国转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并试图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在国际事务和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也尝试着发挥更大的作用。由于种种原因，从这时起，中国逐渐走上同时与美苏两个大国对抗的道路。整个60年代，“反两霸”是中国外交的主旋律和对外关系格局的特点。 

 　　在这十几年里，国际形势的发展逐渐显露出三种趋势：首先，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还在继续，但冷战双方开始探索新的斗争形式，国际局势表现为紧张与缓和的轮流交替。其次，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各自的内部矛盾逐渐暴露出来，两大阵营从这时起都遇到了调整内部关系的问题。最后，以反帝反殖为中心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印度支那和中东地区相继成为各种矛盾斗争的焦点。这三种趋势表明，僵硬的冷战格局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但改变这一格局的主客现条件还不成熟，未来国际关系发展的方向也还不明确。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逐渐走上了同时与美苏两个大国相对抗的道路。引起中国外交格局变动的最主要因素无疑是中苏关系的变化。从50年代下半期开始，中苏两党在国际共运、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出现分歧；后来，这种分歧发展成一场公开论战，并最终导致两国关系的恶化。虽然一些迹象表明，中苏分裂似乎并不符合两国领导人的初衷，但这一分裂还是无可挽回地发生了。这一分裂说明，尽管存在着基本相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但由于中苏两国各自的内部发展处在不同阶段，两国在国际体系中又处于不同地位，两国的实际利益并不一致，两国领导人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也因此不同，而由此产生的矛盾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体制内还很难协调。当苏联出于自身内政外交的需要力图谋求与美国的缓和时，中苏之间的矛盾就彻底爆发了。现在看得很清楚，这个时期，美苏之间并不具备真正实现缓和的条件；但美苏时断时续的缓和活动却总是使中国首当其冲。以至在某些时期，一个由于美苏对峙而形成的冷战世界看上去像是由于中美对峙而造成的。这一分裂使得中苏两国都失去了自己最有力量的盟友；不过，它也使中国最终摆脱了由于中苏两党历史上的特殊关系而造成的羁绊。 

 　　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中国敏感地抵制了苏联把中国外交纳入其全球战略轨道的一切可能，坚决反对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有力支持印度支那各国的抗美斗争，通过中印边界反击战保卫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影响也有所扩大。中国与一批亚、非、拉国家及西欧的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解决了同某些邻国之间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签订了一系列边界条约并宣布取消双重国籍，通过大使级会谈与美国建立了接触渠道。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时期，中苏关系的全面倒退、中印关系的恶化以及印尼与中国断交等情况的出现，不能不说是中国外交遭受的重大挫折。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外交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干扰和破坏。“文革”期间泛滥的极左思潮其实是原先那种“左倾”思想的延续和恶性发展。在一个想像中的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为起点的世界革命中，中国人似乎重温了那种中国是“世界中心”的旧梦。 

 　　在这十几年里，中国外交渐呈曲折发展之势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面对多变然而并不确定的国际形势，中国领导人的判断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偏差。包括对亚、非、拉地区的革命形势和世界战争的危险估计偏高，对美苏合作的可能性和美苏入侵中国的可能性估计偏高，对中国本身的国际影响和作用也估计偏高。事实上，60年代西方殖民体系瓦解之后，资本主义开始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世界经济正面临着新的高速增长。不幸的是，这些情况当时在大多数中国领导人的视野之外。这种偏差一方面是由于外部的压力造成的，但更主要的方面还是由中国内部日趋发展的“左倾”思潮造成的。这种“左倾”思潮部分地来自教条，部分地来自对以往经验的迷恋。 

 　　回过头来看历史就不难发现，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期的外交实践是中国对其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所进行的探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探索不可避免地会带着上个时代留下的某些思想烙印。革命具有巨大的惯性。在暴风骤雨般的革命时代结束之后，为那个时代所造就的绝大多数中国领导人依然习惯于以那个时代的方式来思考问题，用那个时代的办法来解决问题。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提出了“国际阶级斗争问题”和反对修正主义问题。随后，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很快影响到对国内许多问题的判断。60年代，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趋势又反过来严重影响了过国际形势的观察和分析。中苏分裂后，一方面，中国结束了“一边倒”时期按社会制度划线来处理国家关系的做法；但另一方面，一种更加“革命化”的意识形态因素却更广泛地渗入了外交工作，影响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尽管有少数领导人意识到在外交方面存在着问题，提出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应该是配合国内经济建设；但这些意见并没有被采纳，反而受到严厉批判。这个阶段所经历的曲折不仅生动地反映出对执政党来说客观准确地把握国际形势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也反映出当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党和国家的工作应该以什么为中心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时，外交工作会受到怎样的困扰。 

 　　70年代是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第三阶段。在这10年初期，虽然“文革”尚未结束，中国外交发展所受到的内外限制很多；但是，毛泽东通过启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成功地改变了中国的外交格局，使中国外交跨入了一个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突破性大发展时期。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中国对外政策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巨大转变。促成这次转变的直接原因主要来自中国之外。196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开始对外交政策进行调整。不过，最初目的有限，主要是为消除“文化大革命”在外交方面造成的极不正常的状况。1969年发生的中苏边境冲突和随后苏联的核威胁使中国深感国家安全问题的严重性。此后，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带上了实行战略转变的重要意义。当这一转变具有必要性的时候，实行这一转变的可能性也出现了。美国试图调整对华政策为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提供了契机。中美双方出于对各自国家安全的考虑，需要结束彼此长期对峙的局面。1971年春，“乒乓外交”拉开了中美关系走向缓和的序幕。次年2月，尼克松应周恩来邀请访问北京。中美和解的进程启动了。中美关系的戏剧性变化引起了连锁反应。1971年10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国代表权的决议，接着又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的高潮。在实现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起正常外交关系的同时，中国对外经济联系也有所加强，对外贸易明显增长。 

　　7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变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这个阶段，中国外交第一次对世界格局的演进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外交活动的范围从此扩展到整个国际舞台，而此前是被局限在半个舞台上。同时，外交政策的转变也具有深刻的国内政治意义，它与当时“左”的意识形态要求严重背离，是此后一系列国内政策转变的先导。“文化大革命”期间实行的激进路线，先是受到毛泽东亲自制定的外交政策的挑战，随后又受到林彪事件的沉重打击。尽管这条“左”的路线在毛泽东去世之前仍旧居于主导地位，但它实际已成为强弩之末，难以为继了。 

 　　在前30年的实践和探索中，新中国外交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遭遇过一些挫折，在处理某些问题时或许付出了过高的代价。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并成功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中国外交格局先后经历了“一边倒”、“反两霸”和“一条线”三个阶段，不管我们如何评说其间的功过是非，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美苏对立的两极世界中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公认的独立力量，最终取得了相对主动的战略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冷战的束缚。这个时期，由于外部或内部的原因，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究竟是什么、中国应如何处理同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这两个问题在实践和理论方面只是部分地得到解决。中国同现存世界打交道的过程表明，在实现独立自主之后，中国还需要学习以积累经验，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发现自己在现存世界中的真实利益之所在，才能完成自己的政策转换。70年代初，当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启动之时，中国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进程也同时被启动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折，很难设想“文革”结束后中国能迅速而顺利地实行改革开放并广泛参与国际事务。 

 　　 五、改革开放、面向未来的中国外交(1978-2000) 

 　　以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对外关系全面发展。这个时期，中国对外政策引人注目的调整出现在1982年，但事实上调整从1978年开始，直至1985年才基本结束。与60军代末至70年代初的那次调整形成对照，这次外交政策的调整主要是由国内因素促成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在外交上做出两个决断：一是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二是实现中美建交。当时，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但中日之间存在着关于钓鱼岛的领土争端，中美之间存在着对台军售问题。邓小平决心不让这两个问题成为阻碍。他做出这两个决断既有现实和长远的外交考虑，也有重要的国内考虑，这就是要保证党的政治路线顺利转变，为即将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提供一个更稳定、更有利的国际环境。 

 　　为配合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80年代上半期，中国外交进行了更全面的调整。中美建交后，中国一度加强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不过，从1982年起就放弃了这一战略，开始同美国保持一定距离，致力于建立更均衡的对外关系。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中国不断改善与周边各国的关系，加强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在力争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同时，逐步使中苏关系朝正常化方向前进；同时继续发展同西方国家和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此外，中国还积极拓展多边外交，加强与联合国的合作，广泛参与多边经济、社会领域的活动和区域性争端的解决。 

 　　在上述政策变动的表象之下，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外交工作的指导思想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是：第一，提出外交工作的任务，除一如继往地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外，主要是配合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并为此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第二，在重新阐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时，提出要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实行真正的不结盟，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第三，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提出要根据世界的发展趋势和自身的利益要求来处理与不同类型国家的关系，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也不再重复划分敌、我、友，团结一部分国家打击某个或某些国家的策略。 

 　　与此同时，中国对重大国际问题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主要是：第一，根据80年代上半期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美苏关系趋于缓和，中国逐步放弃了以往关于大规模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中国领导人认为，当代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第二，中国承认，现存世界是多样化的，各国在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和经挤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着不同；中国认为，多样化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有矛盾斗争的一面，也还有互相依赖的一面；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在处理一系列国际问题时存在着共同利益，需要进行合作，也可以进行合作。第三，明确了“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91页。）。 

 　　80年代初外交政策调整的推动力，不仅来自政治和经济变革进程的实际需要，也来自对以往历史经验的不断反思。尽管这次外交政策的调整没有戏剧性的场面，其幅度更无法与70年代初的调整相比，但其深刻程度却绝不比上一次逊色。中国外交指导思想的变化、中国对重大国际问题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认识表明，中国已经告别了以往那种带着浓重意识形态色彩的理想主义的“革命外交”，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自觉地朝着全面融入现存国际体系的道路前进；同时，中国也领悟到，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要最后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0页。）。 

 　　在评论以往的中国外交时，人们往往会提到“十年一变”的说法。按照这个“规律”，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正是一个要发生转变的时刻。恰好此时出现了一场政治风波，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制裁”，总的国际形势也由于苏联解体、两极世界终结而发生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最重大的变化。不过，“十年一变”的“规律”这次却失灵了，中国外交政策没有出现大幅波动。 

 　　外交政策能够保持稳定和连续有三个重要原因：首先，面对复杂形势，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对外关系指导方针，并说“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1页。）。他坚持把意识形态斗争和国家关系分开，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其次，江泽民出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后反复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没有改变，外交工作的基本任务和根本目标是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为我国争取一个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中国的基本外交政策原则不变。最后，在外交方面采取的应变措施得当。在1989年以后的几年里，中国大力开展睦邻外交，实现了同亚洲国家的全面建交；利用矛盾，很快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制裁，恢复和稳定了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提出了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在台湾、香港、西藏、澳门等问题上，有针对性地同有损中国主权的行为进行斗争；强调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根据国情决定改革和开放的步骤、领域和速度。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政策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连续性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由国内政治路线的连续性——继续实行改革开放和群众对这一路线的支持作保障的。事实上，这种连续性还受到业已出现的中国与世界前所未有的广泛联系的制约。从70年代末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虽然是中国的国内政策，但它始终要求对外政策的紧密配合，没有对外政策的配合，改革开放的国内政策就无法实行。在改革开放实行10年之后，中国同世界的政治经济联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密切程度，实际已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如果重新返回闭关自守的状态，中国内部可能出现的政治经济问题将比由于实行改革开放而带来的一时的政治经济问题更为严重；而要继续进行改革开放，就不能同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对立状态。与此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中国的周边国家也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中获得了重要经济和安全利益。如果中国从开放的进程中后退，它们的利益也将受到相当的损害。这又构成了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向中国施加压力的一种限制。此后，虽然又有一些突发事件的干扰，甚至十分严重，但这些局部性的事件都不可能改变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也不可能改变与之紧密配合的中国外交。 

 　　面向新世纪，中国的国内任务十分明确，这就是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最终实现国家统一；为此，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和有利于发展的外部环境。在20世纪最后的几年里，中国外交工作基本是围绕三项任务展开的：第一，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合，进行加入WTO的谈判。第二，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实现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第三，积极构筑跨世纪的对外关系，包括积极致力于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关系，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等多边机制的建设；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支持联合国和其他重要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世纪之交，世界格局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这一趋势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和时代的进步，但不确定的因素将会很多，新格局的最终形成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曲折复杂的演变过程。 

 　　 六、结语 

 　　回顾20世纪中国外交的历史，特别是在考察国际体系与中国的关系时，人们会发现三个明显的事实。 

 　　第一，每当国际体系发生重大变动的时候，也正是中国内部出现深刻变化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20世纪最后10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又出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的时候。这种历史的“巧合”意味着，变动的世界与变动的中国之间存在着直接的或间接的互动关系。 

 　　第二，历史经验表明，每当国际体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一些大国的对华政策总是指向中国内部，它们总想干预中国内部的发展，力图通过操纵中国内部的政治变化来实现有利于己的区域的、或全球的势力对比。但是，这种外来影响是非常有限的，现代中国从来没有按照某个外国的预想发展。4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影响达到顶峰，但美国仍没有力量控制和干预中国事态的演变。50年代，苏联对中国的影响达到顶峰，但结果是中国很快就开始了独立自主的探索。90年代初，苏东巨变，但中国仍充满信心地沿着自己选定的有中国持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第三，每次国际体系的转换，在其初期看来往往对中国不太有利，然而每次变动的结果都是中国的国际地位获得不同程度的改善或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也有所扩大。20世纪之初，中国的国际地位跌落至最低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从谷底缓慢上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相当大的提高，战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更带来了根本性变化。世纪之交开始的国际体系变动至今尚未完结，最终结果还有待观察，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影响的扩大则已经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上述三个基本史实能给我们什么启示？中国应对国际格局大变动的历史经验是什么？笔者以为可以概括出这样三点。 

 　　第一，国际政治大格局的转换一般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完成的，而中国尚不具备干预这类转换的能力；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的应对策略必然是：走一步，看一步，利用矛盾，后发制人。中国外交的成败不在于一时一事的得失，而在于能否认清形势、把握时机，不断从现存的国际体系中获利。 

 　　第二，改变自己是中国力量的主要来源，改变自己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主要方式。综观20世纪，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这两方面变化都对中国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相比之下，还是中国内部的变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更强烈、更深刻。20世纪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伟大革命的时代。中国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外交的特点。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始终与中国内部的政治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可以说，中国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内部变革，而不是通过某种外部行为来改变中国与其他国家乃至与整个世界的关系。中国依靠自身不断的革命性变化改变着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中国的国际地位也随之提高。这种影响随时光流逝方显其韧性和力度。对20世纪各历史时期推动中国自身变化的一系列事件加以对比，我们就会发现，哪个事件给中国带来的变化越大，其对世界的影响也越大，哪个事件的社会内涵越丰富，其对世界的影响也越深刻。与那些国内政治制度长期稳定的国家相比，国内政治因素对中国外交的影响要强烈得多，以至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外交政策的大幅度调整或变动，首先是与国内政治局势的发展相平行的，而不是一般地与国际局势的发展相平行的。或许，中国外交的这个特点带有过渡性，它随着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变革过程的开始而出现，也将随着这一过程的基本完结而有所弱化。 

 　　第三，历史经验表明，国际政治格局的转换、大国的政策对于中国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作为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幅员辽阔的国家，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可能受这类因素的支配；面对变化的世界，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世界潮流的发展。站在新世纪之初，我们可以说20世纪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世纪，而这种复兴其实就是迎合两股最重要的世界潮流，一股是民族独立和解放，一股是现代化。世界潮流的影响不可抗拒，但它也必须通过中国内部的因素才能发挥作用；同时世界潮流的发展对中国反动的、保守的势力总是不利的，而为中国先进的革命者和改革者提供了机会。 

 　　在刚刚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国同世界的总体关系已经发生深刻变化。20世纪前半叶，中国处在不稳定的世界体系的底层，中国人追求的是恢复在19世纪失去的独立和主权。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学习和探索如何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同现存世界打交道，以便更好地维护本国利益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两极格局中，这个探索并非一帆风顺。新中国在成立初期曾经认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可以并存一个时期的，经过斗争，前者将取代后者。此后，中国同美苏这两个世界的主宰者抗争，向现存的世界秩序发起挑战。上个世纪的最后20年，一个最深刻之处在于开启了中国自觉加入世界体系的过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国际体系的改变不是一个简单的以新的取代旧的斗争。中国首先必须加入现存的国际体系，从中得到应当享有的利益，并利用现行规则来保护本国的利益，促进本国的发展；同时，中国也不认为现存秩序是完美的，但我们改变现存体制，争取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努力，是要通过在这个体系中的活动来实现的，而这将是一个复杂的渐进的过程。 

 　　世纪之交，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正面临着空前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步入关键阶段。这种重合将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处在一个敏感时期。应对得好，中国有可能比较顺利地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改变自己的面貌，把国内的事情办得更好些，仍将是中国发挥对外影响的最主要的办法。中国自身正处在巨大的变化中，有大量的内部问题需要处理，但对国内问题的处理已越来越多地要兼顾国内国际两方面因素。要建立一个稳定的、符合世界人民福祉的多极世界，有赖于三股潮流——和平与发展、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民主化——能否在21世纪得到延续。准确判断和把握这三股潮流的方向，将对中国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0世纪，中国正处在从弱国向强国发展、从封闭向开放转变的过程中。在21世纪，中国和世界之间的相互影响一定更直接、更有力。在新世纪里，中国改变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培养国民健全的大国心态。最重要的是要从屈辱和恐惧的旧梦中彻底摆脱出来，充满自信而又谦虚谨慎，能够做到处变不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五十而知天命”。站起来已久的中国人现在应该能以一种平和的心态看待自己，看待别人，看待外部世界了。与世界各民族相比，中华民族又经历过更多的荣辱兴衰，这使得中国能够以自己深厚的文化传统为底蕴，为构筑未来的国际秩序做出更多的贡献。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要求中国不能仅搞实力外交，在未来的多极世界中，中国所主张的原则将在价值观上具有较大的兼容性。一种成熟的现代外交必定会在中国同世界紧密联系的环境中形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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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编《中国改革开放20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 

 　　5.王绍坊：《中国外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6.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7.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 

 　　8.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9.斐坚章、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2、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1999年。 

 　　10.田增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 

 　　11.曲星：《中国外交5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12.谢益显：《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

在上一篇博文当中提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的文章,今天正好在人民网看到了他最近发表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的一篇讨论目前我国改革阶段的文章,里面除了涉及内部与外部问题的同时,对其他因素也多有阐述.他总是可以从历史的追溯中看到当下和未来的问题并对问题的解决作出判断.而且,现在能从全局角度对中国的改革作出权威评判的,目前中国也没有几个人,我所能列举的包括吴敬琏\李剑阁等,还有就是之前以皇甫平为笔名的周瑞金,而章的文章我个人觉得是很值得仔细品味的.

所以,下面转来,之后把上次提到那篇也录到这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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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改革发展能取得重大成就，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我们面临的问题又与以往不同，必须更加注意统筹协调，更加注重体制创新。

　　我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了29个年头。对于当前所处的阶段，我们党有一个基本判断，这就是，“我国改革发展处于关键时期”。那么，如何理解这个关键时期？这个阶段和我们的改革已经走过的几个阶段相比有什么区别？要把改革进一步推向深入，我们面临的问题有何特点？如何做出战略选择？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和获得成功的因素

　　现实的选择需要借鉴历史经验。回顾历史，可以帮助我们认清自己所处的方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也可以增加我们的智慧，更好地吸取我国自己的以及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当我们身处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更需要经常做些历史的回顾和比较。

　　我国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至今已走过了三个阶段，目前进入了第四个阶段。在各个阶段，改革面临的任务是不同的。一般来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是第一阶段。其主要任务是拨乱反正和启动改革开放。从十二大到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是第二阶段。这个阶段改革开放全面展开，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还没有确定，总的来看，带有探索性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摸着石头过河”。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改革开放进入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内容是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并初步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随着进入21世纪，我国的改革开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回顾起来，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总体上是顺利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里进行改革，没有出现大的反复和重大的失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非常不容易。我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与苏联东欧改革失败发生剧变，形成了强烈对照。顺利并非偶然，有一些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过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党和人民群众都有切身体会。在实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虽然人们对如何实行改革开放常有争论，但都认识到中国不改革、不开放就没有出路。改革开放的口号始终起着凝聚人心的作用。

　　第二，中国改革开放有邓小平作为总设计师。在我同俄罗斯、东欧和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和学者们探讨改革问题时，他们都强调，中国有邓小平这样罕见的人物领导改革十分幸运。像他这样有丰富阅历和智慧的领袖人物，不仅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在当时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中更是无与伦比的。应付极为复杂困难的改革任务，没有一位这样卓越的领导人，就很难开辟新路，也无法顺利展开。在前苏联和东欧未能出现一位这样的领导人，这是苏东错失机会、使改革从而也使社会主义遭到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改革所采取的战略是正确的，首先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并以渐进的方式展开。与此相对照的是，苏联首先从政治方面着手，并在经济上采取所谓的“休克疗法”，其灾难性的结局有目共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这一决策本身就意味着我国的改革必然从经济体制方面着手。不过，我们采取渐进式的改革并不是完全自觉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各种不同主张平衡的结果。无论如何，这种渐进式的改革使得我国能够较好地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第四，经济全球化加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我国领导人审时度势，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不把握经济全球化这个机会，我国不可能以世界历史上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将农业劳动人口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而这正是中国经济奇迹发生的条件之一。

　　第五，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互动关系：一种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互动，另一种是上下之间的互动。这两种互动都呈良性发展的态势，而且互相关联。前者是指，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进行的，而改革开放的实践又不断丰富和深化着这一思想路线的内涵，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创新，而思想理论的创新反过来又不断推动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后者是指，中央的决策与各地、各部门和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前所未有地紧密结合在一起。没有中央正确的决心和决策，中、下层的首创精神将无以发挥或将脱离正确轨道，而没有来自中、下层的首创精神，中央将难以形成正确的决心和决策，即使形成了也难以贯彻落实。这方面的事例是很多的，如“包产到户”的出现、乡镇企业的发展、思想理论界专家学者对中央重大决策的广泛参与等等。这两种良性互动关系，对于我国克服改革开放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难题，使改革不断深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如何认识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及面临问题的特点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后，我国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变化非常重要，它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引起了一系列变化。正是这些变化，把我国的改革开放推到一个新的阶段，进入了党的十六大所指出的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

　　许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经验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之后，将进入一个敏感时期。这时，既有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各种矛盾也开始凸显。举措得当，就能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应对失误，就可能导致经济徘徊不前甚至出现衰退，引发社会动荡。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也进入了这样一个敏感时期。对此，人们已谈得很多。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现在正处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所指出的“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时期。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所面对的已不仅是老问题，而且遇到许多随改革发展而出现的新问题。如何应对这些在经济社会进入更高发展水平时所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还需要新的探索和新的实践。

　　更重要的一点是，从执政兴国的角度看，我们党在这一阶段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与改革开放前三个阶段相比，已有很大不同。归结到一点，就是我们党抓中国的发展问题，已必须从主要是抓经济建设转向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全面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党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

　　关于改革发展关键时期遇到的问题，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在一些中央文件中已多次做过十分系统的分析，这里不拟赘述。我只想从历史比较的角度谈三点看法，说明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不同于以往的特点。

　　第一，在改革发展关键时期中凸显出来并为人们广泛关注的一些问题，其实并不是新问题，而是历史上长期未能得到解决的问题。最典型的例子是市场经济下的贫富分化和腐败问题。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中国历朝历代都未能很好解决的。中国传统的办法是重农抑商、重本抑末，但进入近代后已不可能采取这样的政策，结果导致贫富分化和腐败变得十分严重，这是中国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在计划经济时代，实际上取消市场，似乎解决了这两个难题，其实只是回避了难题。结果，虽然防止了贫富分化、防止了腐败，但同时妨碍了发展，大家一样穷。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这些问题再次出现。

　　第二，我国在改革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之间常具有很强的关联性或复合性。事实上，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就处在一个快速演进的过程之中。现在世界上的一些发达国家在几百年时间里经历的过程，在中国被压缩到几十年里，甚至更短。那些国家在历史不同发展阶段遇到的问题、被逐一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互相缠绕。这就是我所指的中国问题的关联性或复合性。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计划生育与社会老龄化、提高企业效率与保障就业等等。在同时面临许多问题的情况下，政策制定和制度建设就会面临一种困境：有利于解决某个问题的政策和制度，可能会妨碍另一问题的解决，甚至使另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与以往相比，大都带有更强的关联性或复合性。

　　第三，中国内部的发展问题与世界的发展问题之间，相互影响越来越大。一方面，外部关系的变化发展给我国带来机遇，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超越了传统国际关系中的竞争关系，具有新的特点。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的经济起飞、7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都对当时的世界经济体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而它们产生的冲击力与现在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冲击力是无法比拟的。不要说13亿人口的中国加入现代化行列，就是中国沿海的3亿人加入现代化行列，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因此，中国要实现和平发展的目标，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就必须取得外部世界的理解，在推动世界走向和谐中承担自己的责任。

　　总之，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已不可能用简单的办法加以解决。必须广泛吸取历史的和他国的经验以增添我们的智慧，开辟新的思路。如何跳出历史的循环、如何应对大量复合型问题造成的复杂环境，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新考验。

　　三、关于统筹协调和体制创新的三点思考

　　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历史性的、复合型的，这就意味着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有一种大战略思考，必须更加注意统筹协调，更加注重体制创新。

　　1.如何实现统筹协调各方是当前一个具有共性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是在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提出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思想和理论所要解决的都是如何在快速发展的情况下统筹协调各方，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当前，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不少，如贫富差距仍在扩大、社会分配不公凸显、环境问题日趋严峻等等。这种情况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改革还不到位和不协调，这些问题必须通过进一步的改革、通过协调发展来解决。

　　统筹协调可分成几个层面：一是“五个统筹”所表现的最高层次。这个层次所涉及的问题，中央已做了系统的阐述。二是需要在各部门之间、跨部门之间进行统筹协调，合作解决的问题。关于这一点下文将做进一步说明。三是各部门内部需要和可以协调的问题。相比之下，这方面的问题比较传统。

　　实现协调发展要依靠改革，而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既包括经济基础又包括上层建筑，既包括经济体制又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体制，还包括思想观念层面，因此改革本身也有协调推进的问题。改革的协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实现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领域改革相协调，二是宏观改革与微观改革相协调，三是城市改革与农村改革相协调。

　　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协调的，而这种协调只有通过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才能实现。以一条怎样的思路来统筹协调改革涉及的各项工作，是当前改革战略中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2.如何处理集权与分权的问题是体制创新的关键。

　　关于体制创新，人们议论很多。微观层面的针对某个问题或某个方面的体制创新相对容易，而宏观层面的体制创新实际上非常困难。任何改革（不是革命）所寻求的宏观体制创新都只能是一种渐变，不可能先打碎旧体制，再按照理想模式来构筑新体制。在我国目前情况下，体制创新的目的是加强改革自身的协调性，并由此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在我看来，体制创新的关键是怎样处理集权和分权的问题，换句话说，是在现行体制下进行权力结构的重组或调整。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的历史，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提出过要向美国学习，进行体制上的调整，以改变中央高度集权的情况，调动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但50年代至60年代，我国的多次调整都不成功，始终没有超出中央和地方之间集权和分权的范畴。与此同时，在苏联和东欧进行的体制改革也存在着同样的反复。现在看来，那时种种尝试不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跳出计划经济的窠臼，而通过集权或分权的途径实现体制创新的思路还是有价值的，可以借鉴的。

　　放眼看世界，各先进国家在进入工业化阶段后普遍经历了一个国家权力重组的过程，其中有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这也就是国外行政管理学中所说的“国家重构”。这种“重构”之所以带有必然性，就在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根据以前情况设计的政府体制和社会体制已不能很好地适应现实情况，用老体制、老办法已不能很好地解决新出现的问题。

　　各国经历的“重构”阶段长短不一，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作为案例，美国是比较典型的，也比较成功。这个问题的出现是在19世纪末，当时美国遇到由垄断造成的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腐败问题。经过20世纪初的设立反垄断法、30年代新政建立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到战后提出建设公平社会，整个过程大约经过60年。这使得美国的政治制度得到巩固，并为美国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在权力“重构”的过程中，美国的行政权力总的趋向是不断集中和加强，当然是在有的领域集权，而有的领域放权。这一点是美国人在对外宣传其“民主”时所闭口不谈的。

　　现阶段我国改革所面临的重大的和比较重大的问题都不是任何一个部门所能解决的。如三农问题、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安全问题、外交问题等等。现在，各部门同志感觉到最重要、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基本都是在本部门的权力范围内无法解决的。这就意味着，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重点在机制和权力结构的调整，要通过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集权和放权，来解决跨部门的协调问题，同时提高体制运转的效率。

　　从更为宏观的层次看，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存在着如何理顺党、政府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需要做的工作越来越多，无论是党和政府都不可能包揽一切。这就涉及党、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分工，哪些问题应由党和政府负起责任，哪些问题需要依靠社会力量解决，应做更多研究。我国改革开放历程中的一条重要经验是要实现上层、中层和下层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这条经验在体制创新的过程中，也应很好地发挥作用。

　　3.必须建立可靠的决策反馈机制。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仅十几年时间，我们把历史进程压缩到一个很短的过程里，同时也压缩了社会矛盾形成发展的过程。因此，我国管理体制的创新可能需要在更短的时间里完成。

　　在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实行改革，必须建立可靠的决策反馈机制。在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决策部门和政府相关部门得到的不能都是正反馈，不能只听到赞同的意见，听不到怀疑或反对的意见。这样，决策一旦出现偏差，就会发展到问题严重时才能认识到，才开始纠正。党的历史上在这方面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健全党内外的民主制度，在这方面有了极大的改进。但仍应注意，要形成比较灵敏的纠错机制，这样才能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减少改革发展的代价，顺利推进改革朝纵深方向发展。

　　如果说，上个世纪90年代，改革的核心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如何建立高效协调的体制和机制，缓和并解决已经出现的社会矛盾，保证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保证和谐社会的构建，应该成为改革的核心任务。（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就是下面的这篇文章,看后让我兴奋,要是谁再告诉我说,美国的那些官员除了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下对外界进行批评和谴责的话,我肯定和他急.

罗伯特•佐立克,美国前贸易代表,在其卸任这一职务后,出任高盛集团负责全球事务的副懂事长,这样的一个任职经历在美国政商界并不希奇.当然,和其前辈一样,他在来到高盛之后,所发表的见解让外界更加觉得富有理性和建设性,我认为这和其摆脱了美国国会和政府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他的立场发生了从政府到民间或者说学界的根本转变.

就是在这个前提下,让我们看看他在下面这篇文章中的高论,在回顾了中美自1972年以来政治和经济关系发展的基础上,对两国关系的评价是,"自1972年以来，美中之间的经济关系蓬勃发展，然而经济大厦的政治基础却日益不稳，而且动摇的风险在日益加剧。"这是一个看起来有些尖锐的评价,但形势也许真的是这样,世界的发展也许从来没有象今天这么多元,在这个时代,每个国家的发展都必须如此审慎的对待外界的目光,中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甚至作为贫穷和失落象征的非洲国家也必须这样.

那么,中国的改革发展历程正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呢?我们必须强调外面世界对我们的影响,认真的对待,这可以被认为是我们主动的表态,但毫无疑问,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被动的选择.这是我要谈的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是在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时,我们应该寻求战略框架确立,原因正是佐立克在下面这骗文章中表达的,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可以"确保两国关系不受公众态度和焦虑变化的干扰".目前我们看到,在去年以来的我国外交中,战略关系被更多的提及,我将这个变化看做中国外交在最近两年转变的标志.

最后还是回到国内的改革,上次在一个政协委员召集的会议上遇到一位学者,我们的话题就是中国目前的改革阶段的特殊性在什么地方,他的回答是,我们的很多改革很多时候都是在外部的压力下进行的,而且,越来越的改革决策必须要面对外人的评判,无论你是不是愿意.我对他的观点是赞成的,但我也坚持认为,中国进一步的发展的最终动力肯定是要来自与本国民众的发展需要,尽管现在我们也许面临着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曾经是中国改革的推动者,但现在正在成为新一轮改革的最大阻力来源),所以,我们的改革进程很有可能超越外界的期许,就象过去的20多年一样,创造一个大国崛起的奇迹,这是一个理想大国的必然选择."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现在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的章百家的判断同样让我叹服,这是中国的选择.

下面是佐立克4月18日在FT发表的文章,由于在网上我还没有找到章百家的那篇,有机会我将自己录在博客里.

今年是中美《上海公报》(Shanghai Communiqué)发表35周年。优秀历史叙事作家玛格丽特•麦克米兰(Margaret MacMillan)在其著名作品《巴黎1919》(Paris 1919)之后，又创作了一部关于1972年外交历史上一个突破性事件的著作*^*。在这部作品中，她回顾了那个戏剧性时代中的眼界与手腕、策略与赌博、外交与危险、勇气与小气。这是一个讲述巨大人格魅力的故事。

《上海公报》不仅仅是象征一项重大历史转变和中美重建外交关系的声明。它还是一个创新的外交工具。这项创举要归功于当时的中国国家总理周恩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上海公报》承认而非掩盖了中美之间的差异。当时，两国的共同利益很少；由于经济合作前景渺茫，因此公报中仅有两句关于经济的简短描述。关键一句是两国共同反对“霸权”，那是苏联(Soviet Union)威胁的代名词。

《上海公报》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的现实。中美当时正在重新了解对方；这是一种有待发展的双边关系。如今，中美拥有了一种更为成熟、涵盖多方面的关系——不过，它们仍然在认识和了解对方。

《上海公报》确立了一个引导双边关系的战略框架，这一方式值得当今中美两国领导人努力仿效。通过这种方式，它试图确保两国关系不受公众态度和焦虑变化的干扰。1972年，双方的战略框架是反苏。美中共同反对的东西界定了当时的双边关系。而在2007年，两国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它们共同追求的内容上，从而界定它们现在的关系。

美国于2005年提出了“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概念，这便是为创建上述框架所做的努力。这一概念不是要将中国列入一个特殊类别。鉴于中国的经济成就，美国建议，中国与其它重要国家合作，维持并加强国际体系，使世界更加安全，更加富裕，并为个人改善生活提供机会，这么做符合中国的利益。

中国认识到，有必要重新定位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国家，中国面临的内部挑战仍然艰巨。尽管如此，中国领导人仍然感受到了它所引起的外部影响，其中包括焦虑。这正是为何中国开始谈论“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原因。中国电视台制作了一个反映5个世纪以来世界大国崛起的系列纪录片，其动机或许也在于此。这是一种让中国公众参与未来任务的方式。

中国领导人重视确定引导政策所需的原则。这是一种合理的逻辑。然而，“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等概念，必须通过与现实问题和机遇相关的政策和行动得到体现。其它国家将通过行动和成就来评定中国——以及美国——的言论。自1972年以来，美中之间的经济关系蓬勃发展，然而经济大厦的政治基础却日益不稳，而且动摇的风险在日益加剧。有鉴于此，中国开始谨慎地鼓励企业去其它地区的国家寻找经济机会。

对中国来说，与其最大经济合作伙伴建立同样强大和可持续的互利关系，将是一个明智之举。此外，美中还必须在许多互相联系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利益方面加强合作，比如朝鲜、伊朗、巴基斯坦，甚至苏丹等方面。

中美要成为风险共享的利益相关者，这种挑战并非易事。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而崛起的大国会造成恐惧。美国是全球最主要的大国，但与其它多数成功的大国不同，质疑现状是美国的本性。这种改造精神可能导致其它国家产生焦虑。然而，美国务实的观点和对变革所持的开放态度，助长了它对中国成就的尊重，以及它要解决问题的习性。《上海公报》拉开了界定中美战略关系的序幕，我们现在需要进入下一阶段。

《尼克松和毛泽东：改变世界的一周》(Nixon and Mao: 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作者：玛格丽特•麦克米兰，Random House出版社2006年出版

    坐上一个舒服的凳子,文字会写的更好看吗?我希望是.

    一直以来,我觉得我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好点的凳子,自从搬到这边来住,一直遭受着桌子和凳子不配套的痛苦,我也一度将一段时间以来的文字痴呆现象归罪于此.实在不能忍受了,所以,今天上午起来后就开始盘算着出去买个好点的凳子,可是,到底多高才合适呢?我可不能搬着桌子去买凳子吧.对了,买个可以调高低的,而且还可以转的那种.打了几个电话也没问到我住的周围有什么家具市场,所以,就直接奔万达广场新开的沃尔玛.店里就剩下最后一个了,本来人家是散装打包的,自己回家再组装成,但我怕自己回家太费事,而且,我也没有工具啊,所以,就让人家给我组装好,我直接带回去就算了,没想到,这个决策可害了我啊.

     从店里出来,我连喊了三个出租车,看到我这凳子都给我挥挥手,拒绝拉我,是啊,这凳子人家的车子后备箱也放不下啊.没办法,我就推着回去吧.路上我想肯定有很多人觉得我脑袋有问题.你说我容易吗.

     当然,大家都不容易啊.上午的时候,看了个电影,老片子,<我的兄弟姐妹>.以前老是听说,始终没有完整的看过,今天算是领教了该剧为什么能够成为经典.非常感人啊,看到剧中几个小孩子活泼而富有真情的表演,我泪流满面.看完我出去吃饭,结果饭店的女服务员盯着我的眼睛看了好久.不过,说句实在话，在以前看的片子中,我都可以总结出一个鲜明的主题来,但这个片子直到结束我也没能上升的到什么理论高度,就是被感动的一塌糊涂.

     说到电影了,我想对小说<新结婚时代>说两句,该书的作者就是素有中国婚姻第一写手之称的王海鸰,之前的<中国式离婚>曾经引起热论.在新结婚时代这个剧本中,作者主要是想反映一对分别来自城市和农村的城市新贵的婚姻,男主人公来自沂蒙山区,女主人公则是大城市,在这个故事中,告诉人们,婚姻本来应该是两个人的事情,但现实总是那么那么残酷,婚姻往往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尤其是一个满怀对家人的使命和责任的年轻人.对于这样的一个理论我是赞成的,但是,我同时觉得王距离一个真正的作家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她也许真切的感受了城市的生活和感情,但她根本就没有真正体味过乡村的生活,以及生活那里的老百姓的真实心境,所以,在她的小说中,她充满着误解和歧视,她会给都市中的男女带来误导.

   第一次觉得报社的行政人员这么亲切.按照惯例,今天是到报社开会的日子,只是今天下午报社搞了个培训,完了以后,碰到行政部的小姑娘,说正在找我,结果我以为是在多日前申请的集团的采访证已经办下来了,非常高兴的说谢谢,结果,她告诉我,按照我的登记,明天----4月6日应该是我的生日,按照报社的安排,给每个过生日的员工提供了凯斯恩贝蛋糕房的购物券,可以到北京任何一家凯斯恩贝的连锁店使用.

    虽然对报社的这个安排我事先是知道的,但还是让我异常兴奋,其实,要不是这个蛋糕的提醒,我还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要过生日呢.我告诉我的同事,"这样的关爱,是逼着我努力工作给报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啊."

     我明天按照现在的情况看,应该没什么事情了,下午也就可以按时和唐老师去喝茶\聊天.已经很久没见到他了,中间通过几次电话,而且,唐老师上次在MSN上遇到我时,竟然主动问我的电脑有没有耳麦,要和我语音聊天,真是让我吃惊,要知道,唐老师在以前是不用MSN的啊.

    其实,我经常给别人提起唐老师,他也是河南人,而且也是郑州大学毕业,比我早了些年,想当初我在经营报的时候,写稿子连最基本的元素都表达不清,记得有一次,引用资料的时候,我在参考消息上看美联社的报道,就直接引用了,结果就被唐老师教育了一下,从那以后我才知新闻写作中的风险控制.而且,那个时候,我写稿子总是认为写完了就算完事了,随手扔给编辑,所以,有编辑就私下讨论说我的稿子错字连篇,个别地方还语句不通,这些毛病也是在唐老师的叮嘱下才改的.我现在还记得,对我的有些稿子,唐老师改的时候就让我坐在旁边,所以,我现在还习惯的告诉别人,现在我写稿子有些感觉,是唐老师手把手教出来的.所以,上次一个政协委员请吃饭,我和唐老师正好碰上,在和政协报的一龙聊的时候,一龙的评价是,"唐老师也算是你的受业恩师了."当然,我印象很深的一次是,和唐老师在北三环的福建大厦旁边的一个小馆子吃饭,我们要了一个小火锅,一人一个小二锅头,边吃边侃,他不断的说,"建国,我真是把你当做兄弟啊".

     从郑州来到北京,从郑州大学新闻系到现在来到21世纪经济报道这个报社,我总是告诉别人我很幸运,我也总是告诉别人,我需要感谢的是所有帮助过我的人,所以,直到现在,要是有人提出让我帮忙的时候,我总是愿意尽自己最大努力,就想当初那些帮助过我的人帮我一样.

     晚上去中国日报那边见了个朋友,法人杂志的高级编辑孔志国,事情是前几天我给一个同学新编的书写了个书评在他那里发的,我去给他送书,他把杂志给我带过来.当然,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聊天.他的背景很复杂,本科是山东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研究生是在北大法学院,现在正在做博士毕业论文,师从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盛洪教授.我们的认识很偶然,是因为他在网上看到我博客上一篇文章觉得还有点意思就在上面给我留言,说是希望把我的那篇博文在他们杂志发表,于是我们就开始了线上联系,中间他多次向我约稿,终因多种原因放了他鸽子,直到今天我们见面,我直接告诉他,"放了你那么多次鸽子,今天一定要我来请你吃饭".

    还有一个事情要说的是，今天再次有两个人表示，无论是从长相还是从说话上，我都象是南方人，已经不止一次有人这么说我了，有人说我是江浙一带的人，有人说我是广东那边的人．当我告诉他们我是河南商丘人的时候，他们就问我爸妈是不是那边的人，事实上，都不是．最为搞笑的一次是，有一次我坐一个朋友的车一起去采访，她开始就说河南人的形象问题，完了就问我，你是哪里人啊，我说我是河南的，她就很吃惊，说我怎么都不象，不然肯定不会在我面前说河南人怎么怎么着，于是，我就告诉她，那就让我的表现来改变你对河南人的偏见与傲慢吧．

　　事实上，我也觉得挺奇怪，前几次去江南，看到那里的青山绿水，我非常的喜欢，也感觉很亲切，于是我还真的怀疑自己的上辈子是不是和江南有不了的情愿，要不就是，我小时候是我爸妈从南方把我捡回来的，不知道我爸妈知道我这么想会被气成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