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的享受

周五的时候，我拿出一张名片，拍着队要处理的事情写满了名片，到今天为止，基本告一段落。

今天早晨又是一个大早，赶班车，路上抓紧一切时间翻看今天交规的考题，上午半点半开始考试，从大学开始，似乎就很少经历真正的考试，而明知道100分的题目，只有考到90分以上才可以过关，所以，我很是紧张，因为我自己清楚，我也就是昨天晚上翻看了一遍。

走进考场的时候，看到很多人激动的不知道怎么操作电脑，我心理也是紧张的，还好，自己的记忆里似乎退化的还不是很厉害，在进场前还感觉什么都没记住，但看到题目还是基本可以判断选哪个，所以就凭感觉做了，10分钟的时候就看到有人交卷了，而且人家很是自豪的到监考那里去成绩单——说明人家是过关了，妈的，真是牛，我也仅仅是在高中会考的时候，在15分钟那搞定过一份物理试卷，所以，我越发的觉得紧张，那与生俱来的虚荣，开始引发我那悲剧性的狂想，按照以前的规律，140多个人也就是有不到10个过不了，难道我会是一个。

20分钟搞定，但我还是耐着性子检查，说是检查其实是统计一下100个题目中我有几个是拿不准的，最后的结果是4个，恐惧消失了，在最后按下结束键的时候，屏幕上显示的分数是98，看样运气还不错，半对半。

这个事情终于可以告一段落。

和师兄开玩笑说，我们都是典型的中国学生，就是在拿不定答案的时候也基本上可以判断哪个是不正确的，所以，考试技巧足够，虽然灵气不够。

还是6月份报的名字，之前由于种种理由和借口，一直拖到今天才开始正式过去。

前天是参加一个老乡的婚礼，完了以后，大家觉得这么多老乡聚到一起挺不容易的，所以，从钓鱼台国宾馆出来，大家就照了KTV去唱歌，我当时是还有几分醉意。唱歌的时候大家又喝了点，完了就又去吃饭，在那个时候终于找到了久违的感觉，一阵海饮，于是，在我的感觉中只有放松和亲切。

在回去的出租车上，我给那位出租车司机解释了很多的问题，试图平息他对这个社会的所有的抱怨，回过头想想，要用一句话概括我当时所持的态度，就时劝诫这个生活并不十分如意的司机师傅，看待自己的生活要有大局观。同样的观点，我给实习生说的是，我的报道立场体现了我是一个国家主义者。当然，那司机师傅也许当时就觉得，我的所有的讲解只不过是一个醉意朦胧的狂妄少年在扯淡。

好久没有这么醉过了，周日本来要去书店看看书呢，最后都浪费在拿东西送东西的路上了，这就是北京的不好了，我从东三环到被三环，又到南三环，又回到东三环，一个下午就这样没有了。因为之前就已经答应编辑把周四采访的稿子写出来，所以，昨天晚上就只好弄一下了。本来计划的是12点半就可以搞定，结果，总是找不到感觉，没有一点写作的激情，到1点半的时候还没写完。

没办法了，先睡会。

三点半闹钟响起，起来强打精神，到改好的时候，一看表正好5点。于是，洗漱一番，背上包就王团结湖公园赶，六点前要在那里等驾校的班车，过期不候。接下来，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

之前刚看过《跟踪》，今天师兄老王就上演了一次追踪。

我们两个本来约的是5点55分在团结湖拿见面一起乘班车过去，当我打电话的时候，那边传来的声音是，“现在几点？”这家伙刚睡醒，

”我现在出门打车追你们的班车，你注意告诉我你们到哪里了。”

班车过来了，我短信他“车已经出发”。

随后他电话我，“我马上到长虹桥”。

“已过长虹桥，到燕沙桥了”

“现在三元桥。”

“现在呢？”

“过静安庄了”。

“我在安贞桥了”。

“好的，车马上到”。

可是，我坐的这个车却从樱花东街转弯直奔小营而去。

“我已经上来了，怎么没看到你啊？你确认一下是在远大的班车吗？”

“放心，是的，我还没这么蠢。”

睡了一路，到那以后，看很多人都跟无头苍蝇一样，找自己的教室，领书什么的，我和那师兄开玩笑说，真象小时候第一次去学校。

上课开始，一个大教室，就一个破空调，146个人拥在一起，一些后到的只好去别的地方找个凳子坐在走道里，随后，和我一样，很多人都不断的将目光瞄向墙壁上的钟表，妈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我算是真切的体会了一次，在那里面的一秒绝对长过平时的10秒。

久违的听课感觉，我那师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醒来后发现，出的汗把书都给弄湿了。下午就是判放学回家，整个过程中，我唯一清醒的感觉到的就是我在不断的打瞌睡，于是，就通过给人发短信提神，事实证明，效果并不好。

终于回来了，走到西直门，两个大佬爷们沿街叫卖的玉米给吸引驻了，一人一个，真香，昨天晚上没吃饭，今天早晨也没吃饭，中午忘了多吃一个馒头，对于又困又饿的人来说，玉米的价值绝对最大化，现在想来，拿到玉米吃之前，其实，我应该寻找一下童年的感觉，可当时却怎么也没有办法把那个玉米和那美妙的童年联系到一起。

好了，今天用疯狂来形容，明天还是5点就要起来，想起来就觉得要命。睡觉了要。 

最近几日来，我从一个新闻会的现场奔向另外一个新闻会的现场，听到最多的是，那些商人们的财富故事。这些对我来讲，多少有些虚幻。这个时候我忘记7月是一个什么样的季节是很正常的。

几天前，我从人大和一个朋友谈完事情已经时晚上10点多了，出租车奔走在三环上，看着车外飞速离去的霓虹灯，我拿出手机无聊的翻看通讯录。

突然收到一个朋友的短信，说她将要离开这个城市了。这个时候我才想到，又是一个七月。

三年前，临近毕业的时候，我正在北京实习，那段被称为最伤感的日子，我从来都没有真正的体味过，所以，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准确的向别人表述，大学中，最让我印象的深刻的是什么时候。

三年后，我已经熟悉这个城市，它有着喧哗，也有着平静，有着繁华，也有着孤独。

以前，每次到郑州出差，我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但是，现在，再次从北京奔向郑州的时候，我开始有离家的感觉。

不知道是北京的生活让我发生这样的改变，还是仅仅因为时间让我发生这样的改变。

在平时的生活习惯中，我总是愿意将未来的一个什么时间作为我新的起点来心存期待，而现在，接二连三的变故，我倒是更愿意将现在作为我新的起点来纪念。

记得在那个狂风大作的夜晚，在回家的路上，我不断的告诫自己，这么大的风，会不会刮来一个石块或广告牌什么的，让我深受重伤。这就是我经常闪现的心境，近乎疯狂的悲剧式狂想。

但是现在，我更愿意告诉自己的是，满怀悲剧性的心情来看待这个社会还是有必要的。因为你在任何时候犯下的任何一个错误都可能在以后那个无法预期的时间让你失去追求幸福的资格，尽管，你的错误是在别人的诱惑下作出的选择。

三年后，离别的伤感尽逝。一切都会重新开始。

今天领导给我安排了一个实习生，看了这同学的简历，我在MSN上给我领导说，“干脆让人家带着我作好了。”领导批评我没自信。

这同学获奖一大堆还没毕业就经历丰富，而且外语又是免修又是托福证书的，四六级考试都是80分以上，而想当年我在大学的时候，四级大概考了4次，最后还是以61分的成绩过的，六级直到最后毕业没过，而且，我在大学的一个口号就是，什么事情都要经历一下，所以，有次期末考试，就在英语上挂了一次。

我越来越对英语好的报以敬意。这个周末开了三个会议，真是巧合，内容都涉及中国的对外投资和跨境并购的，所以，很多老外参与。对于这个题目，有很多的人适合采访的，可是，面对那些老外，我真是有心无力啊，隔着翻译让我的采访风格很难发挥——在以前的采访中，我向来喜欢追问，甚至可以和采访对象就一个问题发生争执，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追问就大打折扣，而且搞的好累，因为，我还不是 完全听不懂，大概的意思可以理解，所以，就皱着眉头在那里听。

而当场就看到有些小姑娘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拉着老外采访去了，让我少有的 感觉到自卑和惭愧，当时我就心里敲打自己，回去就背英语单词去。

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之前遇到欧盟的贸易代表曼德尔森访华，先是在人大的演讲，之后是在欧盟驻华使馆的演讲，都是听的我一头雾水，一般面对这样的情况，当场提问我是不会错过的，可是，在那种情况下，提问不出来啊。

还有就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常会抓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做演讲，直到现在每次都给我发邮件，我以前曾经去听过几次，但后就不去了，理由是，有一次我过去，演讲开始前，林毅夫就文在场的老师和同学要不要翻译，结果所有的学生都表示不用翻译，后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纵然是全神贯注，抱着学习英语的态度在那里听，最后是晕头转向。

每次经历这样的遭遇，我就告诫自己一定要有目的性的练习以下英语。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刚看了一个小时的单词，这么打年纪了，慢慢来吧。我喜欢国际政治，而且，谁让我现在还要做国际报道呢。

关键时候上不去。

一个星期以前，原来的电脑开始罢工，什么都正常就是上不了网，找了5种杀毒软件轮着杀了一遍最后业只得到个间歇性可以上网的结果，在电脑距离崩溃还有一步之遥的时候，我知道我崩溃了。

这一段时间因为要作几个系列报道，所以，几乎每期都要有稿子写出来，在我上不了网的 时候，编辑干脆发短信提醒我要准备下一篇稿子啊。当时我就想，在没有电脑和网络的时候，那些新闻前辈们是怎么写出稿子来的。我现在是没有百度和网络是注定写不出什么东西来的。

于是，我不断给小裴电话，他远程支持，捣鼓了一天最后还是没有搞定，于是他开始劝我去买个新的。

从决定要买到在网上查找信息一个下午搞定，于是我就在周二的下午过去联想的专卖店去现场体验，并决定直接买过来算了。我相信那个销售人员都很吃惊，很少遇到象我这么好说话的顾客，从看机到决定买20分钟不到，可是 非常不巧，要付钱的时候 ，发现信用卡没带，晕掉。只能返回。

周三上午我过去的时候9点钟，那销售人员也许当时根本就对我这个客户不报太打希望，我到的时候她还没到，见到我，那个吃惊啊。于是交钱开箱验机，没多大会搞定，会到报社打开就开始准备作稿子。

现在好了，一切回归正常，就是这个机器的键盘是在没有以前那个IBM的好使。今天整理了个录音一个50分钟长的录音足足用了5个小时，中间还睡了一觉，崩溃了。现在写博克业找不到感觉，错字连篇。只能等慢慢习惯吧。

顺便说一句，找老婆要是象买电脑这么快就好了，他们的区别也许只是电脑可以先结婚后恋爱，但婚姻这个东西还是需要先恋爱后结婚的，这就是区别。

最初策划这样一组关于户籍改革的稿子时，我们更多的是想通过一些故事来反映一下目前户籍改革中在不同层面存在的乱象，以求为我们更全面的审视目前的改革困局提供一个角度和逻辑起点。我们的目光是向上的。

但是，在随后的采访中，更多的情感因素开始涌现，而读者看到我们的故事以后，表达的较多的也是愤怒。我们的报道也许应该将目光向下。

在正式采访黄元健之前，我在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和中国政法大学联合举办的一个关于户籍歧视研讨会上碰到他，当时，他作为诉国家大剧院户籍歧视案的原告，针对这个诉讼进行了演讲，情绪多有激动，充满斗志。

但是，在时隔不到一个月以后，我联系他采访时，他已经从义派辞职，打算老老实实读他的书了。目前就读于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的他，很坦率的告诉我，自从决定开始这个公益诉讼，他就开始体味压力，直到最后他无法承受，“在所有人都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和熟视无睹的时候，也许会有很多人说我神经病”。

——我们的户籍改革所面临的最大困局之一就是，面临这种制度的不平等，社会所给予的却是群体性权利意识的沦丧，包括受害人自己。当改革遇到“沉默的螺旋”，黎明什么时候才会到来？

然后就是和周靖女士在朝阳宾馆大堂一个下午的长谈，整个采访中她都情绪激动，声音洪亮，不时的引来周围的目光。那是一个充满无奈的妈妈，姑且不论造成北京“绿卡子女”无处参加高考现象的政策原因是什么，单就是她和那些持有绿卡的家长对自己孩子的愧疚情感就让我深受感动。在这个报道出来以后，我的一个朋友专门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在来到北京三年多的时间里，他从来没想过户口的问题，目前收入不菲的他，开始犹豫是不是放弃现在的工作考个研究生，然后弄个北京户口，“我有没有户口没问题，但不能让孩子以后连个参加高考的地方都没有”。

这是我第一次因为自己的报道而频繁的接到来自朋友的短信和电话，他们要吗表达了自己愤怒，要吗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尽管不想因为一个户口而改变之前计划好的生活轨迹，但是，孩子呢？

在这个时候，我总是很乐观的告诉他们，“放心吧，当你孩子参加高考的时候，户籍藩篱的问题应该早就不存在了。”

但谁能保证？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取决于在户籍改革过程中，我们将坚持要一种什么样的路径选择。

应该说，对于这一领域的改革，在经历了多年的讨论以后，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在社会各界之间，已经达成了广泛共识——“户籍改革并不困难，关键是要改革与户籍捆绑一起的各种社会福利的配给制度”。但是，在改革的路径选择方面，在舆论界和学界观点难以统一。争议是二元的，“拥有北京户口的和没有北京户口的观点出现了分歧”，北京律师秦兵提醒我为这些争议所代表的群体做个分类，“即得利益者是改革的最大阻力，屁股决定脑袋，这你绝对要相信。”

另外，在采访的过程我感觉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些有法律背景的学者和专家，他们的意见都是现在就对户籍完全放开，旗帜鲜明，因为他们心中的一个信念就是，人为的通过一个制度设计把人分为两种不同的人，这是对人自由的伤害，这就是一个罪恶的制度，更何况，在这种二元的户籍管理结构产生以后，其对各种福利待遇进行不平等配给的工具性属性被发挥到了极至，所以，户籍也就成为了打破其它不平等的突破口。

但是，一些有着经济学和社会学背景的学者和专家都表达了对完全放开的恐惧和担忧，他们主张的路径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将更多的主动权交给地方政府，通过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因地制宜的改革，以此来推动改革，二是先把附加于户籍上的各种福利政策剥离，在逐渐的剥离过程中，最后，户籍真正的回归户籍的本意。两种路径都包含了一个共同的要素就是，改革要是渐进式的。

当然，在这里，我无意于对这些改革路径做出倾向性的表达，这也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

在这组稿子的采访中，一个遗憾就是我没有能和郑州市的市长做个对话，我非常乐意听听他作为一个城市的决策者面对郑州目前的户籍改革会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