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的享受

本周四，下午的例会上，大家激烈的讨论这节后17大的选题策划。然后就是散会。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突然记起，还没报选题呢。同事告诉我，明天版面有限，基本上不用写什么稿子了。考虑到昨天是节前的最后一期报纸，所以，我们的假期从那个从例会结束的时候起就开始了。

我显然很不习惯，不自觉的就来了一句，“就这样，假期就开始了？！”结果，招来同事们的一阵指责，说我就是工作受虐狂。

是的，假期开始了。昨天终于毫无压力的睡到了上午9点半，起来后，把积累的衣服床单什么的塞满了洗衣机，加上洗衣粉，让那个洗衣的时候有点地震感觉的洗衣机自己消化去了。自己打开电脑随便看看新闻，着那些闲着的人扯淡。我唯一需要等待的就是下午两点半在广西大厦的一个新闻发布会。

什么都收拾好以后，时间才11点半，去之前都是晚上才和朋友们去的那家新疆餐馆吃饭，我边看《参考消息》边吃，最后勉强将时间消耗到12点半。于是就出发。

在路上，我看到很多疾驰的汽车，匆匆忙忙的人群，还有一起车祸，我把这些都当作风景，而且，在我乘坐的973路公交车经过那起车祸的时候，我还真是希望，我们的车因为车祸而北堵在那里，这样，我就可以看到更多的意外和力气，感受到更多的不可思议。生活就是这样，当你拥有一双欣赏风景的眼睛的时候，你看到的一切都是风景。

不过，遗憾的时，我的这条线路还算顺畅，所以，还不到1点半的时候就赶到地方了。他们工作人员对我提前那么多到达那里感到非常吃惊，一定以为，我们报纸的记者的敬业真时名不虚传。

整个新闻发布会进行的很短，算下来还没有会前我当日的新闻发布人国家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刘福合聊的时间长。我们聊的很愉快，对于中国的对外扶贫援助问题，我之前在试图分析中国当下阶段的外交战略构成的时候，我就想做个探讨，我想弄明白的几个问题包括，目前的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是不是已经到了可以进行较大规模的对外援助的阶段？如果从物质意义上来将，还没有到这个阶段，那门目前我们的对外的援助模式是什么样的？这和我们继续通过行动回应世界上对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呼吁有什么关系？中国的减少贫困过程中，是不是需要从分配机制的改革层面来推进，如何看待社会慈善在减少贫困中的作用，而且，接下来需要探讨的问题就是，我们向来说扶弱济贫是儒家文化的传统内容，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慈善较之西方那么落伍？

后来发布会结束后，我和刘约好节后专门找个时间再聊。

出来大厦，一个中国日报的小姑娘说打车可以把我带到国贸，我也就没有理由拒绝，本来我是想再体会一下公交的。一路上，我们有说有笑，谈到做新闻的技巧，我就把符老板的那句话告诉聊她，“新闻就是用有限的未知来激活无限的已知”。

在国贸那下车以后，我就溜达着到大望路现代城的光合作用书店，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书店之一，里面对新书的退出还算比较及时的，每隔几天我就会到那里看看最近有什么新书上市。不过，我记得我就在那里买过一次，因为那里不打折，而且，我要是一次买个几百元的话，提着回去挺沉的，所以，我自从第一次通过当当网体验过一次完整的购书享受以后，我就开始选择把在书店大概确定的书回来在网上来完成交易。说到这，真是觉得挺对不住那个书店的。不过，我已经向不少人推荐那个书店了，希望被我推荐的人可以在那里多买几本。

我是从书店步行回家的。昨天网上，有朋友在网上问我，十一有什么打算，我说，每什么打算，碰到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我把自己的假期交给偶然。剩下的就交给书和运动。

昨天上午去参加北京市发改委组织的关于北京市轨道交通路网票制票价的听证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正式的听证会，和很多人的印象一样，既然是听证，就是会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所以，争论恐怕是在所难免的，所以，后来我想着领导让我到现场去写这个稿子也是希望我可以展现出更多的现场感。

但是，这个听证会确实没有出现太多的争论局面，面对一个降价的方案，很难想象会有代表提出反对意见。所以，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副院长许光建，开始发表自己观点前的的一句话酒是，这是他从1998年以来参加的北京市的第一次针对公共产品降价的听证会。当然，我对北京实行2元的单一定价机制赞成的。但我也和很多的代表所担心的一样，按照目前北京的交通基础设施，这样的一个票价如果真的如主管部门提出的那样将更多的人吸引到地铁上来，那么能不能保证不出什么事故。

在那天的听证会上，多位代表都表示，就在自己从家到听证会现场的过程中，都亲身经历了地铁的拥挤，做个地铁但经受怕的。

这样的基于地铁的基础设施的供应不足的常规性拥堵，对市政府试图通过价格杠杆在近几年内解决，我并不乐观。

今天我想说的是，北京道路的非常规拥堵。在中秋节的前几天，相信在北京的朋友都能感觉到，平时看到空出租车突然一下子少了很多，倒是看到很多路边挥手等着打车的人。所以，我就问出租车师傅，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告诉我，中秋节前的几天，北京的交通有几个特点，包括，外地的车突然多起来，打车的人也多起来，每天晚上10点左右的时候是最堵的时候，当然，还包括一些重地也是很堵的地方。

确实，我不知道其他城市是不是也象北京一样，送礼送到交通大拥堵。

我这个人有时候还真有点工作狂，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还以为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选题，但是，后来想象，过节吗，走亲访友，也算是中国的传统了，干吗自己把这样的行为想的那么阴暗呢？但是，我在等了好久都没有打到车的时候告诉我的一个同事，“在这样的迎来送往中，有多少交易在进行啊”。他的回答是，“你说的情况每天都在发生”，想想也是，所以，我也不要做什么特稿了，这在更多的人眼中本来就是正常的现象。

不过，这个社会的悲哀之处也就是，对于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大家已经习以为常。

　　在海外，中国新崛起的民族主义经常被视为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产物。高速经济发展造就了中国人民的自豪感。同时很多人也相信，因为传统意识形态的衰落，民族主义正在很快成为中国执政者所需要的新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来源。

　　中国的民族主义会不会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及过程中日本和德国的民族主义？这已经成为西方学术界和相关机构政策研究的一个主题。

　　但经常使很多研究者感到惊讶的是，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越深，就越难以回答民族主义研究中一个最基础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民族性在哪里？

　　换句话说，中国民族主义正在高涨，但其载体是什么？人们所看到的是，随着快速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中国民族主义的载体也正在快速消失，因此也越来越没有其民族性。

儒家文化保存在中国以外

　　所有民族主义都是其民族性的反映。在西方，由法国大革命开始的近代民族主义，可以说是更早时候开始的文艺复兴的产物。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民族主义更是把近代民族主义推到了极端，变成了种族优越主义。

　　在东方的日本，民族主义变成了军国主义。在历史上，民族主义既扮演了其积极的角色，如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发展，促进了专制政体向民主自由的转型，但极端的民族主义则给世界带来了大灾难。对民族主义的评价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任何共识，今后也不会有。

　　但不管怎样，民族主义是民族性的反映。且不讨论其他地区，看看中国周边国家就可以明了这一点。日本是一个最热衷于向先进国家学习的民族。日本成为最发达的国家和其向他国学习分不开，但谁也否认不了日本民族主义的深层民族性。

日本的汉字是从中国进口，但日本对此珍惜万分，保存得比中国本身还要好，并且视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文字。在韩国的街头很难找到进口的外国车。这并不是政府禁止人们使用外国车，而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自觉。

　　韩国人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帮助韩国化解金融危机的同时把很多条件强加于韩国。韩国人自发地捐款帮助国家渡过危机，留给世界很深的印象。

　　实际上，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圈，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越南等等国家，传统儒家文化或者广义的中国文化都要比中国本身保存得好。当然，这些国家把传统文化视为是自己的，在本土化之后，加以精心的发展。

　　回到中国本身，就经常使人感到迷惑不解了。中国人的反日、反美情绪经常高涨，但却热衷于日美制造的商品。一方面对日本的教科书事件倍感愤慨，但很多单位或者个人又大量毁坏日本侵华历史遗迹。很多国人热衷于和周边国家争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例如端午节，但又不好好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节日。

缺乏传统，现代性便失去基础

　　如果到世界各国走一圈，就很容易发现很少有国家像中国那样不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很多国家强调创新，但也同样强调保存传统。现代性是西方世界的产物，但西方世界也同时是保护传统的典范。

　　在西方，现代性在传统基础上延伸，因为没有了传统，现代性也就失去了基础。但在中国呢？现代性往往表现在对传统的毁灭，使得中国的现代性也呈现其虚无性。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商业化大潮在大力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同时，也正在以加速度毁灭中国的民族性。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大都市到小城镇，人们看到的是越来越高的大楼和越来越宽的街道，但往往既找不到中国的民族特色，也看不到地方风味。除了一些商业味道浓厚的所谓的传统建筑，人们实在感觉不到中国的民族特色。

　　很多年前，北京市政府率先设计了王府井步行街。此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都跟着学。但这些步行街除了商业味道一样浓重外，很少有表现中国民族特色的甚至是地方特色的。

　　北京市为了2008年奥运会大规模地改造旧城，拆除传统四合院，导致了外界一片谴责声音。实际上，在以现代化为名，大规模毁坏传统建筑方面，所有其他中国城市都差不了多少，“拆”字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建设的通行证。

在中国经济改革方面成为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最大试验场的同时，在文化方面也早已经成为各种所谓的后现代艺术的最大试验场。

　　在一些官员和商人的眼中，传统是不值几个钱的。要知道，对老百姓来说，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他们对这些建筑有文化认同感。对一般老百姓来说，并不存在着抽象的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他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从他们所知道的人和物中延伸出去的。官员和商人在毁坏传统文化的载体的同时，也毁灭了中国现代化的民族性。

　　官商结合导致了中国传统的大破坏？商人唯利是图还好理解。那么官员呢？中国的领导人一直不厌其烦地在强调“中国特色”，“保护民族文化”，甚至“复兴民族文化”。宣传部门也一直在鼓动“精神文明建设”。但是一到实际政策层面，一些官员为什么又背道而驰呢？很简单，和商人一样，中国的各级官员大多以钱为本，没有民族主义情怀，表现为虚无的爱国主义。

　　他们天天对人民讲爱国主义，但对他们来说，“不要找政府的麻烦”就是最大的爱国主义了。一些官员对老百姓自觉组织起来保护传统的行为不以为然，甚至经常把此视为是“非法的”（如果被认为是对政治稳定不利）。

　　这就是很多中国人所面临的爱国困境。爱国的定义权在官方，而很多官员的行为和一般老百姓所理解的“爱国”则是相背的。

　　近现代国家必须建设基于自身民族性之上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民族主义是近现代国家的意识基础。从国际的经验看，成功的民族主义建设都非常强调内部文化的保存和建设，强调现代性中的民族特色，强调人民对自己民族文化载体的认同和情怀。

　　这是一种积极的民族主义。但当把民族主义置于和外部世界的对立上来建设时（如往日的德国和日本），民族主义就表现为消极的，也往往是非理性的。

　　中国正处于一个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民族主义必然成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但如果官商主导的大规模毁灭民族文化载体的所谓“现代化建设”不能阻，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出现虚无化。透射到国际事务上，虚无化的民族主义既没有内部制度的强力支撑，更可能会表现为非理性。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郑永年

转自新加坡《联合早报》。

而1992年1月至1993年11月担任圣彼得堡市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期间，普京为该委员会主席，此后，他调任圣彼得堡市国家税务监察局，历任副局长、局长，自1999年7月起兼任俄罗斯联邦税务部副部长。

但另外一种可能被分析人士认为，普京将在2012年将重新出山竞选总统。而祖布科夫将是一个过渡人选，这也是对普京要在明年三月的大选中留任就必须修订宪法的阻力的一个妥协。

　　我曾经见过最美丽的星空，是在一个化外的泰国小岛上。

　　那里没有电灯的光污染。一片纯黑的天空里，无数的繁星在海浪声中闪烁，讲述着不变的永恒。

　　生命短暂的我们，面对无尽永恒星空时，感觉如此渺小无力，感觉更贴近真理的大道。

　　历史中，总有能夜观星象的奇士，看天象以预测天下大势。正史记载，但凡天下有大事发生，都会有相应的星象变化，而每个著名的人物，也都被安上个什么星下凡的神话。

　　网友三红介绍来一个有关东汉闲云野鹤派领袖高士严子陵的典故。他是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的同学。如果按照现在对于最铁关系“同过窗、扛过枪、嫖过娼、分过赃”的描述来看，他和光武帝绝对是老铁。两人白天读书打屁聊天，夜来同榻而眠（不要想歪，历史上，光武帝没有断背记录）。

　　后来刘秀做了皇帝，知道严子陵贤能，要拉他来当官（拿天下来分赃？），结果三次都被回绝。后来光武帝总算把他请进宫中，请教治国之道。严子陵口若悬河、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两人谈到深夜，光武帝干脆留他同床睡觉。严子陵也不推辞，睡成个大字，竟把一条腿搁到皇帝身上。

　　第二天一早，钦天监就奏道：“臣昨夜仰观天象，发现有客星冲犯帝座，恐怕于万岁不利。”光武倒是百无禁忌，笑道：“是朕与子陵昨夜同床而眠，他的腿搁到朕身上了。”

　　原来皇帝有星，大臣也是星。

　　曾经在白帝城的遗址上，看到过诸葛武候的观星亭，传说当年刘备屯兵白帝城时，诸葛亮在此夜观星象，运筹大势。

　　最夸张的是他连自己的死期都能从星星里头看出来，还想要用祈禳之法，使自己的星宿归位，来向上天再借十二年。结果冒失的魏延闯帐，大风把本命灯吹灭。结果诸葛亮恨死了魏延，自己死了，也不忘拖了他陪葬。

　　扯远了，话入正题。

　　最近，中国总理温家宝，也在星空下以诗寄情。

　　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诗作《仰望星空》，全文如下：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

　　　　那无穷的真理，

　　　　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

　　　　那凛然的正义，

　　　　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

　　　　那博大的胸怀，

　　　　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

　　　　那永恒的炽热，

　　　　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

　　在中共十七大即将举行的关口，他的诗作自然充满了许多政治的解读。去逐字解读这个诗作，容易陷入形而上学的误区。老实说，我对那些纯政治斗争角度的解读兴趣全无。

　　我只想从诗作的本身意象来看，其中的理想和浪漫主义的“看星空”情怀，是目前在金钱至上、功利、现实、务实、短视的中国，所缺乏已久的。

　　一个中共的领导人，在人民日报这样的宣传阵地上，展示出如此的人文哲学情怀，赋诗明志，才是我觉得庆幸的地方。

　　温家宝在诗序中引述了黑格尔的名言写道：“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最近黑格尔的这句名言，因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姚国华教授的《一个民族需要关注天空的人》的长文而红遍中国。

　　姚国华教授文中曾经提到的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说过，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这三个方面的顺序，应该先是心灵，再是政治体制，最后才是经济。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表面上看是捷径，但最后是走不通的。

　　虽然我觉得姚教授对他心目中的“大学”对中国历史的重要性有点偏重，但是对于善于走捷径的中国人在发展的顺序上的颠倒，及其可能造成的恶果，却是举手赞成的。

　　大国的崛起，首先应当是心灵的崛起。

　　可是近五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去仰望星空的眼光，不断地各式各样的政治运动乌云所隔断。从文革至今，风浪中的中国知识层逐渐“无可奈何花落去”，把自己的思考方向，从星空转向下，开始追求犬儒功利的乐趣。（我丝毫没有责怪他们的意思，在那样的体制下，做仗马之鸣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之大，有无数的前车之鉴。）

　　人家老说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探索一些没用事情，所以穷。泰勒斯估计也很烦这些苍蝇嗡嗡，有一年就干脆运用他的知识，预测那年雅典的橄榄丰收，就租下全城所有榨橄榄机，抬高价格，狠赚了一笔钱，以此来证明哲学家想赚，是可以赚得多的，但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有更乐于追求的东西。

　　但中国的泰勒斯们无法继续望向天空，在预测橄榄丰收后，只能把眼光转向了预测“花生丰收”、“楼市涨落”、“股票潜力”，没法青史留名，那就先捞个盆满钵满罢。

　　从1949年毛泽东的理想主义的过度实践，一百八十度急转到邓小平的“黑猫白猫”的彻底实用主义，中国人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民族性，被彻底释放，有没有用处，能不能挣钱，已成为判断任何人、事、物应否存在的最高指导原则。

　　近年，一切向钱看的纯功利主义的代价，已经从环境的破坏、贫富的分化、官员的腐败等等方面赤裸裸地呈现了出来。

　　中国温家宝总理的《仰望星空》，展现的是中国的领导人对于彻底实用主义的反思，是对忙着榨橄榄油的中国知识思想界抬起头仰望星空的鼓励，是否也暗示着今后仰望星空的眼睛，不会再受到乌云的侵扰？

　　读着他的这首诗，有许多中国人会和他一起“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

注：如果刘翔在北京输了怎么办？这也是我多次担心的一个问题。其实，不仅是担心在北京输，依照目前国人对刘翔的期待，在这个项目的任何一次国际大赛上，我们都是满怀着刘翔一定胜利的心情在欣赏比赛，只是，在北京，在2008我们更是对刘的胜利义无反顾。这真是一种危险的精神寄托。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媒体曾经对刘翔的频繁出入商业活动感到担心，并从其活动照片中发现了疲惫，但刘翔在此后的很多比赛中继续夺冠，继续给我们创造传奇和神话。

我也曾经训练过体育，我对运动的理解是，那绝对不仅是体力活，任何一项运动都是需要天赋和智慧的，尤其是竞技体育，对运动员的心里素质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我对刘翔直面失败的心理素质丝毫不怀疑，但是，我却有更多的理由担心我们这个习惯了意淫的民族，在我们的国家经历着落后的时候，我们回望5000年的历史，从产生“四大发明”的那段历史中寻求安慰，当我们获得一点成绩的时候，我们又开始从未来的无限可能中寻找意淫的主题。

在很多冷静的观察者眼中，从讨论大国崛起和大国民心态塑造的议题中，都对目前中国的国民狂欢表示遗憾和担心，我们可以满怀大国梦，尤其是对一个曾经有过辉煌历史的国家来讲，这对民族自信是一种很大的提升，但是，大国梦和小国民心态之间却是一念之间的差别。

＝＝＝＝＝＝＝＝＝＝＝＝＝＝＝＝＝＝＝＝下面是中国青年报的文章。

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刊文，题目是《每跨越一栏，刘翔承受的压力都在增加》。文章说，在北京奥运会上，没有一位世界冠军得到的宣传和承受的期望能与刘翔相比。在这个第一次充当奥运会东道主、把此次奥运会的成功当做自己的民族骄傲的国家，他是唯一的个人项目超级体育明星。（新华网9月5日）

我想美国人的这篇文章说的还不够全面，它还应该加上一句：刘翔大概是世界上承受压力最大、被祝福最多的运动员。因为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在期盼刘翔在2008年的北京取得胜利。

刘翔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这一点毋庸置疑；刘翔激发了中国人长期以来压抑的激情，其作用也显而易见。但是，让刘翔一个人承载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期望，未免过于沉重。诚然，刘翔用他的天赋和努力，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又一个惊喜、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纪录，但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不是不败的神。我们现在似乎已经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北京奥运会上的刘翔必须得赢、一定会赢。如果刘翔在2008年的北京输了，我们怎么办？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极限，每个运动员都有自己的运动兴奋周期，忽视这些客观存在的规律，要求运动员所向披靡，是不负责任的。运动员都渴望胜利，可运动场上的事情往往瞬息万变，而金牌只有一块。我们如今的期望有些畸形了，已经不允许刘翔有金牌之外的选择，可这是他能够选择的吗？绝对不是。把那么大的期望寄托在刘翔身上，让他承受常人难以承受的压力，如果他在北京输了，那在巨大心理落差之下的我们，岂不是很伤心、失落甚至愤怒？刘翔岂不是有可能因此而备感挫折？不负责任的期望等于捧杀，会毁掉一个本有着远大前程的天才运动员。

如果刘翔在北京输了，你我能够坦然接受吗？这将是考验我们是否成为“大国民”的重要时刻。我们渴望胜利，但应该平和地面对失利；我们热爱金牌，可更应该拥有一种胜也爱你、败也爱你的坦然。“每跨越一栏，刘翔承受的压力都在增加”，我们为何不让他“每跨越一栏，承受的压力都在减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