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的享受

========全世界最伤心的人========

陈少华

曾经梦想我们的爱是天堂
不顾一切跟你飞翔
我以为把一生的爱都用光
就能够到地老天荒
千辛万苦伤痕累累恋着你
只换来一句请原谅
我要的地久天长都成奢望
不如将自己埋葬
我就是世界上最伤心的人
我也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
我爱的很疲惫
我爱得很狼狈
这辈子爱的梦想被你撕碎
我就是世界上最伤心的人
我也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
我的心为你醉
我的心为你碎
这辈子我都不会再去爱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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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在大街上就唱起了这首《全世界最伤心的人》，陈少华的声音原来也可以这样，完全不是很多年前听他的那首《九月九的酒》时的感觉，当时也是红遍大江南北，只是，那个时候一个人一首歌要是红起来，远比现在红的带样子，其实原因也简单，那时候还没有超级女声，快乐男声什么的，人们的需求在很多时候出于供求的单一，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好习惯于发现一个什么好东西就大家齐上马，喜欢死它。而现在，需求则十分多元，供求也很多元，所以，一个人一首歌很难再出现全社会长时间的传唱的情况。

但我还是要说，这首歌真的很好听，个词写的也很好。我很喜欢，现在天天听。

晚上九点，我准时的从报社所在的大楼出来，坐上9路公交车。

车是从北京西站方向开过来，虽然到这个时间点了，上面还是有不少人，他们多带着包裹，言语中多带着乡音，为了空出来的一个位子他们近乎疯狂的去抢，自己坐上以后还大声的招呼自己的同乡过来，这个时候，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和玩伴的友谊会因时间和地点的改变而有所改变。

在我的前面是两个年轻的小伙子，显然是因为长途火车的缘故，他们完全没了坐姿，其中一个留着长长的头发，并染成金黄。他把自己的脑袋靠在车窗上，眼睛不时的扫向街边，他告诉自己身边的同伴，“在这里呆一段要是不舒服，我们可以去俄罗斯”。

“那怎么行？那里是说什么话？”另一个表情木讷，满脸茫然。

“他们那里说俄语，不过，很多中国人在那里，我们可以和中国人说中国话。”

公交车先后经历国贸、光华路、呼家楼、小庄、水碓子，然后到达终点站金台路，在各个站点都有人上人下，而那个黄头发的年轻人的姿势一直没有改变，只是在经过国贸的时候，他微微抬高了自己的脑袋，希望看到国贸大厦顶层的灯光。他应该属于被媒体和学者定义的中国“第二代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把外面的世界当作家，无论多么陌生，他们都努力的寻找自己的位置，对外面的世界也有着比自己的父辈更高的期许。

下车后，我到车站旁边的新疆餐馆“阿达西”吃饭，这是一家主营新疆菜的馆子，来这里的人多喜欢吃些羊肉串喝点啤酒。之前我经常来，但很少在将近十点的时候过来。

屋子里气氛非常热闹，我在唯一的一个空位上坐下，点了东西等着。

我的正对面是四男二女，年龄应该在50多岁，高声的说着话，满嘴的京腔，其中一个为了给另外三个男人讲清一个观点，憋的已经是满脸通红，旁边放着很多空啤酒瓶子。

侧前方是两个老外，一胖一瘦，大声的说着英语，显然兴致很高。后来，那个胖点的起身去洗手间，从我旁边经过，我才发现他的牛仔裤在膝盖和大腿处都有一个大洞，内裤都露出来了，上衣也粘满污渍。这立刻让我想起美国作家凯鲁亚克在其代表作《在路上》中所描写的那群奔向美国西部的流浪汉，他们搭上了一辆开的飞快的平板车，奔走在乡间公路上，他们站在车沿上撒尿，他们传递着喝一瓶威士忌来抵抗入夜后严寒，他们看着如墨的青山在夜幕中向自己袭来然后又擦肩而过，他们高声的讨论着自己幸福和不幸以及自己的犯罪史。他们这些人象征了美国历史上很著名的“垮掉的一代”。

我给自己倒了杯啤酒，边喝边看着那个黄头发高鼻梁的瘦长老外，他是背对着我的，头不时的扭向旁边的桌子，在那里有两个姑娘对面而坐，吃着新疆的大盘鸡，喝着啤酒聊着天。我和其中一个女孩目光有了一霎那的接触，她很清秀，头发不是很长但很黑，柔顺的垂下来，带着黑红相间的塑料框眼镜，从外表看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旁边桌子上，原来是两个和我一样提着电脑包的人在吃饭，他们吃的桌子上一片狼藉，啤酒瓶零乱的摆放着，说话的分贝很高。

等我回过来头来看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走了，这时候进来一男一女，还没有落座，男的就对女的说，“宝贝，吃点什么？”于是两个人开始商量着点菜，根本无视旁边的服务员的存在。

我很快就吃完了，一瓶啤酒对我来说正好，略有感觉但头脑清醒，提包出门，将满屋的喧嚣抛在身后。

在回去的路上，一对夫妇赶着马车在叫卖最后剩余的红枣，在路边阴影中，一对男女正在拥抱接吻，一看就是一对新恋人，拥抱的姿势象摔交，中间是架空的，只是在为接吻而接吻，男的还不时望望身旁经过的路人（包括我），而在不远处的长凳上，两个老人还在讨论17大的人事变动和中央的权力纷争。

我步子迈的很快，经过山城辣妹子火锅店的时候，那里面还是座无虚席，其实，我不止一次的想，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在一个透明的玻璃房子里吃饭？你看外面的风景，你在外面的人眼里也是风景，你感觉你在摸别人的时候，你也被很多人摸了。

只不过，我回来后突然觉得，在北京这么长时间，今天还是第一次感受到北京的九点以后，虽然只是很少一部分。这个过程中我没有发现太多的欲望。

在十一的长假真正的开始之前，我曾经给那个7天设定了种种方案，其中最让我神往的就是，我应该找个陌生而又有点古老的小城去体会：这个城市应该有着历史的辉煌，或者是某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不过，她还要是中国现代化的弃儿。在那里，我可以花上不多的钱，住上一个星期，每天就是看书，逛街，找一些70岁以上的当地老人聊天。

我一度给自己界定了几个理想的城市，她们是西安、开封、洛阳、南阳，还有旅顺。

西安我从来没有去过，我也更愿意承认，我对她一无所知，但在我的想象中，她完全符合我对自己进行思想放逐的要求，而且，在那里，我应该可以听到全国各地的方言，吃到全国各地的小吃，当然，我还应该到很多富丽堂皇的景点去蹭那些导游多带有夸张口吻的解说。

实际上，我挺喜欢听导游的讲话，他们说的也许不是真实的历史，但总是可以发现每个游客来到一个景点前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所以，他们用近乎杜撰的故事，对历史进行着民间式的解读。顺便说一下，我之所以一直没有到西安去看，我是怕自己的匆忙之旅破坏了这个东方都城在我心目中的完美印象。我会在一个合适的节气，和一个合适的人一起去感受。这样一种对自己的吝啬，同样体现在我对待长城的态度上。

2004年北上，到现在我都没有涉足长城，而其它景观，比如天安门，颐和园，故宫等，我都已经陪着来访的朋友或亲人游过多次，但长城，我始终坚持要留给自己，留给那个秋末冬初、飘洒着细雪的傍晚。

第二个选择就是开封，我曾经去过那里四次。但我一直觉得我从来没有真正的体会到这个城市的真正的味道。去年秋天，我因为采访的缘故再次奔向那个城市，从郑州的公交车上下来的时候，我看到那段象征着这个城市古老的一段破败的城墙下面，有很多的老人在晒太阳，在黄土堆砌的城墙的反射下，我一直觉得我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夕阳应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中间有个老人指着从郑州延伸而来的双向十车道、宽100米的马路告诉我，他们的生活正在被改变，这里的房子被郑州给买到均价3000元以上，他为自己怀中的孙子感到担忧。当然，他并不知道，正是这条马路给开封带来的现代化浪潮是这个城市近几百年来最大的一次机遇。

后来我去了包公祠。在那里，我的无知让我花50块钱请来的导游一阵尴尬。我问她，包大人怎么会在这么小的院子里办公、生活，他当年应该相当于现在北京的市委书记。他告诉我这些所谓文物都是后来重新建造的，但是，也就是在那里，他告诉我，为什么当时的大臣的乌纱帽两边都伸出很长的翅子，就是因为皇帝不希望在大臣在进言的时候私下勾结。

在后来的几天里，我对那里感觉到的都是失望，但我知道现在也不甘心，我更愿意相信，是我还没有真正的体会到这些历史皇民对待现代化的真是心境。

洛阳，我去多多次，但每次都是看到的那里的新城的恢宏气魄，和象征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在新中国作为工业重镇的实力的烟囱。与中原地区的多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二线城市相比，洛阳应该算是唯一一个可以堂而皇之的从现实寻求自己未来的城市，从经济实力来看它都认为自己可以和作为河南省省会的郑州分庭抗礼。在这样的背景下，未来就更应该在现实的基础上去开拓，而不是抱着历史。之前关于该市市委书记的一个笑话鲜明的反应了这个城市主政者的真是心境，说的是这个书记坐车到郑州去，路上睡着了，当车下了高速进入郑州的时候，他醒来看到车窗外是众多民房，问司机，怎么还有地方没有搞完拆迁开发，司机告诉他，“已经到郑州了”。

不过，很多朋友告诉，还有一个属于历史的洛阳，值得我去用一个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去感受，而且，要尽早去。

南阳，我去过一次。那是在一个情人节，我去见我当时的恋人。火车从郑州南下，在快到南阳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黄土和沙丘，绵延起伏，有的在瞬间就流成一座小山，而且，在那个过程中，我还看到了一片水，被周围的低山环绕，也许你不可以想象，对于一个在平原地区生活了20多年的孩子，看到这样的山水是多么的让人兴奋，尽管后来我多次去江浙地区去体味那些郁郁葱葱的青山和山涧间的湾湾绿水，但对这片黄土和清水的记忆，我依然深刻。

我在那里住了个小旅馆，被子很潮湿，可是，那个城市随处可见的上坡和下坡还是让我兴奋不已，只是，我没有来得及去感受更多的南阳风情，现在，因为刚看了本《大江北去》，作家梅洁在整个书中所表现的对历史的追忆，对南水北调的背后的悲情让我对那里的丹江口水库充满向往，在刚开始规划南水北调的时候丹江口还属于南阳，但后来这个工程改变了河南和湖北的地图，尽管所涉面积不大，但其感情复杂。

在那个城市，我经历了元宵节，那天晚上，应该上万人涌上街头去观看烟花和花灯，最后虽然出现了局部踩踏事件，但也正体现了，这个城市的民众对传统和历史的坚守。南阳自古出才子佳人，这句话，你可以好好去发现。

最后就是旅顺。从我们的历史课本上，我们一直都是将大连和旅顺联系在一起来传诵的。在经过了中国近代史的洗礼后，步入现代，旅顺最能体现我所说的一个城市是怎样成为现代化弃儿的说法。如果说大连成为了一个中国环渤海的一个经济重镇的话，我们应该把旅顺看做一个博物馆。我希望去那里看看历史上的中国统治者用来抵挡外来侵袭的炮台，在那个时代，中国选择了和日本相反的做法，之前很多年前的日本面临来访的黑船，做出了开放的决定，于是，一个东方唯一的强国出现了。

中国选择了战斗。在我看来这是正确的选择，只是，在选择战斗的同时，他们没有想到，大炮应该首先瞄向自己的陈腐。

在那个充满火和血的年代，炮台从一开始就对一个民族的命运和历史具有决定性意义。我的这个认识缺总是难以得到印证，每次去天安门，我都看到在城楼后面空地上陈列的那片大炮，被很多穿着时髦的男男女女用来合影留念。在那个时候，我总会有一种奇怪的想法，那哪里是大炮，分明是几根阳具，早已不具有陈列的历史价值。

后来，我一个城市都没有去。直到现在，对这些城市的描述依然是我的想象。而且，在现代化面前，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些想象会完全消失，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是，会越来越强烈。

不知道追忆历史的热情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1996年，我在读初中，那个时候我很喜欢写诗，而且，在坚持了6年的日记写作以后，我终于可以表达自我了。

在临近毕业即将进入高中的时候，我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希望将来可以成为鲁迅那样的人”。

高中毕业的时候，很多同学在给我的毕业留言中说，希望我以后会成为一个律师，只有一个同学告诉我，觉得我更应该称为一个记者。后来，我到郑州大学新闻系后，联系的第一个高中同学就是这个同学，我说，“我会成为一个记者”。

——说这些，我只想说明一个问题，无论在是初中还是高中，我都对自己有着明确的预期，所以，那时候我过的非常的自我，在对一个事情作出决定的时候，我从来不去在乎别人说什么，怎么看。也就是因为这样，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充满乐趣。

1999年的时候，刚刚进入高三的我们，学习和升学的压力开始越来越体现在周边同学的脸上。在那个豫东平原的国家级贫困县，能够考上大学就意味着一个美好的未来。

而我，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并没有感觉到有太大压力，依然轻松。所以，有一天，一个同学轻轻的告诉我，生活的能象我一样快乐就好了。

他说这句话时候的表情，到现在我都记忆清晰，在他那厚厚的近视镜镜片后面，他的眼睛分明充满羡慕。

我对他的回答是，“要快乐，你就要活的自我，活得简单”。

8年后的我，经过在郑州的大学四年生活，来到北京这个城市也已经3年了，在很多东西都已经趋于稳定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看看周围的大家，仿佛只有我整天在经历一些莫名的悲伤和失落。

我已经向不同的人表达过我的这种感觉，别人对我的回答多带有狐疑和玩笑。我在很多人的眼中，依然是个快乐的人，他们觉得，我从一个二线城市顺利的来到北京，顺利的来到现在的这家报社，而且，我喜欢我现在的工作，无论是老乡、同学还是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结识的新朋友，应该都使我感到不在孤单。

不过，我知道，也许所有的人都无法真实的感觉到我的失落，那就是，和之前那个充满快乐的少年相比，我已经无法继续活的自我，活的简单。

昨天的梦中，我梦到了高中时候最好的哥们之一，他很聪明，很帅气，也很有才华，所以我们很能谈的来，不过，他有一颗愤世疾俗的高傲心境，所以，在高考的时候，他看到有人通过关系给自己的孩子送答案，他拍案而起。

后来，他经历两次高考的失利后，终于没有超越自己的那颗心，选择了军队。

在去年春节假期间的一个深夜，在两年多都没有联系后，他突然给我发了个短信，告诉我，“兄弟，当我结婚的时候，一定请你来喝酒，我们一定要喝醉。当然，我们都会有自己美丽的新娘。”

那天晚上，他看到了别人的美丽新娘，他喝醉了。

后来，我也喝醉过。

从那个梦中醒来，我给他发了个短信，告诉他，我们会再次喝醉，那时候，我们都会带着我们美丽的新娘。

他最后给我回的短信是，“兄弟，我要睡了，一到晚上，他妈的贼冷”，这个短信来自张家口的一个军营，多年以后，我的这个兄弟已经真正的称为一个老兵。

那个时候，我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感到失落和悲伤。

我记起一个电影中的一段台词，是一个老师在开学的第一天给自己的学生讲的一段话，他说，在地球上扎一根针，然后从高空抛一粒大米，这个大米砸到这根针的概率就是两个人相识的概率。这就是缘分。

而生活中就是由这听起来不可思议的众多的缘分组成的，一个都不会少，但每一个都不是你所能掌控的，如果你想去掌控，那你得到的只有失落和悲伤。不要怀疑，这是你一生都无法打破的宿命。

“几乎是某种定律，每一个世纪似乎都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知识与道德动力，希图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国家。”这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他的《大外交》一书中做出的结论之一。

那么，对于21世纪的国际体系来说，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国家出现的话，中国应该是没有太大争议的选择指向。

中国对国际体系的表达是构建“和谐世界”。

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首脑会议上发表演讲时指出，（各国）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这是中国第一次在世界性会议上将构建“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与世界共享。

这被认为是张扬了一种国际交往准则中的更高理想，这一理念，并不认为分布于不同地域的文明、文化、民族本身就是存在对立的，而是先验性的具有可调和性，所以大家通过努力合作，终能共享繁荣。

当然，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复兴除了有其内部特点外，伴随其复兴过程中的，还包括印度、东盟十国等亚洲板块国家在内多的多个地区正在经历一次集体崛起，比如横跨欧亚板块的俄罗斯的复兴，而分布于非洲和拉美的广大后发国家也正在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

这将使我们不得不用下面的句子对未来世界进行表述：在人类社会进入以工业革命为转折标志的现代社会近300年以后，世界力量分布在欧、亚、美三大文明板块之间将第一次如此接近均衡，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未曾有过的。

显然，在本次从不均衡到均衡的国际体系重塑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后起国家的世界观在一定程度上将成为决定本世纪甚至未来更长一段时间内世界局势的关键因素。

中国外交理念溯源

中国基于主张构建“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转型，依然是中国执政者在国内外局势发生新变化的情况下作出的适时选择，对这一外交理念的溯源发现，中国在对这一外交理念的选择上亦表现出对上世纪内政外交发展理念一定程度的继承性，尤其是对十六大确立的外交原则的继承和发展。

这一对世纪之交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国际体系的判断和认知，被认为是促成了我国外交战略在十六大以后发生转变的依据之一。
从“革命外交”到“合作外交”

在十六大以前，中国关于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表述中，一直十分鲜明的体现着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对已有的被认为是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进行“革命”的色彩。

而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关于“国际形势和对外工作”部分，在肯定“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的基础上，开始更多的体现“共同”的外交价值原则。一个具体表现是，在十六大报告中1500多字的“国际形势与对外工作”部分，诸如“共同愿望”、“共同利益”、“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推进”、“共同维护”、“共同协商”等等，总共用了十二个“共同”，开始强调对既有国际秩序的融入。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院长梁守德将中共十六大报告确立的中国外交政策新思路概括为：无敌国外交、合作外交、经济外交。学界称为这是对中国长期以来所奉行的“革命外交”的明确转型。

之前，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中一直有的一个主题就是，支持由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的“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项诉求使中国看起来像个革命者，使中国在外交规划上，始终有一个反对的目标：20世纪50年代“反对美帝国主义”，60年代“反帝反修”，70年代“反对苏联霸权主义”，80年代“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后“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单边主义”等等，这些遭遇中国反对的对象，差不多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国家。

十六大以后，新一代领导针对中国倡导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表述中，开始更多的体现合作的色彩和体制内色彩，比如，民主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新安全观和对联合国宪章的强调，都是更体制化、国际化的语言，而不太像是“方言”。

这一转向也很明确的体现在前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他表示，“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成就，证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政策是成功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随着中国全面深入的加入全球化的过程之中，我们对现行的秩序和游戏规则也就能获得一定的发言权，能够做到参与其中，趋利避害，适时可为，徐图改造，”并且，在这十六字方针中，“参与其中”是居第一位的，“如果没有参与其中，其他的一切都是空谈”。

贡献国际体系新价值观

从十六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人开始在多个国际场合频频阐述中国“和平发展”的新理念，“和谐世界”也正是“在中国国内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理念在外交战略上的延伸。

10月19日凌晨，欧盟轮值主席、葡萄牙总理苏格拉底向世界宣布，在里斯本召开的欧盟非正式首脑会议上，“欧盟新条约”获得通过。

“新条约”被称为是《欧盟宪法条约》的“简化版”。在今年6月份召开的欧盟峰会上，27个欧盟成员国就该条约代替《欧盟宪法条约》、继续推进欧盟制宪进程的问题达成一致。

与之前的宪法条约相比，“新条约”内容中削减了有明确“超国家”指向的内容，并且，在名称上改变了“宪法”的表述。不过，在核心内容上，“新条约”延续了“进一步改革欧盟机构，简化欧盟决策进程”的改革精神。

 根据“新条约”，欧盟理事会今后将设常任主席，欧盟还将设立相当于“外长”职务的负责外交政策的高级代表，该高级代表同时兼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

    对于“新条约”的通过，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表示，欧盟已用了６年时间讨论制宪问题，现在到了搁置争执继续前进的时候了。

 之前，因为《欧盟宪法条约》在2005年法国和荷兰的全民公决中被否决，使得从一开始就辩论不断的欧盟制宪进程变得更加艰难，危机一直延续到今年。

而今年正是欧盟成立50周年。

这个成立于1957年3月25日的地区性国家联合体，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和不断完善，一方面使自己成长为了拥有27个成员国、涵盖人口近5亿、代表国民生产总值达12万亿美元的、集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于一身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在目前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

另一方面，其内部发展困局日显。具体包括，如何通过改革机构设置和决策机制；如何平衡组织内不同国家对该组织的利益诉求的冲突——在传统的核心成员国与后入成员国之间，由于彼此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客观差距，让不同成员国内的民众对一体化产生了一些迷思甚至是抵触情绪。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地区性组织，在其面临该组织以外的世界的时候，各个成员国将在多么广泛的领域和多么深入的层次上承认并赋予该组织以“超越国家机制”的代表性。

面对这些困局，欧盟的改革势在必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和直接的体现就是制定一个法律，为行将步入下一个50年的欧盟界定一个更明晰的发展框架。

正如之前在欧盟50岁生日时，有学者对欧盟制宪进程所做的评价，“订立欧盟宪法的目的，除了从法理上赋予欧盟超国家机构的民主合法性，更为直接的考虑，是要在新入盟国家越来越多的情况，利用宪法这一简单易懂的机制来整合一体化进程中的多方力量，进一步简化和改善欧盟运作”。

所以，欧盟对一部法律意义上的“改革共识”有着迫切的需求，这牵涉到欧盟的未来，也牵涉到欧盟每个成员国的未来。

那么，是什么造就了欧盟制宪推进中的危机？欧盟目前所面临的发展困局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已经成为达成一个破解困局和解决问题的“改革共识”的障碍。这充分的体现在之前各国对《欧盟宪法条约》以及“欧盟新条约”一些具体条款确定时的讨论中。

比如，在牵涉到欧盟表决机制的改革中，波兰就强烈主张通过“平方根”的投票机制替代“有效多数”的表决机制，以增加波兰等中小成员国的话语权，而对此问题的讨论一度引发了对当年发生在波兰的那场民族屠杀的争论。而荷兰等多国则提出加强各国议会的权利。在《欧盟宪法条约》被否决的法国，则被认为是该国的民众在面临扩大后的欧盟时，切身感觉到的是一体化过程中由于移民问题而带来的种种就业和福利危机，与此同时，法国的政治精英们针对欧洲一体化和欧盟宪法所做出的，将通过加强欧盟的防务和外交使法国得以获得更多话语权的解释，并没有使民众中广泛存在的对一体化的质疑情绪得以消解。

但是，无论如何，欧盟需要的改革动力终将在欧盟内部各国的改革进程中得以提升。而且，当各国的政治精英们，通过恰当的、容易为民众所理解和接受的表达方式，告知欧盟各国的民众，他们的组织和国家正在遇到什么问题并将必须通过什么样的改革措施才能破解困局、解决问题的时候，欧盟开始具有一个新的起点。新的条约在页数上比之前的《欧盟宪法条约》少了200多页，这被认为是“欧盟新条约”得以通过的技术性保障之一。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原所长裘元伦在《中国评论》上针对欧盟各成员国就新条约达成一致撰文称，欧洲的前途系于联合与改革，欧盟站在了新的起点上。

他将欧盟新条约称为是“再次为欧洲政治一体化燃起了新希望”。并认为欧盟站在新起点上的一个主要表现是，在最近两年间，欧盟四大国德、意、法、英先后都更换了国家领导人，他们和欧盟许多其他国家领导人一样，都高举“改革”大旗，首先当然是在本国大力推进社会经济改革，同时又积极地宣导在欧盟一级进行重大改革，其影响所及显然已经超出了欧盟及其成员国本身的范围。

正是在欧盟核心成员国出现积极推进社会经济改革的积极背景下，使得他们在面临多年制宪危机困扰的时候，能够通过更加积极、灵活的策略来推动欧盟的改革。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说，“我们桌上有一个很好的协议，我相信这是所能提供的最好协议”，新条约是为了让欧盟能在２１世纪有更好的行动能力，不是为制定条约而制定条约。他在本次里斯本欧盟非正式首脑会议前表示，希望各国首脑履行６月份所做的承诺，通过新条约，让欧盟的工作中心“从讨论新条约转移到欧洲改革上来”。

不过，一如欧盟在过去50年的发展历程中，每次的改革都充满着精英设计的色彩一样，将在欧盟新条约中得以固定下来的欧盟政治、外交、防务等领域的一体化改革条款，也充满了精英设计和推动的特点，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同样需要接受各国民众的多元化的审视。

“欧洲政治一体化进程的重新启动和欧盟及其成员国领导人大力推动的欧洲改革，究竟能成就到何种程度，世人将拭目以待。”裘元伦在其文章最后总结道。

按照既定议程，新条约将于今年１２月１３日由欧盟各国首脑在里斯本签署，随后交由各成员国批准。各国签署后，新条约将于２００９年１月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