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汽车沿着崎岖的山路开向延边州的开山屯,对于这个地方我觉得熟悉又陌生,以前,一定是有个故事让我记住了这个地方,但是,我又怎么也想不起来那个故事是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们正奔向中朝边界地带。

“看,对面的那座山就是朝鲜了。”当地政府的一位发改委主任做起了我的导游。

“远处的那朵云就飘在朝鲜的天空上”,我第一次如此这么近距离的接近曾经在我报道中多次出现的国家。而我首先看到的是这个国家的山和云,云和我们的云是一样的,只不过,在远处朝鲜境内的山上,打着一个标语,我只看出是以“21世纪”开头的,这让我想起去年我到浙江一个与世隔绝的山村中看到的,那里的山坡上,诸如“军民团结,共干革命事业”、“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口号随处可见。

与这个国家的山和云相比,我更对那里的人民感兴趣。

故事需要从图们江开始。

我们在开山屯考察了一家造纸厂,主要目的就是看看他们的污水处理情况。就像众多边疆地区一样,这家造纸厂地处中朝边界,山高皇帝远,曾经在很长一段时期,工厂产生的污水都是直接排到了从工厂旁流过的图们江中,然后顺流而下,流入了朝鲜,所以,包括当地的政府官员也都相信,这里的污染问题比其它地方更复杂和敏感,因为,很容易造成外交冲突,但是,多少年来,他们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因为,在江的对面,一家朝鲜的工厂每天也在向这条江中排放污水,用当地一位资深的环保记者的话江,“两个gongchandang领导的国家共同破坏了这条江”。

不过,当车沿着边界从开山屯奔向图们市的时候,我看到路边又很多的低矮的民居,要不是门口停放着摩托车,我很难相信,那里还在住人。

透过车窗,我看到图们江水已经很少,江水呈现墨色,上面漂浮着一层泡沫,但我的那位“导游”告诉我说,那是流动着的冰凌。他告诉我,每年图们江结冰的时候,对案的朝鲜老百姓就会偷偷的踏冰而过,到中国这边找吃的,有的朝鲜妇女就跑过来嫁给了当地的农民,有不走运的可能被人贩子给贩卖了,“我们政府每年都会遣返不少从朝鲜逃来的人”。

当然,这些对我国边界地区的百姓来说都伤害不大,另外存在的情况就不乐观了。有的人是过来抢劫的,还有持枪的朝鲜军人过来抢劫,前几年,边境地区的我国老百姓被杀的事情也多有发生,以至于现在很多当地居民的家里都安装了直接连到当地派出所的报警装置,一旦遇到伤害可以随时报警,而警察甚至边防战士一般也都会很及时的感到。

对于这样的近乎惊心动魄的故事,当地官员表达了理解,“谁让对面那个国家那么贫穷呢。”

后来,我们来到图们市中朝的一个公路口岸,通过当地政府的协调,我们跨过国门,踏上了两国架在图们江上的大桥,在桥中间一条明显的白线构成了两国的边界线,随行的中国环境报的于平老是笑着告诉我,过了这条线就属于朝鲜的土地了,于是,我让他给我拍两张照片,一张是我一只脚在中国,一只脚在朝鲜,另一张照片是我的双脚都立在朝鲜的土地上。后来,我在自己的MSN签名上写道,“没有签证和护照,我照样踏上了朝鲜的土地”。

在我们嘻笑着牌照留念的时候,我放眼向桥的另一侧望去,朝鲜的士兵清晰可见。

接着,我们的车队离开图们市返回延吉市,一路高速,当地的官员告诉我,在这里,所有的基础设施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战略意义,公路和铁路尤其如此,对此,我表示认同,“也许就是因为延边州的一条路,而让我们的外交部长在六方会谈的谈判桌上更加自信”。

我们再次看到图们江,只不过这一段的两侧都在我国境内,当地的官员就给我讲了一个笑话,说有的犯罪分子为了逃避追捕,有时候就试图穿过图们江到朝鲜去,他们一旦跨过了就高喊“金日成万岁”,但他们不知道有很长一段图们江是全部在中国境内的,而他们跨越的就属于那一段。

这个故事的背后说明一点,试图偷跑到朝鲜去的中国人多是为了逃避罪责,而偷跑到中国来的朝鲜人,多为善良的老百姓,因为,在朝鲜,他们的领袖让他们没有足够的粮食填饱肚子。

当然,当地的官员提到朝鲜还是充满了亲切,其中一个人告诉我,他的一个朋友最近刚去朝鲜看望了他大姨,而且,在当地,和朝鲜那边有直接的亲戚关系的人很多。与此同时,我在当日的新闻中看到,朝鲜的媒体报道说,朝鲜的矿产正在遭遇来自中国的垄断的危险,其中很多是来自吉林的商人,该媒体喧染的是“中国威胁论”的传统论调,最近在朝鲜开始有点流行。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人民和百姓有什么罪,但无罪的人民和百姓同样会遭遇政治、战争的伤害,正入海明威在其一篇小说中描写到的一个老人,当战争的炮火烧到村头的时候,他还在试图将自己放养的羊群赶回羊圈,战争与他无关,但,战争的伤害却是他无法逃避的。

 

11月19日上午9点40分,从北京到长春的飞机准时起飞,我透过玻璃窗,看北京地面上的高楼大厦渐渐隐去,同时隐去的还有那一地阳光。

一个半小时以后,飞机上的广播播报说,长春到了。

我看到景象竟然是一片潇索,裹挟着雪粒的冷风拍打着机场的每一个建筑。一会时间,雪粒变成了雪花。

“鹅毛大雪”,前来迎接的吉林省方面的官员看到这样一场大雪显然也很兴奋,不断重复说,“吉林用本年度的第一场大雪来欢迎从北京来的同志。”

和他们居住在长春的人相比,我对眼前的景象更是表现出了异常的兴奋,要知道,真正象样的大雪已仅存于我的童年记忆中。而且,在我来到东北以前,我曾经想象,那里一定是天寒地冻,在一望无际的冰天雪地中,有一串脚印延伸向远方,这一串脚印就是一段故事。

我对东北是有着很久的向往的。2004年我大学毕业,记者这一职业给我提供了很多走访中国许多地区和城市的机会,我也确实把东部、中部、南部大部分的城市都走了一遍,有的曾三番五次的到过,在那些城市中间,青岛、南京、杭州、宁波等地,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我对东北三省的理解更多是基于对中国历史的追溯,再加上,在我平时的报道中,俄罗斯,日本以及东北亚局势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几个领域,我也写过一些东西,但我始终没有到这些地区看过。

现在,国务院7部委组织的一个国家环保专项行动督查组的工作让我有机会到这里感受一下。在随后的近一个星期的时间里,虽然很多时候都是浮光略影的看了看,但这一地区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长春给我的最明显的两个印象是,这个城市的树太多了,另外就是,这个城市的殖民地遗产让我有点抵触情绪。

后来,我们去参观了末代皇帝溥仪当年在这里做伪满洲国皇帝的伪满皇宫。那里的建筑群听导游说,是日本人请德国的建筑师设计的,行走在中间,我的最直观的感觉是,那里太小了,溥仪这个皇帝做的一定很窝囊,我开始有些可怜他了。不过,从那里的摆设和导游的介绍中,可以得出结论,溥仪的这个皇帝做的,除了在决策权威方面无所作为以外,在一些生活供给方面还基本上让其享受到了皇帝应该享受的待遇,过了十几年的娇奢淫逸的生活。

这让想到《东京审判》中的一个细节。在当年日本战败后针对日本战犯展开审判的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现场,溥仪曾出庭做证,指认日本战犯的罪行,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法庭上的溥仪竟然不断的在擦拭眼泪,甚至情绪失控,这个细节被日本的律师指为,溥仪在多年的为满洲国皇帝期间受到了日本的很高礼遇,而现在竟然出来指证自己的恩人的罪行,他一定是内心充满忏悔和不安。而那一刻,溥仪在法庭上大喊,“那一切都是假的,我没有任何的决策权力,都是他们拿来文件让我签的”。

之前,刚看完这个片子的时候,我一直不明白导演为什么会让溥仪在法庭上流泪甚至情绪失控,是因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对那些剥夺了自己的皇帝权威而且使自己将永远背负历史骂名的日本人发泄不满的机会吗?当然,我也一度相信那位日本律师所说的,溥仪在忏悔,个人的虚荣和民族大义之间的矛盾在那一刻幻化成了眼泪。

现在,我开始有点相信那位日本律师所说的了。在那个伪满皇宫中,曾经悬挂有四座装饰华丽的重280公斤的纯铜宫灯,后来,出于表达对日本人的忠诚,在太平洋海战爆发前夕,溥仪把这四盏灯献给日本去做炮弹了。我们也许可以想象一下,为了自己的为满皇位,溥仪曾经对中国投下了炸弹。

 日前,《南方都市报》一篇“深圳工业企业成规模外迁”的报道,再次将深圳推向舆论的浪尖。文章中对目前深圳正在出现的工业企业外迁的描述是“已不仅仅是少数行业个别企业的自发行为,而是呈现有组织、较大规模的集体行动”,而导致企业外迁的根本原因是土地供应不足,此外就是,在政府服务效率等影响产业发展的“软环境”方面,深圳已经不具明显优势。应该说,以深圳工业企业外迁为主题的报道,近几年不断见诸于报端,而且,在报道思路和选题设计中,很多人是基于经济学中的“产业转移的理论”,更愿意相信,在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以后,深圳这个依靠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城市”的定位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小渔村,出现产业的外迁是必然的现象。当然,在我国即将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的时候,对深圳等东南沿海城市产业发展进行这一层面的审视是必要的。但是,纵然是有确凿的统计数据和调研结果支持了这种工业企业“有组织、较大规模”外迁的判断,我们认为,有关各方对此现象表现出的不应该是忧虑,而应该建设性的看待这一问题。首先,从深圳方面来讲,正如报道中所言,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深圳的工业结构已经“从来料加工到自主生产的转变,从小型、分散生产经营到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经营的转变,从传统产业为主导到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转变,从而初步建立了区域经济特色比较鲜明的现代化工业体系”。而且,深圳本身也正视了这一现实,在200211月发布的《深圳工业结构调整实施方案》中强调对产业结构调整进行细化和升级,对于一些已经被深圳理想的工业结构所边缘化的工业企业的外迁,从长远来看,这应该为深圳方面所乐见。此外,正在深圳等一些发达地区的“有组织的、成规模的”的产业外迁对破解我国目前的发展困境意义重大。从宏观来看,破解地区发展不均衡和城乡不均衡已经成为当下我国的改革共识,而要打破宏观层面上的两个不均衡,相较于财政的转移支付,产业转移是更有效的途径。目前,国家已经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具体政策安排中消减了落后地区“制度性负担”,但是,这些还不足以在更大程度上弥补地区间和城乡间的基于历史传承和地缘因素所形成的现实差距。中国尚处于城市化的初级阶段,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而要解决农村地区的城市化问题,就是要解决农村地区的就业问题,那么,在这些地区就需要有产业支撑。此外,17大报告中针对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提出了要增加工资性收入在老百姓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注重在一次分配中公平和效率的协调,而这一观念落实的一个前提就是先让更多的人就业。所以,政府也应该更积极的推动产业的向内陆地区的转移。一如改革开放之初深圳等第一批开放的中国城市所表现出的对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承接热情,中国内陆省份的决策者当下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对深圳等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的热情,是值得肯定。而且,这些后发地区或发达地区的农村部分,具备了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资源秉赋,具体包括,廉价的土地资源,水资源丰富,充足的电力供应,还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且,只要企业愿意来,政府都会奉行特事特办的原则。应该说,这些在深圳等先发展地区极度稀缺、价格高涨的产业发展所需的要素支持,在内陆的很多地区依然廉价,这些因素是很多相对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所急需的。所以,企业外迁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因素使然。当然,产业转移趋势的出现是我国改革开放步入关键阶段的体现之一,有两个问题需要我们明确的给出判断,一个就是,广大的内陆欠发达地区并不是这些正在或计划外迁的企业的唯一选择,在越南、印度、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在开放政策的推行下,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开放意识等方面也很诱人,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产业转移到此地。这就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内陆一些地区,虽然列举了种种优惠条件,但这还并不是成功承接产业转移的最终决定因素。考虑到我国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那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已经开始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性的引资行为也被要求规范操作,而不再事之前的“有奶就是娘”的承接思路。

所以,对很多地方来讲,都应该由原来的“简单依靠优惠政策和廉价资源引资”转向“依靠良好的、稳定的、可持续的制度引资”转变,要尝试着从法制的高度给这些搬迁企业一个稳定的发展和盈利预期,而不是简单的为引资而引资,当然,这应该是一个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的大国最应该表现出的比越南、印度和泰国等东南亚各国更成熟的地方。

 
 

昨天是去北大培训的最后一天,我抱着强烈的善始善终的心态,早晨7点半起床,八点准时出门。因为我在城东的朝阳,到城西北的北大,我每天投入的时间预算是两个小时。

不过,对于脆弱的北京交通来讲,一场小雨就足以使其陷入混乱甚至始瘫痪。对于这样的场面我昨天是第一次亲身体会。

在朝阳公园的门口我等的302公交车大概半个小时都没有来一辆,随后,虽然来了一辆,但早已是人满为患。

这个时候我开始担心迟到,但是,直到下一辆302到来的20分钟间,我向无数个出租车招手,竟然没有遇到一个空车。

我终于挤进了公交车。在售票员大声的吆喝中,我们这些乘客不断的见缝扎针,移动着自己的位置,调整着自己站立或依靠的姿势。

选择302去北大,是我经过这几天的培训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其它的车都是从三环的辅路走,而这个走主路,而且,中间的站点较少,之前顺畅的时候,不到40分钟我就到北大了,但是,昨天的阵势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一个半小时到。

在进入三环主路后,我前后看了一下,三环简直就是一个大停车场,喇叭声不断。这个时候,研修班的主办方发来个短信,“由于今天下雨,四环交通已经瘫痪,请各位来时注意绕行”,我给她回了个短信,“三环交通也基本瘫痪”。

这个时候,一个让大家兴奋的场景出现了。在众多的车辆中,竟然还有一个车队被堵了。前面两辆警车开道,不断的用广播吆喝,警灯闪着,接着是一辆加长的林肯轿车,后面是一辆奔驰,随后是四辆奥迪,都是统一的军用牌照。可是当时的路面实在是没有他们腾挪的空间,任凭他们吆喝也没有办法,所以,大家都在看,很多人都露出了笑意。我想,这个时候也许很多人感受到了平等。在北京,特权车是比较多的。

后来,我迟到20分钟,这让我想起一个在北京非常流行的段子。说的是,在北京要是你赶到一个场合的时候迟到了,一个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路上堵车,谁也拿你没办法。不过,因为这个理由也有人闹笑话的,说是一个领导参加一个会议迟到了,给主办方解释说,“不好意思,路上堵车”,人家问他,“您怎么来的?”,他说“坐地铁”。主办方无语。

不过,要是这位领导现在继续这样解释就不会让人无语了。自从十月份北京地铁5号线开通以后,地铁的票制票价改成了单一的2元定价,而且可以在各条线路之间无限制换乘,这样一来,关于地铁车门被挤坏导致列车停运和大量乘客滞留的新闻就不再新鲜。

联系到前天看到重庆超市发生的抢购踩踏事件,我在想,我们还有那么多的老百姓对商品一元以内的价格浮动那么敏感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抢,很难想象说大家已经富裕了。但是,我们的人均GDP都到3000美元了啊。贫富差距也许是一个思考的逻辑起点,而且,这在目前的中国,我认为这是可能使这个国家陷入动荡和不安的最危险的一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