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的享受

在去西安以前，我一直为我作为一个记者未能在的一时间赶到四川灾区自责。每天都在做一些所谓更加理性的报道，但是，我一直觉得在未能看到灾区中真实的情况的时候，我的报道总是无法体现出灾难报道的悲情。

所以，我非常乐意去西安，而到那里的当天晚上，我就得知，有一批从四川转移出来的伤员将在第二天早晨抵达西安，在当地第四军医大学下属的两所医院治疗。于是，当天晚上就赶到其中一家医院，在那里看到，医院已经为了这批伤员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在值班室内的贾医生一直在等待一家公司的经理把志愿者的服装送过来。

第二天早晨我5点办起床，6点的时候抵达西安火车站，在火车站前已经集结了很多的救护车。7点的时候，运送伤员的列车准时抵达。从第四军医大学调集来的学院四人一组拿着单架已经准备好了。车一靠站，救上去工作人员将火车车窗玻璃砸下来，然后将伤员从窗户里输送出来，一束束鲜花被送到了伤员的单架伤。在这个时候，我看到忙碌的人群和不断响起警报声，我才第一次感觉到我距离生命是那么的近，而看到不断抬出的伤员所负有的各种创伤，我因悲情而眼睛模糊。

后来，我随着车队赶到医院，在这里我更是被感动了，路的两旁站着志愿者和医护人员，他们的手中都拿着鲜艳的玫瑰花，每当有一个伤员被从救护车上抬出，就会有一朵玫瑰花被送上，我看到老人、孩子、妇女还有与我同龄的年轻人，他们的眼神多是呆滞的，而唯独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从被抬出直到被送上医院病房的电梯，他一直在看我。他在想些什么呢？我分明看到，他所戴的眼镜和我的一样。

还有很多人都是腿部受伤了，在他们的脚上只穿着一只鞋子，另一只鞋子呢？

还有一个老太太，纵然是自己面部受伤很严重，但就是部舍得那个装着一条被子塑料袋子，从灾区一直到医院，那也许已经是她唯一的牵挂了。

我看到很多记者都拼命的跑过去采访伤员，给那些呆滞的眼神拍照，我一时间犹豫了，做了这么长的记者我第一次感觉到以前在新闻教科书中所提到的悖论，在这个时候我应该去触碰他们的创伤吗？

伤员一个一个的被抬下，玫瑰花一个一个的被送上，在一个志愿者的带领下，在场的群众拼命的喊着“中国加油，四川挺住”的口号。

而医院的广播中一直在播放的是那首《爱的奉献》。这首歌从来没有如当时那样打动我。

所有的一切，让那一刻的你，不能不泪流满面。

于是，我更加坚定的认为，我必须要去灾区。

第二天，我申请去甘肃陇南文县碧口镇，那里是一个被遗忘灾区。

本报记者 叶一剑

         甘肃文县报道

自从5月12日地震发生后，作为碧口镇幼儿园的园长，张新平和幼儿园的教导主任、总务主任等人，每天都看守在园子周围，一是劝阻路人远离这个园子，二是，看到这个2006年落成、投入超过160万的幼儿园在地震中被毁掉，张新平们难以接受。

而在幼儿园后面不远处的后坪山山腰，碧口镇小学的教学楼和老师宿舍楼已被夷为平地，造成4个小学生和一个地震发生当日来学校送自己孙子上学的老婆婆被砸死。与小学比肩而建的碧口镇初中和高中的教学楼也已经全部成为危房，贴上封条，拉上了“禁制靠近”的警戒线。

5月28日，针对碧口镇所在的甘肃省陇南市文县的灾情，民政部减灾中心灾情评估工作组经过实地考察、初步评估后告诉本报记者，这个处于陕、甘、川三省交界处的文县地区，在本次地震中遭受重创。

“甘肃的重灾区在陇南市，陇南市的重灾区在文县，文县的重灾区在碧口镇，而碧口镇所属的三乡一镇中，范坝乡和中庙乡更是损失惨重。”文县宣传部部长黄顺司告诉记者。碧口镇与四川省青川县仅一山之隔，而文县距离“5.12汶川地震”的震中也只有200公里。

不过，记者在碧口镇采访期间，了解到的情况和感受到的气氛和媒体渲染的四川灾区大为不同，在这里，对救灾物资紧缺和地方政府救灾不力的抱怨随处可见。

这里的百姓普遍认为，地震发生后，由于交通通讯全部中断，他们被遗忘了超过48小时，而48小时以后，由于鲜有媒体报道，他们也未能得到与其遭受灾情相适应的物资救助。

所以，在本次全民参与的救援运动中，灾区文县正在遭遇这样一种境况，因为多种因素导致的“死亡人数不大”的“幸运”，使得这一地区的幸存者成了外界援助的盲点。

5月26日下午，记者被热情的群众用摩托车带到碧口镇幼儿园的时候，张新平和幼儿园的几个负责人正在幼儿园旁边守着。

得知有记者到来，让她很兴奋，冒险指引记者查看已经严重裂缝的教室墙体。记者看到，透过裂缝可以看到墙后的树叶。

随后，张新平拉着记者胳膊沿着她认为最安全的路线把记者带出幼儿园，一边走一边说，“这个房子随时有可能倒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看看，帮我们报道一下”。

大概三个小时前，青川发生6.7级的余震，在此次余震中，与青川仅一山之隔的碧口镇震级在6.4级左右。

张新平激动的说，本报记者是在地震后14天的时间里她所遇到的第二个记者。之前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她认为，虽然那个记者当时就连线北京做了直播，但效果并不明显，一直在关注电视灾情直播的她，直到目前依然未能看到更多有关碧口镇灾情的画面，仅是领导视察灾情的时候有一些体现灾情的画面。

当然，对于媒体鲜有对碧口镇灾情报道的解释，除了因为交通等原因少有记者到来之外，还有一个说法是，地震后少数碧口镇居民的生活景象让一位来采访的电视台记者失望而去。

碧口电厂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在地震发生以后，曾经有电视台的记者赶到碧口镇进行采访，但是，在户外临时搭建的帐篷内，该记者看到的情况是，“灾民在帐篷内正喝着啤酒打麻将，有的正在数钱”。而且，在一些户家做饭的现场，记者看到这些“灾民”的饮食中，不乏牛奶、牛肉这样的食物。

对此，记者向碧口镇上多位居民了解情况，他们的说法是，在地震发生后的两天时间里，碧口镇的交通和通讯全部中断，所以，很多人家冰箱内原来储存的牛奶和牛肉等食物因为断电将要变质，在地震两天后，很多人因为没有办法，开始陆续冒险进入房内取出食物。而这个时候，正好是交通恢复以后，首次有记者赶来报道。

当然，这已经是地震发生两天后的事情了。事实上，碧口镇这个在地理位置上近似孤岛的地方，在地震发生后，超过48小时，外界没有人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里面的人也无法与外面取得任何的联系。尽管在地震后第二天，碧口电厂的李女士就看到有直升飞机从碧口镇的上空飞过。

张新平告诉记者，在地震后的第三天通讯恢复以后，他们学校的老师开始通过彩信把用手机拍摄的灾情照片发给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的同学，然后通过他们上传到网上，才得以使网上开始有当地的灾情照片，进而，开始有人开始关注到的这个地区的灾情。

而文县县委宣传部观察的结果是，直到5.12地震发生7天后的5月19日，中央电视台所播放的灾情示意图中才第一次加上了文县。

但是，对文县碧口镇来讲，纵然是在被媒体开始关注以后，距离实质性的灾情援助来讲依然遥远。

来自碧口镇范坝乡的一位村民告诉记者，截至5月27日，他们得到的救灾物资，也就是帐篷和方便面，而且，帐篷是三个户口本领一个，方便面是一个户口本两桶。而一江之隔的四川灾区，那里的灾民每天都有面包、牛奶提供，最近还每天补贴10块钱。

对此，文县县委宣传部部长黄顺司告诉记者，文县有6万户人家，25万，而截至到6月28日，文县所筹集到并下发帐篷数量也就是11580顶左右，所以，作为碧口镇能够享受到3家一顶帐篷已经是很“奢侈”了。“县里把所有帐篷的一半都发给了碧口镇灾区”。

而救灾物资短缺的原因之一，这里相较于四川来说，来自全国的援助物资很少，已经到位的救灾物资多来自于甘肃省内。

文县县委书记徐世林公开表示，全县90%以上的民房倒塌或成为危房，保守估计损失达118亿元。但是，截至27日，文县收到的捐款仅有700万元，最为急需的救灾物资之一帐篷总计需要5万多顶，目前仅收到1.3万顶左右。药品、食品等常规物资也奇缺。

而且，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没有媒体的报道，这里的志愿者也并没有像四川有些地方那样大规模出现。县政府一位官员告诉记者，在文县县城，政府为可能到来的支援志愿者预留了近20顶帐篷，但是，多日来，一直空着，并没有志愿者到来。最后反而被群众指为政府有帐篷不发给灾民。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和文县在本次地震中死亡的人数很少有关。

文县方面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7日，文县地区死亡111日，伤1394人，而文县的人口总规模为25万人。

这一数字曾一度遭遇群众和媒体的质疑。对此，文县县委书记徐世林的解释是，文县这次倒塌的房屋多位乡村的民房，而这个季节正是农忙时节，所以，在下午14：28分地震发生的时候，很多农民正在地里干农活。而学校方面，从5月1日开始，已经执行夏时制，下午三点开始上课，所以，学生并没有集中在教室。

对此，张新平也是很认同。她忍不住告诉记者，今年还是第一次实行夏时制，“真是如有神助”。

而5月27日，记者在碧口镇地区采访时亦看到，农田中亦有不少村民在麦子等农作物，而且，还碰到有解放军战士开着拖拉机帮村民收割和运输。

碧口镇中庙乡的杜国静告诉记者，她所在的村子里并没有听到更多的死亡的消息，目前大家都在集体搭建的帐篷里生活，吃的暂时是解放军帮助村民从倒塌的废墟中挖出来的粮食。杜目前是文县一中的高三学生，她所在的村庄已经面目全非。

而对于文县地区和四川地区所接收社会捐赠物资的差距，记者的直观感受是，在记者赶往文县和碧口镇的公路上，运送救灾物资的车辆，明显少于从全国各地奔向四川广元的运输救灾物资的车辆。

不过，捐赠物资短缺的问题也许马上就可以得以解决。黄顺司告诉记者，随着近日媒体的普遍关注，开始有更多的从全国各地打来的咨询捐赠事宜的电话，更多的捐赠物资也将陆续从全国各地运往文县灾区。

但是接下来一个问题是，纵然是救灾物资进入甘肃境内，但被送往需要物资的第一线依然面临众多挑战。

交通，正在成为文县抗震救灾的最大制约。

5月24日上午，本报记者从西安出发，目的地是碧口镇。

按照非地震时期的线路，比较优化的路线有两条，一是，从西安乘汽车到汉中，从汉中到宁强县然后过阳平关，途经四川的广坪和姚渡最后到碧口镇，进而可以向文县县城和陇南市政府所在地武都挺进。另外一条线路，从西安乘火车到甘肃天水，然后从天水南下经成县到陇南市政府所在地武都，然后从武都到文县，在文县转车到碧口镇。

这两条路线也是目前外界救灾物资进入文县县城和碧口镇灾区的必经之路。

当日，记者从陕西省交通运输部门得到的消息是，因地震，该条路线无法断定是不是可以通行，而且，就是通行，因为余震也随时可能中断。

所以，记者选择从西安乘坐火车到天水，于当日下午16点到达。因为到从天水到武都大概需要走6个小时的山路，所有的公共汽车都已经停运，而记者所联系的一个运送救灾物资的车队也被临时决定第二天早晨出发去陇南。

5月25日，记者乘坐公共汽车从天水赶往武都。在这个过程中，下午4点24分，青川发生6.7级余震，记者乘坐的公共汽车前后开始有土石滑落，当司机停靠在一个村庄询问前方路况的时候，一个当地妇女扯着嗓子描述刚才她是如何从一块滑落的石头前逃生的，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

而这样的路况是运输救灾物资的车辆所必须要面对的。

而且，记者随后发现，与从武都-文县、文县-碧口镇的道路相比，天水-武都的路况已经属于好的。

在从文县开往碧口镇的车上，司机师傅告诉记者，他老婆一度哭闹着不让他开车走这条线路，但是，文县当地政府要求班车必须运行，所以，他也只能一天跑上一趟。在这条路上，路旁的村子几乎是一片废墟，多处路段为山石所覆盖，勉强可通行。

文县县政府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面对灾区群众对县政府接收、运输、发放救灾物资不力的指责，文县当地政府有关部门也是做足了努力，但是，交通情况确实不容乐观。他举的一个例子是，曾有一个往灾区运送救灾帐篷的司机，看到山上不断滑落的石头，怎么也不愿意继续开车，“政府也毫无办法”。

这样的路况，让当地居民的自救也造成重大困难。

而这个时候，碧口镇幼儿园的园长张新平不断的向记者强调，在建设新的教学楼超过160万的投资中，有20多万是经她的手从园内26老师手中集资的，现在还没还完，就将再次面临重建。旧账未了，新帐将来。

而距离幼儿园不远处的碧口电厂办公区，电厂有关人员告诉记者，将近80%的房子被震成了危房。重建还未被提及。

与这些具体的重建项目相比，这次地震灾难以及灾难后重建将是这个甘肃省四大古镇之一再次面临兴衰转型的一个节点。

据当地人介绍，碧口镇为甘肃省四大古镇之一，周边地区所盛产的党归、黄芪等药材，还有黑木耳、橄榄油、花椒、茶叶等特产。

一直到解放初期，这里还是一个码头，有陇南“小上海”之称。当时，这里有很多纤夫每天将来自长江水路的船拉进码头，装上从周边地区集中而来的药材、茶叶等特产，沿水路入嘉陵江然后到重庆驶入长江水道，回来的时候，会有不少的丝绸和生活用品被带回到这里，再从这里通过巴蜀古道发往甘肃、四川和陕西等地区。

于是，作为链接巴蜀古道和长江水路的枢纽，这里曾繁荣一时。

此后，因陆路逐渐兴起，该码头逐渐被遗弃，码头的繁华也一如过眼烟云。如今只剩一座年久失修的吊桥和上些年岁的镇上人还依稀记得“小上海”的称号。

上世纪60年代，在码头文化衰落以后，随着碧口电厂的建设，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工程移民开始随之迁到这里来，所以，这个古镇的文化开始为移民文化所取代。

在这次地震以后，记者看到，那个标志碧口镇码头文化的唯一遗迹——吊桥在本次地震中成了危桥，在接下来的重建中，拆除也许是唯一的选择；而那些上了年纪的碧口镇人，在记者采访张新平等人的时候，他们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轻声交谈着什么，周边是随时可能倒塌的危房。

在这里生活了近50年的一位碧口电厂的职工告诉记者，长期以来，碧口镇的年轻人在上学读书和经商之间更倾向于选择后者，但是，他们也都知道，对碧口镇来讲，基于码头的经商时代已经永远的成为过去，交通对目前的碧口镇来讲，已经是走向没落的重要决定因素。并使得碧口镇成为了一个山高皇帝远的蛮荒之地，周边正在开采的金矿、硅矿和铜矿并没有赋予这里的百姓更多的发展机会和财富。

纵然是对文县重点推出的碧口镇的茶叶来讲，和这次地震后碧口镇的遭遇类似，这里的茶叶虽然很好，但还没有被更好的为外界发现。

于是，从张新平等具有更多知识的碧口镇居民的言语表达中，记者看到，在成为全国救灾物资援助的盲点以后，灾后重建的过程中，他们担心碧口镇再次成为援助的盲点。

已经连续两个晚上了，在我入睡前，总有一种念头不断的敲打着我：在我入睡的几个小时里，有多少生命在走向终结。我的睡眠竟然成了对生命的丈量器。

在我们入睡的时候，遥远的汶川县正发生着怎样的传奇？

现实的悲剧远比想象的要残酷。

为死难者的灵魂默哀。

在上万个生命的背后，是一个国家的忙碌。

国家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

当我们在为灾难啜泣的时候，

有无数双眼睛紧盯的是我们最精锐之师长的什么样。

此外，所有高唱分裂论调的人都应该在灾难面前停止。如果建立一个连自救能力都没有的国家，那是对所属民众最大的屠杀。

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发现,能够错把我阴历生日当作阳历生日的人,也是能够准确知道我生日的人,在这里向记住我生日并在今天通过各种方式祝我生日快乐的人表示感激和感谢.

沧桑付东流,岁月已消痕.

今天生活的关键词是,工作,采访,和几个老乡喝酒.

社会固然不能没有法律，但仅有法律的社会却是完全不可能的；法律的冰冷和尖锐无法替代人性的柔软与温润，惩戒也不可能取代感化

　　冉阿让盗窃卞福汝主教的银器，被警察抓获。当警察将冉阿让带到主教面前取证时，主教却问冉阿让，那两个银烛台也是送给他的，为什么不拿走？等到警察走后，主教对冉阿让说：“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您允诺过我，您用这些银子是为了成为一个诚实的人。”
　　冉阿让回忆不起他曾允诺过什么话，他呆着不能开口。主教说，那些话是一字一字叮嘱的。他又郑重地说：“冉阿让，我的兄弟，您现在已不是恶一方面的人了，您是在善的一面了。我赎的是您的灵魂，我把它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救出来，交还给上帝。”
　　这是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中一个情节。在后来漫长的一生中，冉阿让在万般艰难中依然坚持做一个诚实、善良的人，充满慈悲心的人，从最初的囚犯成为一个最终的伟人，这一过程都可以从上述情节中得到合理的解释：冉阿让终其一生始终记得卞福汝主教的留别赠言。
　　人们也许会认为这仅仅是小说，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实际上，在现实中如此以德报怨之事绝非虚幻。且不说《悲惨世界》中的这位卞福汝主教确有其人，就是我们周围，也存在这样的人。
　　近来被广为传播的李建华勇斗歹徒并救助歹徒事件，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李建华的事迹也并非孤案。去年，济南市出租车司机刘彦友在制服劫车歹徒后，主动替歹徒缴纳住院押金，也曾引起巨大反响。
　　与卞福汝主教一样，李建华、刘彦友救助的不仅仅是罪犯们的身体，还拯救他们的灵魂。
　　为社会带来秩序的，一般而言，是法律和道德。法律对人们的约束，主要集中在明显、严重损害个人权利、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行为；而道德对人们的规范，主要集中在一般性社会交往中的行为。在私德领域，它主要是用来自律的；只有在涉及公德时，道德对人的普遍约束力才会发生作用。
　　法律与道德有许多交叉的内容，尤其涉及公德方面的行为，常常是与法律相关的。一个法律应当制止的行为，一般而言，也是公德所谴责的行为；但一个公德所谴责的行为，未必是需要动用法律的。
　　一个人的行为触犯了刑法，法律制度就会启动，对这个罪犯惩以刑罚，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校正性正义。这种依靠刑法和刑罚所调整的秩序，这种所谓的校正性正义，在其本质上，不是对当事损害的挽救，而是对当事损害的终止，对施害者的惩戒，对受害者的安抚，以及对其他未来可能损害的震慑。
　　施害者在强力之下被迫接受惩罚，因此，所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法律既不需要罪犯的忏悔，也无力逼迫其忏悔，它难以直指人心，触及施害者的灵魂，令其幡然醒悟。至于现实生活中有不少罪犯在接受法律惩戒时，常有悔悟表现，这往往是综合原因的结果，例如父母之爱、爱人之爱以及社会关怀、社会谴责等等。仅仅是刑罚很难达到令罪犯悔悟的觉醒。
　　在此事件的报道中，有这样一个关键细节：李建华平息了心中的恐惧，对歹徒说：“你跟我儿子年纪差不多，父母养你这么大不容易，有什么困难我可以帮你，你干吗要干这种事？现在你走吧，我不报警，要么咱们去医院。”受到触动的丁某喊了声“妈”。
　　李建华女士的这一行动超越了法律的尖锐与冰冷，动之以人性中最柔软、也是最人性的力量——母爱的力量，她感动了抢劫者丁某，触动了他内心深处最渴望的母爱需求——他毕竟只是一个19岁的孩子，虽然已是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
　　我们无从探究这位入室抢劫者丁某的家庭背景，也不知道他在学校教育中得到了什么，更无从了解他十几年来都与哪些外界的朋友交往，但从这一声发自肺腑的“妈”中，我们听到了他对爱的呼唤，听到了他内心中隐含着的酸楚。
　　当一个罪犯被投入监狱，他首先失去了自由；其次，他将混迹于更多的罪犯之中，与更多的罪犯们共度几年、几十年的时光。当他出狱的时候，他的心中会填满什么？仇恨、绝望、卑鄙还是爱、希望、高尚？确实，人和人不同，我们无法具体判断每个服刑者会是怎样的状态，但在通常情况下，恐怕是前者的概率更高一些，尤其是狱政管理方面如果严重非人性的话。
　　罪犯出狱后如果没有继续犯罪，一般是因为尝试了铁窗之苦，不敢再犯罪——确实犯罪的成本太高；而那些继续犯罪的出狱者，往往是因为在监狱的环境中，接受吸收了更多的恶，受恶人恶行耳濡目染，以至于在接下来的犯罪中，往往手段更加恶劣，心肠更加歹毒。
　　当代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大转型时代，伦理道德也处于急剧的变迁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与家庭内部常常产生恶性互动。旧的道德伦理体系受到极大冲击的同时，新的伦理体系尚未确立，即使那些在人类历史上本该永葆青春的道德标准——例如善良、正直、诚实、勇敢、宽容等，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因此，在新的伦理道德体系确立的过程中，首先是要稳固和促进那些千古不变的道德力量。李建华事件中出现的某些负面评价，正是这些固有道德涣散的明证。
　　我们固然不必要求所有遭到罪犯伤害的人都去以德报怨，如孔子所言，以直报怨可也。但这仅仅是对人的底线要求而已。但人并不都是在底线道德状态下生活的，现实生活中就是有很多人按照较高的道德标准生活，或者按照较低道德标准生活。如果没有损害他人，没有损及公德，社会一方面应当允许人拥有“堕落”的自由，这是基本的宽容；另一方面，社会也要鼓励人们按照较高的道德水准生活，这是正常的期待。李建华女士以德报怨，在受到赞扬的同时，却也遭到一些非议，这是典型的是非扭曲。一个健康的社会固然不该以过高的道德标准要求别人，但是当一个高尚的行为出现的时候，却当报以掌声、资以鼓励，而不是喝倒彩、说风凉话。
　　任何社会都一样，法律有它鞭长莫及之处。社会固然不能没有法律，但仅有法律的社会却是完全不可能的。法律的冰冷和尖锐无法替代人性的柔软与温润，惩戒也不可能取代感化。一个健康而美好的社会，正是靠着千千万万人，以种种高于法律、超越正义的爱的姿态和行动，去面对纷纭世事，去抚慰人生旅途上失足者的心灵。这样的社会，法律的根基才会是稳固的，法律也才会达到其本来的目的。■

注:作者萧瀚,转自财经杂志网站  作者为财经杂志首席法律顾问.  我是一个向来对道德给予厚望的人.我很欣赏作者的叙述和观点.

背景：
拯救歹徒与善恶之辨
    3月26日，53岁的山东省威海市退休女教师李建华遭遇歹徒入室抢劫，她在身中数刀的情况下，与歹徒斗智斗勇，最终占得上风。19岁的歹徒，却因精神紧张、体力耗尽瘫倒在地，央求李建华杀了他。
    见此情形，李建华对歹徒说：“你跟我儿子年纪差不多，父母养你这么大不容易，有什么困难我可以帮你，你干吗要干这种事？现在你走吧，我不报警，要么咱们去医院。”受到触动的丁某喊了声“妈”。
    随后，李建华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搀扶歹徒下楼。到了医院，李建华对外人说歹徒是她的干儿子。直到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区分局民警接到群众报案赶到手术室，李建华才说出了实情。
    在医院，李建华对新华社记者说：“我没有告诉别人他是歹徒，是怕他走不到医院就被人打死。他犯了错误，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但我不希望用一种暴力方式去对待他，就算把他打残废了有什么用呢。我当了很多年的幼儿园老师，对待犯错误的孩子，最好的方式就是用行为去感化他。”
　　一些威海市民通过媒体了解到她的事迹后，纷纷到医院探望她。李建华的病友说：“李建华真不是一般的女性，她不但敢与歹徒搏斗，还能救他，想着去感化歹徒。她眼光看得远，作为母亲，总是希望把犯错的孩子教育成好人。”
    据了解，这种事在山东不止一起。2007年3月，济南市出租车司机刘彦友在制服劫车的歹徒后，主动替歹徒缴纳了住院押金，同样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李建华的行为在社会上引发广泛的争论。褒扬者认为，李建华身上体现出的宽容精神难能可贵，应该得到倡导和弘扬。
    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李建华、刘彦友身上体现出的宽容精神很有现实意义，应该得到大力弘扬。山东省监狱管理局教育改造处处长王宝安说，对罪犯不仅需要惩戒，也需要文明改造，帮助这些人提升守法意识、文化水平和生存技能，使其出狱时能成为一个适应社会、对社会有用的人。
    有专家指出，在法制社会，道德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生存手段和智慧，道德教化对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若能激发人们内心的宽容、同情、怜悯和良知，将有助于人际关系以及社会风气的改善。
　　反对者指出，李建华善恶不分，她的行为很迂腐。
　　办理此案的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区分局刑警唐萌认为：“李老师的善举非常感人，但这是一起严重的刑事案件，她应该告知群众或主动报案，将歹徒在第一时间抓获。”
    一位网友表示，“以德报怨，不是一般人的心胸了！不过我觉得为那歹徒不值得。”
    有网友甚至以“东郭先生救狼”比喻李建华的行为。更有网友极端地表示，宽容犯罪就是最大的犯罪，不然，“农夫和蛇”的故事就要改写了。
    面对网友指责李老师善恶不分，有评论者撰文认为，当精神紧张、体力耗尽的歹徒崩溃后，这个歹徒已经不是歹徒，而是病人了。他已经无力再为恶了。面对病人，面对一个    需要受到帮助的人，难道不应该施以援手吗？歹徒的生命同样宝贵，对歹徒的处置只有法律，我们任何人都无权剥夺别人的生命。面对即将消逝的生命，如果依然非常冷漠，怎么能算善恶分明呢？他认为，李建华的行为恰恰是善恶分明表现。■

本刊记者王和岩综合新华网、中华网报道

中国的私人资本不约而同选择性(或强迫性)地集中在下游行业，说明其致富过程的“路径依赖”是一种制度安排的结果：在中国，技术特征和经济特征上极易高盈利和体现高盈利的行业，是私人资本难以涉足的

　　3月5日，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了2008年全球富豪排行榜（数据截至今年2月11日），榜上列举了“这个星球上最富有的1125名人士”（排列了1062位，有并列者）。这1000多位富豪如果组成一个国家，其财富总值将达43810亿美元，用GDP简单比较，其GDP总量应该在日本和德国之间，即可排在世界第三名，称得上富可敌国。
　　公众对这一由媒体炮制的富豪榜所列数据的精确性并不十分在意。鉴于全球顶级银行的交易数据都会出错，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都要修正，过分在意福布斯排行榜数据的准确性反而显得有点幽默过头，重要的是表面数据的背后反映出的信息。

上榜富豪平均62.3岁
　　今年福布斯富豪榜上排名第一的是有“股神”之称的77岁美国投资家巴菲特（Warren Buffett），财富(净值，下同)620亿美元。而在榜上并列最后一位(1062位)的富豪有64人，财富10亿美元(也是今年的入围门槛)。
　　巴菲特管理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票从1965年到2007年增值了4008倍，其复合年增长率为21％左右，从单年度来看，并不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指标。中国股民中有很多巴菲特的“粉丝”，这一排名结果再次提醒他们，对年度增长的预期不可过高，可持续增长最关键。榜单的最后一位是在中国极具争议的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
　　榜上1125位富豪平均年龄62.3岁。年龄最大的富豪99岁，是美国爱达荷州的John Simplot， 财富38亿美元，排名第284，从事食品行业，是土豆大王。年龄最小的富豪23岁，是美国加州的男孩Mark Zuckerberg，财富15亿美元，排名第785，2004年创办社交网站Facebook，哈佛辍学，单身，活脱脱是20多年前的比尔·盖茨翻版。按年龄分布，60岁-69岁之间的富豪最多，有261名；其次为50岁-59岁，有260名；第三为70岁-79岁，有198名；再则为40岁-49岁，有193名；80岁-89岁则有106名。这五个年龄段占了总人数的94％。年龄不足30岁的“少年富豪”有六位，按年龄排列，紧跟23岁的Mark Zuckerberg是24岁的德国男孩Albert von Thurn und Taxis，单身，财富23亿美元，来自继承；再往后是26岁中国的杨惠妍，她的故事在中国已广为人知，她也是“少年富豪”中排名最高的， 财富74亿美元，排名第125。其他三位“少年富豪”均来自2005年2月14日遇刺身亡的黎巴嫩前总理Rafic Hariri家庭，两男一女(财富分别是23亿、23亿、11亿美元)，合计57亿美元的财富来自继承。

私人财富“国际地图”
　　从国家和地区分布来看，美国有469人上榜，财富总计16092亿美元，遥遥领先；其次是俄罗斯，87人上榜，财富总计4697亿美元；第三为德国，59人上榜，财富总计3442亿美元；第四为印度，53人上榜，财富总计3289亿美元。5-10名分别是: 香港，26人上榜，财富总计1363亿美元；法国，14人上榜，财富总计1139亿美元；英国，35人上榜，财富总计980亿美元； 墨西哥，10人上榜，财富总计962亿美元；加拿大，25人上榜，财富总计920亿美元；中国，42人上榜，财富总计837亿美元。
　　关于富豪的国家和地区分布，有点出乎意料的是，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未进入前10名，只有24人上榜， 财富总计662亿美元。日本基本是以私人经济占主导，排名最前的是70岁的房地产商Akira Mori，排名124，巧的是紧随其后的第125名，是中国排名最前的26岁富豪杨惠妍，同样是房地产商。
　　新兴的所谓“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中，富豪分布不均衡。从经济总量(GDP)来看，中国的GDP远大于其他三国(大概是三国的总和)，但从入榜富豪数量来看，俄罗斯和印度明显占优，巴西18人上榜，财富总计651亿美元。中国的富豪分布或许还有其特殊性，一些完全立足于中国、本应排在中国名下的富豪，因种种原因排在了香港、美国或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名下。
　　俄罗斯在富豪财富榜上的情况也很奇特。从国家经济总量来说， 俄罗斯远不如日本、德国、中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但是，上榜的富豪人数和总财富仅次于美国，超过上述各国，确实令人称奇。
　　一般认为， 俄罗斯私人财富的积聚和膨胀有两个原因：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经济私有化浪潮和近年来石油、天然气为代表的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这两个因素被认为是直接和重要的原因，但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
　　几乎与俄罗斯同时开始经济私有化的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因德国统一，无法统计前东德）和独立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在榜单上表现相去甚远：乌克兰有七位， 哈萨克斯坦六位，波兰六位，罗马尼亚两位，捷克一位，共有22位上榜，财富总计677亿美元。至于因石油、天然气价格上涨的影响，同样获益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伊拉克、伊朗、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阿尔及利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利比亚、尼日利亚和印度尼西亚11国中的上榜富豪，沙特有13位，阿联酋有6位，印尼有5位，科威特有4位，委内瑞拉2位，尼日利亚1位，共有31位上榜，财富总计1434亿美元。因此，俄罗斯累积巨量私人财富背后的真正原因还有待于深入分析。一个补充的猜想是：前苏联在几十年的经济建设过程中确实积累(转移)了远比我们预料得多的物质财富，只是没有有效地分配、流通和计量，被低估了。俄罗斯主要继承了这笔物质财富，在新的分配架构下按新的估值办法给予了重新估价。

中、印的差异
　　对于中国人而言，该榜上最不好理解的莫过于中国和印度的对比:中国的经济总量(GDP)约为印度的3.5倍，人口总数和经济增长幅度也略高于印度，但在榜上的表现相差悬殊。
　　印度有53人上榜，财富总计3289亿美元。中国有42人上榜，财富总计837亿美元。中印上榜富豪人数差别不大，但是，论财富总量，中国只有印度的四分之一左右，不但在富豪“团体赛”中，中国大比分落后，而且，从“单打比赛”情况来看，中国也落后印度很多。印度的“1号选手”Lakshmi Mittal，财富450亿美元，排名第4；而中国的“1号选手”杨惠妍，财富74亿美元，排名第125。
　　对于2008年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印度的突出表现，一种解释是源于近年来印度货币卢比的快速升值和资本市场价格的快速上升。但是，这一解释不足以说明中印富豪榜表现上如此大的差距。货币升值和资本市场价格上升的情况在中国也存在。2007年，印度卢比对美元升值11.5％，占印度股票市场市值80％以上的孟买Sensex股票指数上升47.15％；而同期人民币对美元升值6.85％，上证指数涨幅96.66％。另一种解释是，高速发展的出口导向型印度软件和服务产业，估计占全球软件外包市场的20％左右，对印度私人财富贡献良多。但是，从印度上榜富豪前十名所从事的行业来看，这个因素的作用并不明显。
　　中、印间的差距是不是因为企业规模的发育程度不同呢?在全球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的今天，企业的财富表征主要体现在其资本市场的市值上，以下是2007年三季度全球十大市值公司排名：
　　从表中可以看出，前10名中有一半是中国公司，没有印度公司，中石油A股上市后很快跃升全球市值第一，市值一度超过第二名埃克森美孚和第三名通用电气之和，这说明中国公司在财富表现上远强于印度的公司。
　　中国的经济总量大于印度，企业规模发育程度也强于印度，但私人财富却远不如印度，这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制度安排上的差异。市值排名前十的中国公司都是国有公司就清楚表明了这点。也就是说，中国和印度富豪在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的悬殊差别，说明中国私人经济发展上的不足和差距。这种不足和差距首先是时间尺度上的，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私人经济发展从新中国建立起就宣告中止了，重新起步距今不到30年的时间，这方面无法和印度相比。最关键的是现实存在的制度安排。
　　从上述表中可以看出，中国排名前十名富豪从事的产业全都是下游产业， 既没有像印度排名前十名富豪那样从事钢铁、石化、电信、航运、能源、油气、通信等行业，更没能进入全球市值排名前十名中国公司从事的行业。
　　资本具有极大的渗透性和流动性，私人资本所有者更有极强的市场敏锐性，中国的私人资本不约而同选择性(或强迫性)地集中在下游行业，说明其致富过程的“路径依赖”是一种制度安排的结果:在中国，技术特征和经济特征上极易高盈利和体现高盈利的行业，是私人资本难以涉足其间的。

中国富豪未来猜想
　　在此，我们提出一个假设性问题:最近几年，中国人能否跻身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前十名？2008年排名第十的是德国从事零售的Karl Albrecht，财富270亿美元。另一个参照是中国人熟悉的香港富豪李嘉诚， 以财富265亿美元排在第11名。考虑到富豪榜的门槛会逐年上升，姑且认定前十名的门槛为300亿美元财富，考虑可能的人民币升值因素，大概相当于2000亿元人民币左右。
　　因此，简言之，这个假设性问题就是，未来几年中国能否出现拥有2000亿元人民币财富的富豪，或者能否出现市值至少在4000亿-5000亿元人民币的私人控制的上市公司?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从可能出现的行业着手分析。
　　房地产行业可能性不大，目前即便将碧桂园、富力集团、SOHO三家公司控制股东的财富加总起来，离认定的门槛距离仍远。地产商万科也许会较快扩张，但因其股权分散，财富效应不明显。因此，房地产行业虽然是中国私人资本比较发达的一个领域，但仍无法出现国际量级的超级富豪。
　　零售领域可能性也不大。苏宁的张近东和国美的黄光裕的财富之和都与2000亿元的门槛相距甚远，而且在零售领域很快出现一个“张近东+黄光裕”的财富组合几乎不可能。
　　此外，中国的农业产业化程度还较低，在该领域出现如此巨大私人资本公司的可能性尚不具备。中国虽号称“世界工厂”，但较优秀的私营制造业公司，如三一重工、美的、格力电器、联想、长城汽车等，其市值离1000亿元人民币都有距离，其股东的财富要达到认定的门槛，还是一件艰巨的工作。
　　多元化是中国私人资本喜爱的一种尝试，在这方面目前走得最远、规模也最大的复星集团，在其估值最高峰时，股东财富也只有500亿元人民币左右，看来GE、和记黄埔走过的多元化扩张之路，也未必能在近年内把中国的私人资本带入到2000亿元的门槛。
　　就是说，中国除非出现新的、原创的、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产业技术变革，或对私人经济的限制完全消除，否则，中国的私人资本要跨进福布斯富豪前十强的门槛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近年来，中国的国有企业的业绩和资本市场表现都相当亮丽，但是，其能够取得较好效益的基本前提之一，在于有下游和配套行业的私营企业在支持着，为它们提供市场配置的要素条件。在国有企业展开新一轮扩张的今天，也应当警惕在“国进民退”的错觉下，无休止地挤压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
　　对中国私人资本拥有者个体而言，财富或许是能力、勤奋、环境甚至机遇的产物，但就宏观而言，财富根本上是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