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00的时候,我和一个同事从积水潭地铁出来打出租车回家,遇到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出租车司机讨价还价,小伙子要去昌平,希望司机师傅按照黑车的价格送自己,但司机师傅显然是愿意打表送客,最后两相争执不下,司机师傅决定拉我们走,上车的时候还不忘告诉小伙子,“去找车吧,现在根本没有出租车可以打!”

我问司机师傅为什么那么肯定,师傅告诉我,因为发改委已经公布,从6月20日零时开始调高汽油和柴油的销售价格,所以,很多出租车司机都赶在了零时前排队到加油站加油去了。

6月19日晚9点,我和另外两个同事正在报社旁边的一个星巴克为我们即将开始的读书会争论着,一个关于发改委调高油价的短信让我再也无法集中精力来讨论。毕竟,在我的判断中,虽然对国家调高油价的预期时非常肯定的,但是,在奥运会之前就作出调高的决定还时让我吃惊不小。

这是我国继去年11月份调高成品油价格后的第一次调高国内油价。在这期间,国际油价已经连续突破100美元每桶、120美元每桶、130美元每桶等多个关口,而140美元每桶的高位也一度在纽约商品交易所石油期货盘中交易价所突破,这使得我国石油价格在国内和国内两个市场严重倒挂,针对两大石油公司亏损的财政补贴深不见底,最近发布的多家机构的研究报告都指出一个预测,如果国际油价继续维持如此高位,而国内油价再不改革,针对油价的补贴将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势必给国家带来更大风险。

当然,出租车司机是没有必要费那么大的劲抢在提价前夕突击加油的。这次针对汽油和柴油的销售价格每吨提高1000元的价格调整意味着什么呢?在我看来,这只是一种权益之计,从与此调价相配套的其它特殊规定来看,作出此动作可谓挖空心思,这在我国通胀形势依然未能完全消解的背景下应该说可以理解。

所以,发改委的与此调价相配套的政策包括:(一)对种粮农民、渔业(含远洋渔业)、林业实行财政补贴。其中,对种粮农民在今年已增加的农资综合直补的基础上,财政每亩再增加5元补贴;(二)对城市公交、农村道路客运(含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实行财政补贴,运输价格不提高;(三)从7月份起,城市低保人口每人每月增加补助15元,农村增加10元;(四)成品油价格调整对出租车行业的影响,通过增加财政补贴、进一步清理不合理负担解决,价格暂不调整;(五)液化气、天然气、铁路客运价格不作调整。各项补贴资金中央财政即日下拨各地。
这也越发昭示了,国家在油价的改革方面,将继续保持严格管制的思路,所以,从此次的价格调整中,甚至可以说,看不到任何的价格机制改革的踪影。

按照这个调整思路,这一次的调整我也并不认为真的可以解决目前所表现出的,在全国的多个地区所发生的油荒。而且,我也并不认为这是最后一次调高价格,所以,带来的结果可能是,在这一政策下,进一步强化价格会继续调高的预期,进而印发更大规模的市场和民间的囤积行为,油荒也就不可能得到缓解。

所以,现在我们等待的“另一只鞋子”是:下一次的调高价格将发生在什么时候?而且,我们完全油理由相信,如果国际油价未能出现回落,下一次的调价幅度也许更大。

之所以我在这里强调说未来国际油价的走势,是因为,在我看来,中国对价格调高的决策反映在对国际油价的影响上,可以产生的效果也许是真的可以带来国际油价的下落,毕竟,作为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同时又是需求增长最快的消费国,中国如果油价调高,势必会带来需求被一定程度抑制的预期,所以,国际炒家也许会选择停止炒作,这也是我对调高油价表示欢迎的原因之一。

我们需要的改革是,能源价格的形成机制的改革,尽管在目前形势下看,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势必会带来价格上涨,这个与国家通过行政手段调控在价格走势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国家管制下的调整决策难以完全缓解市场规律对价格改革的压力。

而在我看来,要想进行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培育能源领域的更多竞争市场主体是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不然,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势必形成垄断定价。而市场竞争主体的产生则牵涉到更广泛的在能源领域进行资源配置的改革,这一领域的改革因为牵涉利益重大,很难在短期内完成。

所以,对这样的一次提价我们无法看到更多的积极性政策信号,也许带来的是更糟糕的效果。我更愿意作出的预测是,在奥运之前,再次调价也许不得不进行。

 

那无知的大雨扰了你的清静,

我的鞋子在雨后被打湿

却先于你的内心遭遇悲凉。

转眼间,将近半个月没有在这里写东西了,不知不觉间我竟然也开始感觉到忙了,算起来报纸改成日报已经有些时日,直到今天我才开始感觉到是开始日报了。

搬家了,这已经是我自2004年来北京的第七次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

可是,回望来时的路,依然有短暂的迷忙。

开始了,又一轮新的生活。

 

从甘肃和四川回来的第一个晚上,一个同学从广州出差到北京,在我这里睡一晚上,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一翻身,熟睡中的我以为地震来了,一下子就坐了起来。余震让我异常敏感。所以,我告诉同学说,在甘肃和四川的几天里,虽然我并没有看到尸体满地的悲残场面,但是,在那里的人们,已经被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的余震折磨的很是凄凉。

我第一次经历比较明显的余震是在从天水到陇南市武都的路上,当时我们的汽车正在山路上行走,突然有人喊前面的山体上正有土石滑落,而我因为是面向后面坐的,我分明看到我们刚刚行过的路旁的山上有石头正在滑落。后来,司机将车停靠在一个路边村庄询问一个一个妇女是不是余震了,只见那个妇女扯着嗓子表达她刚才险些在石头下丧命的经历,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

第二次是到达武都城以后,我在车站旁的一个饭馆吃饭,要了一个干拌面(为了赶路,我几乎连续吃了两天的饼干和糖块),吃的正酣的时候,突然不知道谁喊了一声,瞬间,刚才还在和我同桌吃饭的人一下子全都消失了,我抬头一看,都在外面了,有的抱着孩子,有的端着碗继续吃,那一刻,我真是佩服这些人了,很显然,在几乎每天都要经历的余震的历练中,他们已经非常的敏感,而逃生的速度也真的很快,这让我这个从来没有经历过地震的外来人,看的目瞪口呆。事实上,在我到达武都的时候,这个城市几乎所有的饭店到晚上六点就都关门了,而所有的宾馆也都停止了营业,所以,当天晚上,我将自己从日本带来的七星香烟给开往文县的汽车的车主递上,于是,那天晚上我得以在他的汽车上过夜。

那个晚上,车窗外在下雨,路边帐篷内的当地居民有人在打麻将,有的三五成群的在喝酒聊天,与我同行的那位农民志愿者告诉我,她想回去了,她开始认为她被电视骗了。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米黄色的路灯透过车窗,我试图在这样的灯光下翻看一下在天水的一个报亭内买来的《小说月报》,偶尔向外看一眼正在喝酒聊天的帐篷下的人们,我突然觉得,余震竟然给我传达了一个这么美妙的意境——这里是灾区吗?是,又不是。

在碧口镇的那个晚上,我因为一个好心的阿姨照顾,得以在碧口电厂的一个帐篷内休息,阿姨的丈夫在我睡前专门告诉我,让我安心的入睡,说在帐篷里是没有问题的。就在当天晚上,开始是碧口电厂的几位员工,得知一位从北京来的记者在那里,他们就主动过来和我聊天,兴致很高,给我讲他们个人的历史,讲碧口镇的历史,我听的一度着迷。后来我要去睡觉了,一直到很晚,我都听到他们还在帐篷外聊天,喝酒,打牌。也就是在这个晚上,我感觉到了两次明显的余震,一度晃的我心慌,但我强迫自己镇定,我不断的告诉自己,还没震到我必须跑出去的地步。

接下来的余震是在四川广元经历的。我从碧口镇出来,南下四川广元地区,在广元市的火车站,我原本打算从这里坐火车回京,但到了广元才知道,火车站大楼已经被震成了危楼,纵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又很多人背着包裹抱着孩子在已经成为危楼的售票大厅排队买票,我也一样。

可是,突然,不知是谁一声呐喊,地震了,众人迅速往大厅外跑,“快跑啊!快跑啊!”一如当时声撕力竭的喊叫,我只是在电视中看到过,但当时我听的分明。

人啊,在生命面前,能够保持尊严真是太不容易了。

也就是这次地震,在一个小时后,我接到朋友的电话,他告诉我,这次余震的震中在陕西宁强县,我刚刚从那里路过,而且,我刚刚从碧口镇出来的那条山路,在这次地震中已经被阻断,我的朋友嘱咐我小心,我没有敢告诉他,我马上就要坐汽车重返宁强。

在后来回到西安后,我将自己的QQ签名改成了“带着地震飞奔”。

  

根纳季·久加诺夫是多年来第一位政治家,在国家杜马审议通过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理候选提名之前,公开批评普京。久加诺夫相信,能够恢复有两亿人口的苏联,在现实的政治中实行马列主义并同时允许多种成分的经济存在。

问:政权更迭和普京出任政府总理是否对我们国家有利?

答:普京不是叶利钦。如果说日益腐朽的叶利钦不过是为了保存自己的权力而一点点地把国家蛀空,那么这个人试图为成为大国做了点事。尽管如此他还是没能摆脱前任的血腥和肮脏的轨道。他得以稳定政治和经济形势,但是在所有这些时间里,没建成一个现代化的企业。一方面,工资和退休金稍微有所增长,另一方面普京就任时从七个亿万富翁到现在的过百。但是我不知道这些富翁们建的哪怕是一座大型现代化高科技企业。我们向国外大量出口石油和天然气,可现在一升柴油要22卢布,汽油24卢布。没有一个石油出口国有这样的价格。我在五年前建议普京,不惜一切代价保留林业部。我们有三个战略能源部门:森林,黑土和淡水。在这方面我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是整个林业部被解散,现在我们的森林没人管。森林还在着火。用什么办法扑灭森林火灾?把拖拉机开出去,用犁开出一道10米宽的防火带。可我们现在没有拖拉机开防火带,因为拖拉机停产了。4千万公顷土地成为荒地。这就是普京和他的政府工作的结果。这段时间浪费了很多机会。他们赶上了时来运转,却把6千亿美元藏到别人家的银行,既不愿支持小型企业,也不愿支持中型企业。

问:无论如何此前普京主抓范围广泛的问题,现在集中精力主管经济。

答:问题在于他甚至在新政府里几乎没有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员。塔季扬娜·戈里科娃数钱还可以,但她一生中一张药方也没开过。德米特里·科扎克,或许是个不错的法律专家,但是一根管道也没修过,不懂什么是物业管理。安德烈·福尔先科从来没在学校工作过。他现在开始对学校下手,整个拦腰切断,尽管全世界都承认经典的苏联学校是最好的。现在俄罗斯总统手里集中了比埃及法老、沙皇和总书记加在一起还要大的权力。大家都抱怨,说所有的人都受到奖励,从部长、审计员到法官,有事却没人负责。这样的政权是绝对腐败的。现在普京成为统俄党这个新苏共的总书记,结果比苏共还要糟糕,而他还不是党员。这样他还可以不担一点责任。

问:勃列日涅夫也没负责任。

答:为什么没负责?勃列日涅夫可以被免职,可以对他提意见。还有一点:普京是前总统。按照法律是有豁免权的。这样的人担任总理,比英国女王坐在王位上的时间还要长。

问:据您看,现在权力中心在那里?

答:我想象不出来,总统梅德韦杰夫打电话说: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为什么地还没有耕,奶牛没有喂?政府总理的职责就是安排工作,每天至少要做出50项决定,最好有48项是正确的。我想象不出来普京如何扮演这个角色。总体上我认为,俄罗斯不可能有两个沙皇。普京作为总理可能有比总统还多的权限,强力机关在他手里,州长们的任命也通过他,手里还是权力无限。

问:您认为梅德韦杰夫有能力改变现行路线吗?

答:统治者可能不需要很强的书写能力和夸夸其谈。但是他必须能看到地平线,把所有的问题都保持在视线以内。这就需要经过漫长的锻炼,而梅德韦杰夫没有这个。要想做到这一点,需要了解国家--他在两年时间里视察了60个地区,他应该明白,雅库特和达吉斯坦之间的差别比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差别还要大。他必须同所有人对话,哪怕有些人是他非常不喜欢的。他必须明白,俄罗斯永远不会有非常右倾的自由派政党,因为我们有另一个文化和传统。如果梅德韦杰夫信仰自由主义,开始着手实现自由主义,那么这就是说他将代表5%的人,同95%的人发生冲突。君主都明白,国家意识形态不是编造出来的,国家意识形态是在痛苦中、在战斗中和长征中获得的。我们促使国家意识形态的催生,我们不能没有强有力的国家,但国家也不能是他人利益的守护者,也不是刽子手,国家必须是慈祥的父母,如有必要也可能是严厉的。我们不能没有集体主义精神。而现在向我们灌输原始的动物般的个人主义,这是违反整个自然界规律的。我们不能没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和正义感。如果没有正义感,俄罗斯人或是开始酗酒,或是放荡。只要政权放弃这四个原则,就要开始走下坡路。最后还要说,总统必须是一个独立的人物:他必须向所有人微笑,要拍拍每个人的肩膀,但是他必须记得,在他的每个决定背后,都有一个重病在身的庞大的国家,在最近20年时间里经历了千年来所没有过的苦难。

问:您批评现政权,但是贵党在对外经济方面的立场和克里姆林宫常常相符。

答:我们对外政策的目的是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保护我们的生活方式。北约气势汹汹,美国进犯白俄罗斯--谁对此能感到高兴?可是现政权保护国家利益不力。

问:为什么在俄罗斯共产党的纲领计划中出现了关于支持中小型企业的条款?

答:我们有很多变化。首先最具原则性的--我们主张多种成分的经济。但是我们主张国家集体所有制形式具有领导地位。在幅员广阔和冰冻期长的国家里,确实必须要有大型的私有财产,支持中小型企业。没有中小型企业是不行的。

问:这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吗?

答:马克思讲如何发展生产力,他说行政命令和宣言改变不了时代和传统。列宁本人也说过类似的话。列宁的天才之处就在于他懂得真正的辩证法。他尝试取消商品-货币关系,但是不行。当做出推行新经济政策决定的时候,20%的党员不理解,宣布退党。他说:如果现在不调解集体、国家和私有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那就意味着要发生第二次国内战争,我们将失去整个国家。

问:您说在现在的政府里有很多外行。您能推荐谁?

答:普京手里有整个替补队,伙计们来自彼得堡。都是一个地方来的。在我们国家有很多专家。在所谓的改革和新思维年代我们国家得救,是因为有大量杰出的中层领导干部,他们被迫想办法、说谎话、拆东墙补西墙,但是他们拯救了国家,因为那时候已到了崩溃边缘:整个经济、金融联系全部被破坏了。

问:您邀请普京参加党团咨询,但他没有来。如果要是来的话,俄罗斯共产党会不会支持他担任总理?

答:我们在国家杜马说:他想持续原有政策,我们不会投赞成票。如果他接纳了我的《迈向小康生活20步》计划,建立一个人民信任政府,转而推行能让我们正常生活和工作的政策,那就是另一回事。要是支持我们关于自然资源和战略领域收归国有的建议......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问:但在实际上国有化正在进行。

答:他们是怎么说的:现在我们先收归国有,进行投资,然后再转手给下一个吸血鬼。这就是第三阶段的私有化--更大规模地盗窃人民的财富。

问:当您在国内的时候,能否注意到俄罗斯民众情绪的变化?

答:我们国家在总体上在向左发展,逐渐变红和社会主义化。人们在俄罗斯见到的资本主义只能让人作呕。一些人偷抢得膨胀起来,而另一些人却连每天一杯牛奶一块面包都保障不了。请相信:人们不会长时间忍耐这一切的,他们的举动将是正确的。

问:在与根纳季·谢米金和维克托·维季马诺夫分手后,贵党接受财政援助的方式是否发生了变化?

答:我们党从没有过大规模的捐款。一部分是党费,加上一些捐款,再加上不久前我们做出的决定--凡是在选举中当选的党员要拿出30%的工资,交给党的基金会。我们所有的议员都要交这笔钱,还有工资比较高的政府工作人员。为了参加总统选举,很多人给我们捐款:普通公民,中小型企业。凡是理解我们党的角色的人。如果不是我们,早就打起仗来了。因为我们党是强大的、专业的和有威信的党,我们能够在法律框架内在街都开展斗争。我们举行的活动有千万人参加,但我们没有掀翻一辆汽车,没打碎一个窗户。我对当局说:你们不要挑衅我们,也不要干扰我们。我们自己怎么认为,我们就怎么举行活动,我们自己保障安全。

问:您对参加选举,增加了现政权的合法性感到遗憾吗?

答:不遗憾。民众中善于思考和喜欢阅读的那部分人支持我。投我票的人里有科学工作者,很多中小企业主,我的《迈向小康生活20部》计划很受欢迎。

问:您曾做出过参加第二轮选举的打算吗?

答:如果选举是诚实的,当然没问题!

问:也就是说,您曾认为选举可能会是诚实的?

答:我们有两个选择:或是坐在路边的灌木丛里受穷,或是利用选举最大限度地推广我们的计划。这本计划发行了2亿册。我在大选辩论框架内使用了4小时的电视时段。人们第一次系统地听到了我阐述的很多问题。

问:您怎么看待俄共在国家杜马的功能,统俄党在国家杜马有宪法多数。

答:政治中有两种斗争办法:或者手里握着石头,或者开展对话。我支持对话方式。国家杜马是一个讲台,能够就各种问题阐述我们的观点。我们有出色的专家。我们国家每人比尤里·马斯柳科夫更了解工业。尤里·克维钦斯基是最好的外交家之一。弗拉基米尔·科莫耶多夫是最好的军事专家之一。每当他们讲话时,人们都带着极大兴趣倾听。

问:也就是启蒙作用?

答:法律是什么?这就是社会上已经成熟和必须的法律标准的语言表述。没有见解,没有表达,没有知识,没有听证和专家鉴定这是不可能的。

问:同公正俄罗斯会不会结成党团?

答:以什么名义?请看看米罗诺夫先生和他的班子是如何投票的。他们支持了汽车强险法案,支持机构自治法案,结果使得一切都可以作价出售,他们支持的最无耻最凶狠的法律就是联邦第122条法律,土地和住房法,剥夺了20个人中15个人及时获得住房的机会。凭什么要和他们结成同盟?

问:今年对贵党而言是个重要时期--党内选举和报告期。您认为书记处的成员会有很多变更吗?

答:按照党章,我们中央委员会必须更新20%的成员。我提出这个任务,大家都支持,地方的领导要依靠年轻和有能力的人更换30-40%。这原则上很重要。现在的年轻人还不错,他们对成功更有信心。他们中间有很多有才华的人,有知识的人。12月份议会选举后在我们党团里有10名年轻的议员。

问:您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了吗?

答:我们党是开放的,实行集体领导。任命自己的继承人就意味着对党的成员们的不尊重。但是每一个责任人都有自己的后备力量。我们有很多有才的人,这些人还能够成长:青年领袖,议员尤里·阿方宁,他才30岁;35岁负责意识形态的党中央书记德米特里·诺维科夫,在阿穆尔地区从立法机构一级一级地干上来的;瓦季姆·索洛维耶夫是法律部的,是年轻,有活力,有水平的专家。我们将支持所有这些人。

注:本文转自俄罗斯新闻网。

 

我是在西安火车站遇到的马成霞。当时我正在向车站的工作人员咨询如何才能最短时间内到达甘肃地震灾区文县,突然一个妇女插过来打听如何坐车去汶川。

她是山西省平遥县的一个农民,初中毕业,家里有两个孩子,大的女儿9岁,小的是儿子16个月。她从平遥坐上火车,经西安,方向是四川汶川,目标是去做个志愿者。

马成霞告诉我,她是因为在电视里看到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婆婆在灾区义务给大家做饭的故事后,被感动了,“既然那么大岁数的一个老太太都可以当志愿者”,所以,她认为“自己也许可以帮助灾区做点事情”。

而且,如果真的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做,她打算领养一个灾区孤儿,因为,在她离开家的时候,她只告诉了她9岁的女儿,她的女儿对她去灾区表示支持的唯一理由就是,希望妈妈可以领养一个灾区的孤儿。

无疑,她的举动让我很吃惊,我一度很激动的告诉她,在她的身上我看到一种民间意识的觉醒,让我开始对我们这个国家重新思考。就象奥威尔在《1984》中提到的,“如果有希望,希望在无产者身上”,我想,当我们这个国家的农民的意识开始觉醒的时候,一场转折性历史变革也许就要发生了,过去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

不过,在马成霞身上,我也仅仅是看到了意识的觉醒,他们在实现自己意识的过程中还需要更多历练,表现之一就是,她为自己的志愿者之旅所做的准备就是6个馒头,而且这六个馒头,在她从平遥到西安的火车上吃了一个,在等上从西安到天水的火车前,她又吃掉了一个,而剩下的四个,在到天水以后就坏掉了。

所以,在和我一起经历了灾区的情况以后,我建议她直接回家吧,看看灾区的情况,有科奉献的心也已经很让我感动了,所以,后来从四川广元回到西安以后,我给她买上回平遥的车票,把她送走了。

不过,她走的那一刻,我还是很乐意的认为,这个国家心的希望分明已经在平遥的一个小村庄孕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