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的享受

　

我是在北京火车站内的一个书店买的这本书，当时那个卖书的小姑娘翻了半天也没找到，因为，在她的手下“战争系列”的书太多了，包括《货币战争》、《金融战争》、《银行战争》等等，而且，封面效果都差不多，直接冲着《货币战争》去的。

《货币战争》所创造的销售奇迹让这些精明的书商们开始在“阴谋论”和“耸人听闻的历史”中寻找商机。恩道尔和他的《石油战争》会不会也属于此列呢？

MH和德罗凯同学从一开始就尝试通过网络查询这本书和这个作者在国外的反映来考证这本书的真实性和严谨性。看是不是仅仅是对《货币战争》的跟风之作。事实并没有那么悲观。

所以，也许我们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除了为其中充满感官刺激的细节所着迷和感叹外，对其中所引用的一些素材也许可以信赖。也就在最近的阅读中，我越来越多的看到一些在所谓主流媒体的专栏作者开始频繁的引用这本书中所提到的细节。

对此，我的想法是，我们的主流媒体和主流媒体的专栏作者，也许可以引用其中的素材，但“阴谋论”总是要慎重一些表达的。

另外，如果希望对其中的一些细节进行考证的话，大家可以找来美国的丹尼尔·耶金写的《石油风云》，如果我没有记错，该书的作者，好像是记者出身，此后跻身于美国著名的世界石油问题和国际政治专家。该书是作者花了7年的时间完成，书中所贯穿的叙述逻辑和材料引用都获得了主流学界的认可。我所查得的结果是，该书是2007年云南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方向的博士生招生的参考书。在下面我会附上《石油风云》的序言。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丘吉尔曾经非常清楚的知道，应该让英国海军的优势建立在石油之上。

所以，《石油战争》中的逻辑和素材早已不再新鲜。而且，我向来相信，历史真实的精彩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对石油这一战略品的争夺和控制中同样如此。

当然，我同样认为，如果单从石油的逻辑去理解过往200年间的国际政治的变迁，是片面的。但这种逻辑确实代表了西方国家对能源的战略属性的更高层面的理解，而且，我们可以看作是西方国家主流政治家所坚持的视角，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对我国的能源形势和未来唯一的决策逻辑，应该是重要的决策参考逻辑之一。

我想表达的第二个问题是，基于这一逻辑，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怎样的能源未来。

事实上，我们看到，国家之间对能源的争夺（近200年表现为对石油的争夺），开始的时候，更主要的是基于战略物资的考虑，也就是像丘吉尔当时选择的那样，石油成为了代表海军未来的战略物资。

那么再后来呢？石油成了财富的象征，也就是商品属性开始越来越多的被提及，所以，国家之间对石油的争夺实际上是对财富的争夺，所以，美元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支撑，直到后来的世界石油的美元定价，还有现在的我们对石油期货炒作的关注。在这样的思路下，我们看到，在石油的全球性交易中，能够获得大量的石油财富的国家，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通过不断的扩产，把这一埋在地下的有限的不可再生的黑金更多的投向市场来获取财富，而总是希望能够通过有限的开采获取无限的财富，尤其是当石油期货被热炒的时候，石油价格的发现开始更容易的偏离成本和供求的基本面，在这个时候，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和财富的既得利益者，似乎没有理由去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开发新的可替代能源上去。

所以，我现在更加倾向于认为，未来的可替代能源发展势必走向多元。而且，如果美元对石油的定价时代没有结束，石油之外的替代能源的发展的未来都不容乐观，毕竟，任何一种新的可替代能源的大规模的被使用，都意味着对美国财富的剥夺。

在目前似乎可以看到眉目的几种新能源中，围绕核能的政治博弈在法国、美国和日本之间进行，天然气在美国、欧洲和俄罗斯之间进行，风能和太阳能则是欧洲美国之间进行，中国在此领域是站在欧洲一边。

另外，如果按照财富的流转来理解对未来能源的争夺的话，我们看到，目前被积极推进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议题中，分歧主要发生在欧洲和美国，日本之间。

欧洲中主要的发言者是英国，因为，目前全球所完成的碳排放交易绝大部分都在英国完成，已经成为英国伦敦金融城的一个重要的交易平台，所以，对于一个全球性的减排目标的达成，英国可能成为最大的受益着，在这个国家已经拥有对碳收集、碳定价、碳评估、碳交易等完整的交易系统。

很显然，要是英国获得了胜利，在石油应用中占据了最大利益的美国，肯定是损失最大的，所以，对美国在全球减排义务承担中的推诿就很好理解了。而且，在美国民众已经对能源的高消耗早已形成依赖的情况下，美国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在朝的政治家有勇气来做出决定，毕竟，做出更多的承诺，就意味着改变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也就意味着放弃选票，放弃自己的政治生涯。

那么日本为什么这么积极呢？日本拥有提高能效的技术。这是1973年的石油危机给这个全球最具危机意识的民族带来的最大财富，只是，这个财富需要更多的国家做出更严格的减排承诺的时候才能兑现。

那么中国在这个过程将承担什么角色呢？中国有着最大的减排的潜力，如果在全球的减排谈判中，中国可以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原则发挥到极致的话，在指标分配中仅承担发展中国家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在这一规则之下，则可以通过对减排指标的交易，再次完成世界财富从西方到东方的回流，这次回来是完全赢利性的，而非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通过跨国公司的投资进入中国的，这些投资我么可以认为是带有掠夺性的。

所以，中国是最有可能打造全球性最为庞大的碳交易市场的。这个时候中国的选择是，和包括欧洲和日本在内的国家进行合作，深入参与到规则的制定，赢取主动。

　香港亚洲时报在线文章

中国过去30年的变化是全方位的 

中国不仅在较短的时间内经历了与西方一样的结构性变化，同时经历了文化上的巨大变化。曾在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中面对“洋鬼子”的中国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发年了巨大的变化。变化之大足以令我们认为，当今中国只是表面上与鸦片战争中的中国相似。事实上，在这150年里，决定和影响中国人的思想，理想和世界观的整个社会与人文环境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新式家庭 

19世纪的中国理想家庭与2000年前的的孔子时代相比没有任何变化：三代同堂。 这种理想家庭模式一直到1949年中共上台。 共产党打破了旧模式，实行一夫一妻制。这已经是对传统的一次重大突破，然而更大突破却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这完全巅覆了过去金字塔式的家庭关系。 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夫妻两人可能都是一夫一妻制家庭中的独生女女，所以会有4位祖父母围着他们的独生子女转。这样一来，一个孩子会受到6位大人的娇惯。这就是中国的“小皇帝”现象。这些孩子在被惯坏的同时，也承受着巨大压力，他们肩负着光宗耀祖的责任。 在较大的家庭里，这种责任分担在几十个兄弟姐妹身上，而在竞争激烈的中国教育体制下，“80后”的独生子女必须成为班里的第一名才能确保进入重点高中，接着才能上一所好大学。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如果独生子女没能念一所好大学，没法找到好工作，大多数家庭该怎么办？这些孩子如何与他们的命运妥协？他们会不会感到沮丧或愤怒？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代人，世界上任何国家也没有过，所以很难预测日后的发展趋势。

 商业活动 

中国古代只有两条成功的道路。一是发动或参加起义，推翻旧王朝，成为统治者或统治集团里的人。另一条是当官。胸怀大志的年轻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一旦通过就有可能成为朝中高官。 这种情况在过去30年里发生了变化。官员仍按严格的复杂的制度下，经过考试选拔出来的，但商人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被抬高。商业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快速发展经济是中国恢复划日实力和荣耀的首要任务。这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从个人层面上来说，经商与当官一样光荣，甚至有过之而不及。如果大学里的好学生被批准入党，走上仕途，他们会认为这是自己必须接受的一项荣誉。但这条道路漫长又艰辛，充满陷阱，最后才能得到回报。如果50岁的时候难够在政治选拔中幸存下来，就能够成为高层官员。 多数年轻人更愿意经商，这样他们可以较早获得成功，更加自由，不用遵守严格的党章，也可享用自己挣的钱。商人可以拥有自己的企业，做出自己的决定，不会受到政府太多干涉。换句话说，每个年轻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小王国的小皇帝，而这在古代王朝是不可能的。 另外，经商比起义更容易，也安全得多。 从社会层面上来说，整个体制不得不“消化”商业和企业带来的变化。古代王朝可能会阻止工商业企业对现状构成威胁。而现在的中国希望改善现状，历此必须推动工商业的发展，再把它们带来的不断变化融入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中。同时，商业推动下的经济发展意味着城市化，农村人口的流失、农民阶层的减少、农业中国的消亡和城市化中国的诞生。这一过程将遵循仅的的一种城市化模式——西方的城市化模式。

 体育生活 

自古以来，贵族与平民共同参与的体育比赛在西方就很受欢迎。在古代奥运会期间，希腊所有的城邦都暂停一切活动，全民享受比赛的乐趣，用共同的文化和兴趣将大家团结在一起。因此，体育在建立共同的归属感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和仪式化作用。 中国古代没有任何体育比赛或竞技活动将上层阶级与下层阶段团结在一起。孔子强调教育而不是出身对一个人提高社会地位的重要性。中国传统观念认为，一个人应该靠自己的奋斗取得成功：大官可能出身于农民家庭，将军也是人士兵干起的。在这种观念下，社会流动得到鼓励，而这也许是中国社会内部构建了一条强有力的纽带。 如今，中共开始寻求用体育构建一条新的纽带，特别是像奥运会这要瓣由老百姓和高官共同参与的大型体育赛事。中国人民有更多增强团结意识的机会。 中国当前对体育的关注程度仍比不上西方，国内体育赛事中的舞弊现象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中国还有一种不为西方社会所知的现象：对国外体育赛事的极大关注。中国人喜欢看意大利、英格兰、德国、西班牙的足球联赛和美国的蓝球联赛。对国外体育赛事的浓厚兴趣也促使他们关注这些国家的各种消息，而这几乎使他们对这些国家的人也产生了一种亲切感。 

《参考消息》2008年7月日

　

醒来的时候，我看了一下表，是6：58分，然后，我继续让自己入睡。而要是在平时，按照我的习惯，7：00我一般会做起来翻翻报纸或读几页前一天晚上睡前读的书。

是的，我梦到了我的大学，没错，我们宿舍八个人的面容都是那么的清楚，我们进行着大学期间每晚的窝谈会，只是，谈论的内容已经超越了女人、不着边际的理想和少年的梦。我们讨论每个人现在手头上正在从事的工作。

只是，梦中的那个宿舍好大啊。在那个宿舍中唯独没有了我的床铺，所以，最后我只能和小卞睡一个铺，我们都是横着睡的，宿舍里的灯光很白很亮。从大学毕业后，在我的印象中，除了我亲历的几次舞台灯外，我再也想象不到比大学宿舍里的两个节能等更亮的灯光了。而且，当时我在上铺，灯对我来说显得更亮。

我使劲让自己入睡，让自己重回到那么梦境中。

毕业四年了，我一直都隐约的感到有些遗憾——在大学毕业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我并没有在学校，严格来说，自从大四的下学期，我就没有在学校了。所以，我只是从别的从学的描述中去感受一点所谓的忧伤的7月。

虽有过三年半的彻底的大学生活，但总难有刻苦铭心的记忆，我也知道，总是有那么一天，这些全都被我忘记。

不过，花有说回来，经历的就一定是可骨铭心吗？未必，没有经历并为此心存遗憾，这也许才是真的可骨铭心。只是，这个道理又有多少人会明白呢？

　炒房客遭到市场的重创，意味着，中国楼市的参与主体将逐步发生变化。投机性住房逐渐淡出而真实性需求成为主流的房地产市场，其价格变化将为真实的需求所决定，楼市将更加健康与成熟。同时，为了避免投机退却给当地房地产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今后地方政府在抑制炒房行为方面，或许会更积极一些。

　　自去年10月份以来，深圳房价整体下跌超过30%，多数炒房客成为裸泳者。据报道，炒房客李金东就是其中一个被深套而“猝死”的典型，不久前，他还是一个有着亿万资产的炒房客，如今他成了住每月300元农民房的清贫一族。李金东在最多的时候囤积了60多套房子，在房价下跌后卖不出去，面对各大银行每个月30多万的还贷压力，李金东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把他的69套房子全部协议转让给以前的炒房团朋友，协议价格就是帮他还剩下的银行贷款。

　　只有到潮水退却，才能知道谁是真正的裸泳者。

　　深圳房价的快速深幅调整，让在深圳的炒房者首先裸露出来，只不过，潮水冲走的是财富，留下的是炒房客的伤感和疼痛。

　　国人普遍同情弱者，但对炒房客从富豪到一贫如洗的遭遇，却鲜有同情者，更多的人是以“活该”来表达自己的感受。炒房客作为助推房价上涨的主要力量之一，它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挤压了其他人的生存空间，这是炒房客遭到人们痛恨的原因。炒房客从财富巅峰的坠落，给了民众一次“复仇”或看笑话的机会，让他们从忧虑中感受到一丝希望。但是，炒房客“裸泳”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

　　炒房客遭到市场的重创，意味着，中国楼市的参与主体将逐步发生变化，或者说，炒房客“裸泳”将重塑楼市秩序。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楼市都不可能完全消除投机者，但是，像中国这样，投机者占比如此严重的房地产市场却极为罕见。《深圳蓝皮书：中国深圳发展报告(2007)》显示，深圳2006年置业者中有超过30%置业者在取得产权证后半年内转手，投机之严重由此可见一斑。据媒体调查，在某些楼盘，炒房客控制的房屋比例甚至占到了85%以上。这意味着房地产市场已经由于过度投机而走向扭曲——事实上，从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在任何市场，当投机者而不是实际需求者占据市场主导的时候，这个市场都难逃崩溃的命运。

　　炒房客的进入，营造了房地产市场的虚假繁荣，但是，这个远远偏离民众购买力的繁荣显得非常脆弱，一旦对房价上涨的预期不再，一旦对未来利润的透支达到某种临界点，房价就会掉头向下。而且，这种下跌通道一旦形成，就会有一个加速下跌过程。深圳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原因非常容易理解：建立在投机需求基础上的市场比建立在真实需求基础上的市场更不堪一击，更容易形成羊群效应。在真实需求支持下的房地产市场，即使房价下跌，真实的需求由于是自住性购房，其住房向市场抛售的几率低，难以突然放大市场中的住房供应量。而投机性住房，一旦房价下跌，投机者对未来房价上涨的预期被动摇，他们就会争相向市场抛售囤积房屋，导致此前多年的存量住房突然向市场释放，使市场中的房屋供应成倍放大，导致房价快速下跌。

　　深圳炒房客“裸泳”，打破了炒房必胜，炒房必赚的神话。经过这次教训，经过像李金东这样的炒房客的“现身说教”，房地产市场中的风险第一次如此清晰而强烈地呈现在公众面前，投机性购房行为将逐渐被弱化，一些盘踞在房地产市场中的套利者，会选择新的更安全与稳妥的投资渠道。使得构成房地产市场需求的主体，越来越多的体现在真实性购房而非投机性购房方面。也即，投机性住房逐渐淡出而真实性需求成为主流的房地产市场，其价格变化将为真实的需求所决定，楼市将更加健康与成熟。

　　以上这种分析是基于深圳的房价变迁得出的结论，但其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深圳。

　　深圳炒房客“裸泳”将对整个中国的房价走势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北京、上海、深圳三个城市的房价具有最为典型的代表意义。北京是中国的首都，集中了全国最丰富的政治资源、公共资源和保障资源，有奥运概念支持；上海是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就国内而言，上海是外国人投资买房最集中的一个城市；深圳与香港一步之隔，其房价直追香港，便成了一个恒久的动力与理由。这三个城市给人感觉都是房价没有下跌的理由，但深圳房价下跌与炒房客“裸泳”，给出了一个醒目的警示：房价下跌不需要理由。

　　深圳炒房者的“裸泳”给北京、上海等城市的炒房客上了一课，加之房价连续多年上涨，已经是强弩之末，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不再乐观，投机者会加快卖房套现的步伐。这将使北京、上海等城市坚挺的房价受到影响。与深圳的情况一样，在这些城市中，投机性购房占据相当大的比例。由于每年新建住房都有一部分被囤积在投机者手中，剔除流向市场的部分，仍有大量住房游离于市场之外，这种数量难以预估的存量住房一旦释放出来，就会形成强大的抛压。失去良好预期的北京、上海等地的楼市，根本无法承受这种突然放大的供应，房价的调整就变得顺理成章。

　　炒房者“裸泳”，也将对开发商产生影响——这是炒房客“裸泳”重塑楼市秩序的另一部分。由于炒房者囤积房价，减少了市场供应，使得房价上涨的预期变得非常强烈，开发商也主动囤积一部分住房用于炒作，或者减缓开发速度，坐享房价上涨带来的更高利润。当炒房客“裸泳”退出，开发商囤积房源的动力将大大减弱，更何况，目前开发商度日如年，资金链紧张，这会加快房地产市场的房产周转效率，有利于使房价理性回归。

　　炒房者“裸泳”，也将对地方政府产生影响。炒房客推高房价，地方政府是最大的受益者，它可以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土地，获取更多的税费收入，因此，地方政府对抑制房地产市场投机行为没有动力。深圳房价的快速下跌，或许能够让地方政府认识到投机性购房为主导的市场最脆弱的一面，一旦房价下跌，破坏性更强，对地方经济的伤害更大。鉴于此，今后地方政府在抑制炒房行为方面，或许会更积极一些。姑且把这看做炒房客“裸泳”重塑楼市秩序的另外一个部分吧。

　　来源：上海证券报

　

《西班牙旅行笔记》是林达夫妇在2007年1月出版的作品，在写作方式上延续了他们一惯的在轻松的叙事和描写中透视严肃的国家、历史、政治、社会转型的风格。

首先，非常遗憾，依照我的只是储备和阅读，无法从更多个国家转型历史对林达在本书中所描述的西班牙转型作出对比，并以此，为我所认同的林达的判断提供更多可以信服的参照。

===========我们看待社会转型的标准：

太多地区和国家的历史进程都告诉我们，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国家和民族严禁逻辑，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整个社会的发展历程也基本上顺从了冲突——平稳——再次冲突这样的轨迹在行进，只是，我还是坚持自己一直以来的观点，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来者是不是可以将历史的教训应用的到现实的抉择中，这样就可以不断的使得冲突得以缩短时间和减少杀戮，这样才是进步的。而林达在这部作品中就给我展示了这样一个西班牙版本。

在我看来，如果对弗朗哥将近40年的统治为此后西班牙平稳的过度到民主法治所做的准备进行盘点，我认为最主要的一个方面是，弗朗哥完成了对内战结束前西班牙国内所盛行的左右极端派别的激烈碰撞，这是一个国家在具备了其它包括经济、国民素质、民主意识萌芽等因素以后，平稳过渡到民主法治的根本。

所以，对这段历史和弗朗哥自己的考察，我觉得至少要推及至更加长远的过去。

1931年4月14日，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走出王宫，向民众彬彬有礼致意，然后登上马车，开始了自己的发过流亡生活，他否认了身边的人企图否认选举的建议，他说他不愿意让西班牙人流血了。

但是，阿方索十三世并不知道，自己的妥协和出走，已经不能使在左右两个极端派别支配下的西班牙社会从动荡中解脱出来，等待西班牙的也许只能是流血冲突。

在此之前，从法国大革命那里承接了革命精神的西班牙人，在面对法国伴随着侵略和种族蔑视推行的改革，使得西班牙开始出现极端的反对“法国化”或者是“欧洲化”的派别，这使得西班牙本来温和的保守派也开始推出极端的一派。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西班牙之外的欧洲所经历的境况是，在19世纪末期，欧洲已经开始逐步的工业化，而西班牙却在动荡中迷失了几十年，直到在古巴发生的美西战争，开始让这个曾经富的流油的国家精英分子明白，自己必须要寻找新的道路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所谓的“98一代”，他们在西班牙的出路问题上，在“欧洲化”和“从西班牙自身的精神和文化出发寻找出路”之间，分歧也是很激烈的。

非常不幸的是，在观点分歧的时候，只要有一支出现极端，另一支也必定走向极端，而且，两边的温和派都不可能掌控局面，大幅度的震荡必定在两个极端的派别之间展开，“不走到绝路绝不会回头”。这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的规律。而且，民众也总是被极端的观点所吸引。

所以，西班牙的国内的社会频发冲突一直不断，包括后来通过选举推出的第二共和国也在剧烈的动荡冲突和镇压与罢工中最后走向内战并最终以佛朗哥的建立维权政体终结。

在这场内战中，西班牙的派别对抗被进一步强化，并因为流血被烙上了仇恨，而且，伴随了财富的消失和大面积的外流，其中一部分黄金流向料苏联，这就是内战带给西班牙的。而且，内战也导致了代表了西班牙精神的98一代的知识分子开始外逃或被杀害，其自由民主的思想资源消失了。

这就是西班牙在极端派别对抗下所呈现给历史的。西班牙在内战结束的那一刻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尽管这个起点被林达称之为“十字路口”而非转折点。

那么，在随后将近40年的统治中，西班牙发生了什么？ “复杂”的佛朗哥的遗产：经济基础，对外开放的意识和行动,消除了之前遗留下来的极端的对抗思维，并在一定的基础上，使西班牙逐步的走向了欧洲，走向了世界。

 

一，在弗朗哥统治下，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得最有可能被拖入二战，而且是最有可能被拉到法西斯一方的西班牙，最终得以幸免，这为西班牙在二战后进入由新战胜国主导的新的世界秩序的赢得了正义性，至少不会被鄙视。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从那个时候，西班牙就开始走上了向欧美开放的道路，这对西班牙的此后的经济进步是非常重要的。

二，当西班牙在阿方索是三十统治地时期，各项综合指标体现出，这个国家正在从相对愚昧的封建时期前进，1929年的世界博览会是个十字路口，前面两条路，一个苏联模式，一个纳粹，而佛朗哥在内战中是借助纳粹打败了左的苏联支持，这个时候，西班牙的选择按理说最可能是纳粹，但是没有，而且也没有走向苏联。

在这两个当时都在拉拢西班牙的两个极端势力面前，西班牙看到了民主法制的前景，只是，还无法期待那个时候的西班牙马上走向这条道路。在我看来，这是佛朗哥的选择的历史正确性。这样的选择结果是，40年后，从战后一代出生的人成长起来，这个国家的各个派别的领袖开始真的以宽容和理性迎接民主和法制体制，并对这一社会运行方向表现出了极大的信任和耐心，最终摆脱历史的宿怨，以更开放和建设性的目光审视这个国家的未来。

而且，在这个时候，从经济、人和思想方面，西班牙准备好了。

=========不进步并不意味着是退步，而且，从更长的历史跨度来讲，不进步也许就是进步。

所以，参加了作为国际纵队的一员参加了西班牙内战的奥威尔后来在其著作中评价弗朗哥说，“他是一个落伍的人”。但是，他的落伍为西班牙保持了近40年的稳定的秩序性，而没有像之前那样在不断的派别更替中使国家陷入混乱，让这个国家得以喘口气，再上路。

这与中国相比，也许佛朗哥是进步的，他并没有试验什么激进的理想，从而破坏料这个国家原来的社会结构。这是走向未来的社会结构基础。而且，在他的统治后期，他也放开了对新闻的审查制度。

后佛朗哥时代。改革已经开始在发生了，其中，包括一些思潮的容忍和一些改革派人物得到的重用，比如弗拉加，在后来在民主化进程中，他代表了旧有体制的人组成了自己的政党参加竞选。这是很重要的，不仅从形式上，而且，也避免料暴力反弹。

 

三，经济基础，1931年的旅游人数是二十万，而到1964年就是1500万，1978年的时候达到了3900万，超过了西班牙的总人口。并且，在战后因为贫困迁徙出去的移民，在1974年西班牙开放的时候，每年带回的财富是7亿美元。

佛朗哥完全可以选择不开放，因为他知道，开放就意味着威胁自己的统治，但是，他还是选择了开放。20世纪60年代，在外国资金的帮助下，西班牙开始走向经济腾飞。

1936年，西班牙失去料全部的黄金，但是，30年后，西班牙乘料全世界黄金的第二大买主。所以，林达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它哪里是在买黄金，西班牙，是在买回他的自信。

四，我觉得弗朗哥作为一个军人，他在自己的统治期间为西班牙平稳走向民主法治做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是西班牙实现了军队的国家化，为此，他选择的是君主立宪，这也是有着强烈的信仰传统的西班牙最合适的路径选择。

在选择由谁当国王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在外流亡的唐-胡安，这也许是因为他担心胡安会对他的权力形成挑战，但是，这在最大程度上避免西班牙真的重新走向封建的君主制。

他选择的唐-胡安的儿子，胡安-卡洛斯，同意卡洛斯从小开始接受了西方贵族的系统教育，而且，让其在军营中获得了历练，成为一个全方位的令军方也很信服的领袖，这在我看来，在不违背西班牙历史宗教传统的情况下，巧妙的完成了军队的国家化，而且，这样的决定使得在后来的民主化进程发生剧烈震荡的时候，挽救了这一进程，这在世界成熟的民主制国家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军队的国家化也是中国必须要面对的。

五，从西班牙内战后为死难者建造的殉难者的十字架，从其中看到，佛朗哥对内战的不同于对一般的对胜利的看法，默认了那些人都是为西班牙新起点牺牲的人。这个在其他国家也许很少看到，尤其是内战以后。在欧洲有着一个凯旋门的传统，那就是每当一方取得了胜利，那么都会建造一个凯旋门，所以，林达在他的旅行中曾经提到，看到那么多的凯旋门，一时间有种很奇怪的感觉，那就是，每一座凯旋门背后，代表了胜利之外，其实，都代表了一次冲突，甚至是杀戮，所以，在西班牙内战结束后，弗朗哥执政后所建立的那座纪念碑，让我们看到了对死难者共同的哀悼，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西班牙首先从艺术家那里获得了自我拯救的机会，就是，大家开始看到，不管怎样，西班牙都是自己的西班牙。1975年，弗朗哥去世。在他去世的那一天，西班牙街头的香槟酒被抢购一空，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西班牙在这四十年的维权统治下，又要重新出发了，这次的方向，更多的人的共识是，民主与法治。苏亚雷茨，卡里约，热情之花，弗拉加，冈萨雷斯，卡洛斯国王，这些人为了这样的共识彼此都表现出了很大的耐心和宽容，并且，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次的对话终于在两个温和的派别之间展开的，所以，激烈对抗避免了。这些改变来自大家的共同改变，为着这个国家共同进步的底线达成了，这个国家的民主进程终于可以避免为一些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和极端派别所绑架，他们终于在同一个西班牙的背景下开始竞争、对话、合作。在面临执政的党面临困难的时候，他们甚至站出来表示对政策的理解的忍耐 ，唤醒民众的耐心，这是很难得的。所以，在此过程中，我再次陷入了一个悖论，是英雄制造了时势，还是时势制造了英雄。    在这以后，因为与军队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发生过一次危机，但是，正是因为看到了军队国家的成功实现，化解了危机，并且，为彻底的实现文官政府和军队的良性互动关系改善赢得了时间。回到中国的问题，我觉得军队的国家化是一个绕不开的坎，更多的在目前也许不好讨论。

　

很久没到郑州来了，从北京到郑州的车上，我用两份报纸打发了。

在这期间，我给一些在郑州的朋友发短信，一时间，看到手机通讯录中竟然又这么多在郑州的朋友，在这里度过的四年光景开始再次让我有所感触。

如果单从我的个人塑造和成长来讲，郑州的四年大学生活，应该是我获得转变最大的四年，这里一直以来被我当作第二故乡，第一故乡就是河南商丘虞城县。

但是，现在新的转折要出现了。

到这个7月份，正好是我大学毕业四年的时间，这个四年我在北京度过，而这个四年中的转变让我感觉，自己在大学四年间根本就没发生什么转变，我的对生活和社会的认识的改变，几乎全是发生在毕业后的四年间。

我开始又更多的值得记忆的人生片段和北京有关。所以，一如之前已经感觉到的，从北京到郑州，开始更多的感觉到，是从一个熟悉的地方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昨天下火车后，我从被出站口出来，尝试着去大出租车，被无数个摩的问来问去，我实在懒得打理他们，看到旁边有个小姑娘被问的无处可藏的可怜象，我真是为这些人感觉难堪。

搭乘出租车的顺序更是混乱，看见一辆过来，就是谁抢上了谁坐，也不讲什么秩序，几个穿着制服指挥的人员，可怜巴巴的站在铁栏杆旁边。

最后看大家抢车的时候，实在危险，就吆喝大家排队。我还是一个比较手规矩的，和一部分人在其指挥下去排队，结果，那些不排队的还是在那抢，根本轮不到这些手规矩排队的人坐。

劣币驱逐良币，我当时就想起这个词。

记得从北京西站出来的时候，总是有热情的民警在维持出租车的秩序，大家都在规则下有秩序的坐车。这样的情况，上次去贴近开国际融资洽谈会的时候也遇到了，所以，单就这个方面，我就觉得，郑州距离现代化还有很远。软环境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