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的享受

前年的一个机会,我现场感受了当时中国最有名的富豪之一的丁磊当场展望互联网的明天.网易泡泡被丁磊当作自己决胜于明天的赌注,同时,他坚定的认为,即时通讯是整个互联网明天的赌注.
   事实上,关于互联网发展方向的集体性迷茫在他的高调出场之后充分的显现出来了,新浪\搜狐\雅虎\TOM等都开始大力推出自己的即时通讯,媒体和互联网专家也都开始煽风点火,但是,依照目前的情势来看,原来的格局并没有被打破,我们还是在用自己QQ和MSN互相交流着,我们的通讯习惯并没有改变多少,速度也没有显现出日新月异的迹象.日本的多家公司成长的经历告诉我们的商业圈,你的产品要是能够改变现有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或者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那么,你的产品和你的公司就可以赢得一个最为稳定的市场,你也就可以赢得一个最为持久的赢利空间,直到有新的生活方式被创造出来.所以,即时通讯的式微就在理解之中了.
------我们的网络大亨和专家媒体也在开始寻找互联网的下一个发展的契机,现在大家终于明白,包括即时通讯,很多都是一个过程,都没有成为终极结果的可能.现在好了,到了blog了.有的人开始探讨其赢利模式,我们的媒体和专家也开始把这一个新东西的兴起称为是互联网的一场革命.
其中关于赢利模式的探讨中,现在似乎出现了两种声音,一个是说应该赚作者的钱,就是说对一个门户来讲,是要向在我这里建立BLOG的作者收取一定的托管费用.另一个就是向读者收费,操作模式是网站负责通过短信等方式向订阅的大众收费.基于此,也就产生了,BLOG是要发展草根型的还是要发展精英型的.
我的个人观点是,要对这个问题作出抉择,一个前提是,我们的写手对自己的BLOG是更看重社会性呢还是更强调私人性.如果是前者,我们的BLOG群体中要是真的出现了一些广受大家欢迎的写手的话,倒真是能够向广大的读者收费,但是,大家要是更愿意向对待自己的私人日记一样对待自己的BLOG的话,那样以来,要是随着电脑的普及,大家在笔记本上书写的习惯真是被电脑书写代替的时候(我们称为书写革命),向平民性的写手收取一定的托管费用也是可行的.
当然,哪一种用户比较多一些,我现在还不敢断言,而且我相信就是专业的调查机构拿出来的数据也只能体现当前不长的一段时期的情况,这将牵涉到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的问题,需要时间来说明.所以,我的判断是,关于BLOG的赢利模式可以探讨,但现在绝对还没有到进行抉择的时候,还要静观其变,最重要的是要让更多的人了解BLOG,并试图改变他们传统的书写习惯,最好是让他们加入到这个用户行列中来.

在中国,不懂政治就不要妄谈经济.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天津的经济是被边缘化了,原因是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了,我写到这里,了解的人已经可以看懂了.过去的13年间,天津没有获得国家的一分钱的投资,国家领导人没有踏入天津一步,那些执著于区域经济崛起理论研究的学者专家已经无数次的证明京津互动的必要性,但终究没有获得决策层的推进,所以,理论也开始屈服于政治,看着天津变成"城市中的村庄".
   但是现在,一切在改变,天津的崛起一个最明显的信号就是,国家领导人的造访,温总理已经多次到天津视察,在十一期间最让我兴奋的新闻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天津慰问一些坚守在工作岗位的职工-------我相信天津人民和戴相龙比我还要兴奋.
此前我写了一篇报道,<天津复兴,超越戴相龙式的城市孤独>-------现在的天津的复兴寄希望于滨海新区的规划被纳入国家区域经济战略规划,再也不是以前那样靠戴相龙一个人的运作了,我在文章中提到,"一个城市的命运如此紧密的和一个人联系在一起,可见这个城市崛起过程中的孤立无援和无奈."因为,天津各界对戴相龙的信赖或者说依赖已经到了,"只要是戴市长的讲话,我的手总是拍的发疼."(这是天津企业联合会的一位同志告诉我的,而且,这是天津的群体性期待.)现在好了,天津崛起的战略已经国家化了.
祝福天津,曾经辉煌的城市.

昨天到人大的书摊上淘了两本书,一本是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国经济观察>第一辑,一本是<当代国外社会思潮>.今天翻开后者,读的十页不到就快疯了,一个未来主义就让我消化不良.读书的乐趣也消失的无影无踪.
现在的社会是个只适合谈问题而不适合谈主义的年代.前一段李敖先生的来访令多少人满怀期待,但最终,观者和听者都发现根本不是那回事.李先生在北大宣讲的自由主义也未能获得多少基于对自由主义信仰式的掌声.起观点中,说自由主义一是要反诸自己,一个是反诸宪法.对于前者他解释的相对透彻,但后者在我听的录音中干脆就没有论及.
开始的时候我想为大师的到来做篇稿子什么的,但是,我终于对大师对当前中国社会的价值大打折扣最后不了了之.我相信中国现在,无论是信仰还是价值观念都出现了断层,旧的被除去了,但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信仰还没有被树立,甚至没有找到树立的方向.所以,现在中国的文化界思想界最需要的 最有价值的是建设性,而李现在还在坚持自己的批判性,我只能说,如果没有太多作秀,李难免被遗忘的命运,所以,我突然觉得,他现在是生不逢时,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他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大家.

在人类的历史上，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的对立，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对立，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对立，很大程度上，这些对立的根源都是来自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所以，我们说，在现在的社会背景下，对经济生活的关注更是体现着对整个社会关系的复杂性的关注。以我现在的理解，我希望把经济报道的价值从三个方面来体现：1，无论从宏观上还是从微观上的公司的角度看，我们在经济报道中要有一种可以揭示经济增长模式的探讨，寻求可以给社会带来更多的财富和提高整个国家和单个的经济实体的经济效率的发展模式。2，对“经济标准”考量下得出的“弱势群体”给于关注。3，监督上市的非上市的公司的活动，监督政府和监管部门的权力的寻租现象，给市场经济一个公平的法制的有序的竞争环境。
　  基于以上三点对经济报道的价值的判断，我们认为，媒体和记者在经济报道中的社会责任的体现更多多的表现在媒体的立场和阶层意识。因为，经济本身就难以摆脱阶层的划分，所以，当我说我们的媒体应该给于“弱势群体‘以关注的时候并不是否认了代表其他阶层利益的媒体的立场的正确性。
　　下面给出我的看法。
　  有同学问我做经济报道有什么感觉？我当时的回答是：在先前的印象中，做社会新闻的报道就是要体现记者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揭示社会的不公。我知道我的理解和表达是偏激的。在经济新闻的采写中更多的是在事件所体现的经济增长模式或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或体现的对公司的和政府以及其它的权力部门的监督中寻求守望社会进程的满足，是用逻辑的判断的智慧影响社会，这样的意义也是之于整个经济进程，让自己的正义感得到一定的满足。
　　我是倾向于代表公众的利益。
　  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的社会财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总量的增长的同时，我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大量的财富正越来越集中到少部分人的手中，那些掌握着大量的财富的少部分人利用自己的大量财富正放大着自己在社会中的话语权。“我们要防止少数人利用自己大量的财富实现对社会话语权的控制”，清华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并不是耸人听闻，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媒体的舆论成为了放大话语权的出了财富和行政权利之外的另一种工具，少数人代表了大量的财富，政府代表了行政权力，那么媒体则应该成为公众舆论的代表，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的平衡。
　　媒体的责任就在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