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阿司匹林>中,老潘那段经典的台词成了很多观众的口头禅:"女人就象风险投资,哪里有利可图,就奔哪里去了."
当然,对这句话本身是不是正确的讨论可能意义并不是很大,问题就在于,现实中我们很认可这句话.我把这句话告诉给一个朋友,她说,现在很多女人都愿意把男人分作不同层次的股票来看.我知道她所表达的意思是,女人多为自己找到了蓝筹股而感觉到自豪.所以,我对她的回答是,"这样的女人至少给人的感觉还是有涵养的,但现实越来越表现为,很多女人更看中的是既有的荣华和富贵."
我知道,自己的这个言辞会被讥讽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其实,我对有些女人象风险投资一样的极端意识也是持理解态度的,只是觉得在这个辩论中不要搀杂依赖的成分在里面.
你离开的身影,消失在这个城市的霓虹灯下,
那一刻,学者董桥的那句这是一个"没有童谣的年代"终于有了现实的注解.
我觉得自己在今天应该为自己的未来或者说是未来的历史留下点什么,
是对这个社会的失望?还是对我对这个社会的认知?
真是有点荒谬,人世的巨变竟然在两天间就发生了.
 

这次,立在舆论之风口浪尖的将是教育部,只是不知道等待它的更多的是老百姓的尊重,还是如此前卫生部所遭遇的来自公众的群体性质疑。

1222,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在新华网与网友交流时,针对中国教育改革中出现的“产业化”现象,其观点旗帜鲜明-------“教育部一开始就反对,教育产业化会毁掉中国的教育。”其实,这样的观点已被教育部的多个官员在不同场合多次明确表达过,并不新鲜,但是,这次依然受到媒体和公众的热捧。

是的,我们需要一次针对教育改革走向和成败的社会大讨论,就象刚刚归于暂时平静的关于医疗体制改革的大讨论一样。我们的老百姓已经知道在关乎自己切身利益的部门和行业改革决策中表达自己的声音,现在看来,互动意识明显的媒体和互联网平台也让他们具有了表达的可能性,而且,应该说,最让他们自信的是,在以前看来,高高在上的国家改革决策过程,现在已有信息公开和决策透明的迹象,甚至老百姓对改革结果的直观感受已经成为中央决策者评判改革成败的重要标准。

不是吗?在那场关于医疗体制改革成败的社会大讨论中,老百姓基于自身的直观感受所发出的声音已经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并影响了高层论断。当时流传在网上和学界中的一个故事是,主抓卫生工作的吴仪副总理曾在国务院的一次内部会议上拍着桌子说,“老百姓不愿意,怎么能说医疗体制改革是成功的?!”毫无疑问,这让更多的老百姓更加主动地参与到改革的讨论中去,用一些学者的话说,这是中国老百姓决策意识的觉醒和萌芽。

此前,有多个学者表示,中国的外交已经进入了“平民化外交”时代。套用一下,也许我们说中国改革决策过程已经进入“平民化决策”时代还为时尚早,但是,其中平民参与决策的迹象已经初显,而且,老百姓的表达也正在走向成熟,当然,更多的人还需要在更多的决策讨论中历练。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关于中国教育改革走向和成败的议题同样需要热论一番。

况且,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命题。关于“教育市场化”的走向一度被作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一部分为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所推崇,但是,即便这样,在学界也同样存在争议 。主导这场改革的决策部门——教育部,还依然在“市场”和“市场化”、“产业”和“产业化”之间为自己辩解。

问题已经非常直接的显露出来。教育腐败、教育资源在地区和阶层间分配不均、穷人失去了最基本的受教育权等等,教育问题已经成为酿造家庭和社会悲剧的主要原因之一,有人戏言,每年的1--4月份是大学毕业生自杀事件的多发期——他们因为工作难找而承受不了来自自身、家庭和社会的压力;每年的7--9月份是学生家长自杀事件的多发期——他们的孩子考上了大学,但家庭出不起学费,他们感到羞愧难当。

如果一个悲剧性事件的发生可以用偶然性来解释,那么,针对重复出现的悲剧,我们是不是应该思考,这是不是对我们的社会改革成败的预判?

用眼泪甚至是鲜血所进行的观点表达比宏大的泊来的别人都没有真正实行过的改革理论更应该引起决策者的注意。

我不认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是失败的。我认为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成功的。教育部这样的判断可能同样需要在讨论中接受公众审判。

                                                                             作者于 2005年1月
 

一,

针对目前报纸的境况,我在和一个前辈谈起的时候,表达了我的两个观点:其一,在困境面前各个报社的决策者达成共识,在内容提供上和网络签定一个更为有利的合同,以弥补网络新闻传播对自己广告收入的冲击,甚至可以与之决裂,做一个与网络真正平等的信息内容提供商,这样的以来平面的深度和观点优势也可以得以体现,更极端的选择,甚至可以是和网络终止内容合作,这个一个被国内一家知名的财经媒体的决策者所践行,对网络和自己的影响还需要时间的考验,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此媒体和此媒体的决策者的这一选择肯定会在未来的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关于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博弈生存的记录中占有一席之地.其二,就是和网络彻底的合作,正如我此前写过的一篇小文章中说的那样,报纸的赢利模式在传统的"二次销售"的基础上,把产业连延长至品推和活动策划,以后者为赢利核心,这样的战略虽然还没有成为大部分媒体的最后选择,但可以感觉到有人已经开始这样做,而且有更多的人在准备这样做.只是,一个被大家说了很多年的概念,"中国的传媒业最缺少的是经营人才",现在越来越被实践所证明,一个成功的活动,需要立足于一个报纸的高尚品牌,需要有一个好的活动概念,需要有各方面的资源整合的能力,最后进入操作阶段,更是需要立足于提供完美服务的意识下,把事情做的事无巨细.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两中选择都是危险的.
我们已经可以说,中国的平面媒体已经进入了一个过度竞争的阶段.也许你要说,在日本,在美国,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他们的单位经济量养活了比我们更多的平面媒体,但是,有一个现象需要注意,在美国和日本,有很多的小报小刊,他们是没有赢利的压力的,甚至在自己产生的时候他们从来就没有说要获得多大的赢利,他们更多的是找一个自己的平台进行表达和倾诉,而我们现在的媒体产生的那一刻就注定了有很强烈的赢利需要,所以说,面对一个短期内不可能增大太多甚至正在减少的平面媒体的广告分额,彼此之间进行着残酷的竞争,行业的自律意识已经被抛弃,所以,任何共识的达成都变得没有可能,所以,前一种情况的实现变得很困难,但后一种选择因为经营人才的有限性,注定有的会在一段寒冬之后走向死亡.
是的,对平面媒体来说,真的到了一个谈论死亡的时刻了.

二,

是的,一段时间以来,平面媒体所感受的"寒冬"至今没有消退的迹象,根据我的亲历我也知道财经媒体的压力更大,广告收入同期下滑在10%以上,坊间传言更甚,一度说下滑幅度在个别媒体达到40%.具体的说,无论是传统意义上被称为"三大财经报纸"<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中国经营报>,还是如<财经时报><第一财经日报><每日经济新闻>等都面临着市场的严峻考验,他们的市场口号和新闻理念都未能为自己挣得一个可以乐见的2006,更不要说是更遥远的未来.就连新闻操守在业界口碑依旧的<财经>杂志,我相信也在同样感受到来自市场环境和门户的压力,不然我所尊敬的传媒人舒力女士也不会强硬的把新浪的合作终结.

总结原因,我的观点是,其一,现有的财经媒体在定位自己的读者的时候,内容并没有和所谓的自己的读者群的兴趣点和需求达成完美的契合,所以,大家的路子如果没有及时的调整,很难获得一个可持续的增长.其二,一个具体的敌人是,网络媒体对市场份额的侵占.人们的阅读习惯确实发生了改变,这是不争的事实,同时又是难以扭转的趋势,所以,我坚定的认为,一个在平面媒体领域中足够强势的报纸或新闻集团,是时候打造自己网络版了.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单一的新闻集团可以轻松的完成,新华网和人民网依靠自己的政治资源和通讯社资源似乎最有可能,剩下的就是北青网和南方报业了,后两者的步伐远没有需要的那么快,纵然是这样,我也相信一个专门以传统财经媒体所定位的高端人士为读者对象门户的存在是必要的,市场前景也是可以预见的.

和讯有历史优势,但也要分秒必争.

针对上述第一个原因的解决方案,我查阅了目前财经媒体的操作理念,我的观点是,最能接近财经媒体所追求的目标读者的理念为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的"新闻创造价值"和财经杂志的"三独",而且,在我的理解中,二者是相通的,两者都坚信了新闻事实才是媒体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最坚实的基础,而在选题的选择上并没有仅限于专业的财经咨讯.泛财经化是我对财经平面媒体和理想中的定位中高端读者的门户要闻形态的理解的概括.

"泛财经新闻"包含了社会\时政\政经\重大的纯财经事件等-----这是一个消解新闻事件的年代,我们的要闻就是要关注事件.基于这样的认知,我觉得前<财经时报>总编辑杨大明的概括更准确些------办给财经人看的报纸,而不是只关注财经人所做的事情.听起来有些饶口,但其中承认了财经关注的信息绝对超出了纯财经事件这样的一个范畴,而<了望东方周刊>的快速崛起就证明了对社会新闻的深度关注迎合了高端读者.所以,我坚定的认为,要闻的深度和广度是一个新闻平台成长的重要依赖.

这是有着深厚的时代必然性的.我们的国家依然没有超越转型期的界定,在发展经济作为首要目标的同时,对社会和政治的关注从来都不应该被淡化,我们似乎还找不到一个完全的经济事件或说财经事件,其中总是可以看到社会\体制\道德\公民情绪的背影,这些影子不仅影响着一个财经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终结,甚至在起决定作用,是根源.著名企业家郑永刚曾向外界表示,自己对企业的具体经营都很少过问,每天就在读报纸关注我们的领导人到什么地方去了,说了什么话等,"那是政治风向".去年8月份我随一个采访团到江西的江中制药采访该集团老总钟虹光,钟对具体的公司事物根本不关心,他所做的只是每天听相关领域的负责人向自己汇报情况和决策,自己对人的成长和国内国外的时事政治感兴趣.这就是中国的商业环境,这也在微观的层面上对传统财经媒体所关注的高端读者的兴趣点的不完全写照.

再反思一下<经济观察报>一度被认为最不可能的崛起发生的过程,其观察的特色只是对西方成功媒体的一个效仿,而其选题策划更是直接颠覆了我们通过定义的高端读者的兴趣所在,再加上许知远等人追求的"精致阅读"(这是一种表达方式的狂欢),还好,他们迎合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三代富豪的阅读趋向(所以他们只能高端和小众),只是现在,我们理想的读者群开始务实了,开始转向对新闻事实和真相的关注,这个真相不仅仅是猜测\分析和逻辑思维,而是能直接帮助解决问题的推断.解读也变成立体的了,这将主导要闻专题的操作,用背景和事实推导出事实.

三,

在新闻学的教科书,对报纸的赢利模式的传统表述就是"二次销售",简单的说,报纸不是通过卖报纸来挣钱的(这中间除个别的一些行业类报纸),而是通过做内容提高自己的发行量和知名度\美誉度等,赢得广告主青睐,从而通过出售广告版面在弥补报纸的人力资源开支和发行亏损以后还能有大量的利润,这一度使报纸的发行量成为报纸经营者最为高调宣扬的东西,毕竟那是获得广告的最具体的数字证据,所以,行业内都心知肚名的就是,几乎所有报纸公布的发行量都是大量水分的,有的以印数代替发行量\有的干脆大手一挥,根据争取广告主的需要可以随便造出个10万30万的.
但是,广告主的理性回归似乎让报纸的发行量失去光环.不能回避的是,网络的出现已经并正在更深层次上改变着人们的阅读新闻获取信息的方式和习惯,无疑,人们一种消费习惯的消失和另一种消费习惯的形成,总是伴随着一个新的市场空间的产生和一个旧市场空间的消失.在过去的2005年,我所在财经媒体行业,广告收入的增长普遍不足13%,而且,根据我的只管感受,这也是多位报业领袖人物咬牙喊出的鼓励自己员工的统计,另一方面就是,看新浪2005年的财报,其作为华语第一门户网站,广告收入增长幅度在30%以上,远高于其他业务的增长幅度.
这被京城的一家知名媒体的老总表达为"报业的寒冬".而我近日接触的另一位报业老总告诉我,他还很难判断这个寒冬在什么时候结束.
在网络圈里更被传为笑料的是,南方一家全国知名的周报,竟然在自己的报纸的显要位置做出了"报业还没有完蛋"这样标题,该标题被网络圈的人嘲笑为"报纸自己开始为自己撰写墓志铭了".在这篇被嘲笑的文章中,从该报记者向美国报业协会主席抛出的问题中,我可以强烈的感觉到,该记者所理解到的报纸在网络的压迫下的艰难处境.
从目前我所接触到财经媒体来看,有的是在进行了强力的发行攻势以后,正面临资金困境,致使人心开始涣散,我目前的判断是"败局一定".还有就是,背后虽有实力雄厚的集团支撑,但也苦于发行亏损的压力,开始缩减发行量,让自己能够在网络的新闻影响力之战中不至于完全败落而维持局势,还有就是把自己的版面送给广告主,这样就可以在表面上营造一种形势大好的局面,并可以向广告客户示好,而且可以节省人力资源开支,同时依靠多个活动策划来运转,还有就是虽然已经意识到广告收入的危机,并注意到了财经运作活动的重要性,但还没有找到很好的概念进行活动和品牌推广,相关的操作人员缺乏也是一个挑战.
那么报业的出路在哪里呢?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需要等待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创造的时代.前面一个选择就是,我们可以接受一个事实就是,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对财经资讯的寻求和财经人的阅读需求还不能孕育出当下这么多的财经媒体,所以,在这个寒冬总是要有人出局,那自己就通过一些技巧性的操作和拼命的缩减成本来维持自己的运营,等待春天来的时候.但这并非根本,这就需要第二种选择,要创造新的生存模式.这个模式需要考量的因素包括了,网络对传统媒体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了破坏和重塑,还有就是我们要重新思考传统的二次销售是不是依然奏效.
网络挤压了传统媒体的广告增长空间,这是事实,但通过网络的传播也确实让传统媒体获得了更大范围的认可,这被很多人称为"悖论",但,如果可以把阅读习惯考虑进去,我个人认为两者还是有共生的空间的.在这个前提下,我目前对财经媒体的生存模式持的态度是,可以在传统的二次销售模式下,把整个报社的投入产出的链条延长至品牌推广和活动策划,而赢利的核心在品推和活动策划.而且,整个品推和活动策划,以及通过新闻传播进行影响力的塑造,既有的几大门户的宣传平台绝对没有放弃的理由,只有加强合作,别无选择.
这样以来,高端的财经媒体的发展就超越了发行的时代,一个以品推和活动策划为核心的时代是应该被经营者接受了.
 
已经习惯了批评别人的思维,虽然把自己的博客名字写为"忏悔的享受",但是,我也非常清楚的知道,很多时候自己的忏悔或者说反思总是沦落至抱怨情绪,有些还来的毫无道理和莫名其妙.
今天也批评一下自己吧.
前天我拒绝一家广告公司的时候,我更知道自己在对下一阶段的定位中虽心怀犹疑,但基本的方向依然没有改变,就是,我还是希望做一个优秀的记者,"去经历西方很多优秀记者所经历过的传奇人生,"----我在对一个将要去美国的朋友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还有后半句没有说,那就是,中国正处在一个宏大的快速的变革时期,期间会有更多的历史性故事值得我们去倾听去表述,记者也许是当下中国最能够体会生活丰富性的职业.不是吗?也许我不会成为一个被后世认可的伟大的时代记录者,但,至少我可以成为一个有心的对许多时代故事的亲历者,这样就足够了.
事实上,我对此理想并不坚定,尤其是在去年我自己的记者生活并不满意的时候(自己知道,我一度受到了个人野心和现实环境落差的打击),我一度选择的放弃自己六年前的选择.生活就是这么奇怪,你放弃一个选择,节下来你会发现,还有很多你所期待的选择已经没有了获得的前提,在离开报社开始自己的所谓的看书自由撰稿的生活以后,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的通知,因为此前我对中日关系的报道和关注,我可以获得一个到日本访问学习的机会,离开了报社之后,我也就没有去的必要了.难以想象,当时那么轻松,直到一个拿着美国70年代的图书封面做自己的图书设计而获得成功的朋友告诉我,"哪怕你到美国的金融街转一天,买个盒饭吃,回到国内你就是个投资高手了."----我终于相信,为什么那么多的人想出去看看,对一个有理想的有追求的尤其如此.
几天以来,我为我和广告公司的接洽感到惭愧,我对当下成功的记者充满敬佩,我对一个曾经在<南方周末>的大师兄说,我对南周的###有点崇拜了,我对一个大学同学说,我的一个朋友获得了美国的杰弗逊奖学金,而自己还没在记者生涯中取得任何成绩,怎么能就这样离开记者的职业呢?
不是吗?我应该继续忏悔了,呵呵,一个只看到别人成绩和荣誉,而没有看到别人成长艰辛,心态就不对.呵呵,打自己一棍子好了.
 
最近几日,我看媒体的选题除了胡主席出访美国\所罗门暴乱事件等,围绕着胡润和民政部颁布的慈善榜展开了新闻攻势,我感觉到的舆论氛围是,对中国目前富豪阶层的捐赠善举表示失望,个中原因,一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虽有乐善好施的美德,但并没有如西方的卡耐基那样的"在富贵中死去是一种耻辱"的崇高体悟,也没有追求善举的宗教情怀.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富豪阶层的财富还没有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如果接着深入下去的话,我觉得和中国目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还不能给那些富豪们一个长远稳定的预期,并且,捐赠的公开很容易使自己的财富和发家史暴露出来,而中国这一代富豪很多属于财富的原始积累阶段,纵然有新一代的财富是从父辈继承的,但一旦追究起来,依然无法摆脱质疑,这里面的一个前提就是,对于财富原罪的问题至尽在法律层面未能给出明确的表态,甚至从决策者那里还时常能够听到些须的风吹草动.
而纳斯达克的一代,他们的更多的财富还是体现于帐面上,如果说,已经有较多的人已经开始套现把沉淀淀的钞票拿到了手里,但这些同时又是海龟一代的富豪们,在西方的经历使他们更明白自己的企业在全球中的地位如何,而且,每天都要承担着行业动荡甚至是整个新经济的跑摸破裂的压力,所以,他们也更知道,所有的资金都更应该投入到企业的创新中去----毕竟,刚摆脱了依靠风险投资度日的阶段.
这样来看,我们对那些已经富有但没有在慈善捐赠领域有突出表现的企业家应该表示理解,我们的国家还需要积累,那些富豪们的财富还需要积累,当然,返哺于依然艰难的人民的善念也需要被倡导,但更需要时间.
胡润,作为其慈善榜和富豪榜的操刀者,他对记者说,中国有很多富豪对富豪榜很感兴趣,有的对慈善榜很感兴趣.就我个人的采访经历看,有的人对上富豪榜很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上了榜就可以展现自己的实力,从而可以到银行拿到更多的贷款.而有的人想上慈善榜是想塑造一个良好的公众形象,并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对于这样的动机,我认为不能指责,但也不值得提倡,毕竟,慈善捐赠是一个自愿的行为,量力而行,虽然,国家可以考虑把这种形式看做是第三次分配以弥补"多劳多得"和"税收和转移支付"过程中所未能解决的贫富差距问题,从而可以考虑进行以捐代税的鼓励政策,但出于对社会的爱和对财富所带来的幸福的正确认知所产生的捐赠信念才是我们最期待的.
注:本文写于2006年4月
 
<危机时刻的大国领袖>,与曾经非常流行的那本<当中国改变世界>一样,这又是一本出自一位有着丰富经历的记者之手的书.作者克里斯-华莱士,美国著名的政治记者,曾任全美广播公司新闻网的白宫首席记者7年之久,获得过美国所有的广播电视新闻大奖,被<华盛顿邮报>评价为"锋芒毕露而又无懈可击."在美国的广播电视界,他可以尊为伟大的主持人和记者,通过这本书,我愿意把他称为一个伟大的写作者.
书中讲述了美国16位总统在各自所面临的危机时刻,作为最高的行政和军事领袖是如何顶住内外压力和分歧,根据自己的判断作出选择,带领国家和人民度过难关,他们有的柳暗花明,有的黯然离去,只能等待历史的评判,但他们都是伟大的领袖,有着鲜明的人格魅力,在我们这些后来的读者看来,真的难以断定,到底是那个时代塑造这些伟大的领袖,还是这些伟大的领袖造就了那些充满斗争和激情的时代.
1954年,在日内瓦举行的有关印度支那的多边会谈上,当时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故意拒绝了与当时的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握手.18年后的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的专机空军一号飞过就像是他"从图片上看到过的中世纪村庄"后,在北京着陆,尼克松走下飞机,大踏步的上前,紧紧握住周的手,那一刻,"这位总统想到了18年前杜勒斯在日内瓦对周的冷落.",尼克松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就是这样,在华莱士笔下,历史就是样具有偶然性,这也延续了西方对历史的经典表述,包括史景迁在内的西方伟大的历史学家,总是把历史记录的那么丰富和超乎想象,让你感觉,"啊,原来历史是这样发生的!而且竟然可以这样发生?!"而我们的历史记录则更多的是在单一的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总是试图准确的告诉你,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最后,传达的和让人记住的也就是这些东西.
当然,作者还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他的最显著的身份是一个记者,这也是我针对这本说所要强调的另一点:文章中的细节描写和故事性给了读者无尽的阅读快感,这对处在困境中的中国报业是又一次启示.
我们的记者可能在文字表达上还欠缺很多,在我们的文章中总是无法感受到文字中的跳跃和心潮澎湃.而出现这种尴尬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可能就是我们的采访能力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这些都是我对象华来士这样的记者表示敬意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