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的享受

始于2004年8月份的那场“郎顾之争”，一度引发了中国传媒界近年来少有大辩论，回顾整个争论的过程，有几个焦点问题分别体现在相对应的几个显著阶段。

2001年下半年，香港创业板上市的格林科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顾雏军以一系列并购行为逐渐搭建起格林科尔王国。
　　 2004年8月9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发表一篇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引发“郎顾之争”，并由此发展成经济学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关于国企改制的争论。
　　面对于郎咸平“炮轰”顾雏军、张瑞敏及李东生的情况，中国经济学家曾一度“集体失语”，张维迎是第一个打破这种局面的权威经济学家。8月28日，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深圳高峰会”上表示，“最近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的舆论。我们不能低估这种舆论对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危害性”，“知名学者的社会责任还包括说话应该非常慎重，因为你的言论会带来相当的社会效应，对社会的舆论方向产生一定的影响”。
    2005年4月29日，科龙电器年报报出6000万元巨亏。10天后，公司公告称，公司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已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8月2日，科龙正式发布公告，证实传闻：顾雏军等5名公司高管已被公安部门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4月以来，当初力挺格林科尔的国内学者再度“集体失语”，直到此次张维迎作出“与顾雏军不熟”的表示。

具体而言，在郎咸平先生的演讲被媒体公开之后，经济学界和公众关注的焦点迅速的从顾雏军和他具体的资本操作中移开，进入了对中国要不要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争论中来，而且值得指出的是，这样的一个争论，从一开始，学界和公众都奉行了非此即彼的思维逻辑——有人坚持认为要进行国有企业改革，这是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特点和改革开放进程所决定的，虽然在改革中可能产生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但这是可以通过加强监管和立法工作进行控制的，但改制的方向是正确无疑的，是中国国情所必须的。而相反的观点则认为，保有国有企业是对公众和国家的责任，可见，后者从一开始就占据了社会道德的制高点。但必须指出的是，国有企业改制问题和顾雏军的资本运作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说白了，顾雏军的资本运作过程中是不是存在违规、是不是导致了国有资产流失和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必然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之间是特例和普遍的关系。顾雏军只是顾雏军，他仅仅代表他个人，格林柯尔的资本运作除了代表资金的流动方向外似乎代表不了其他的任何更为形而上的理论层面的探讨。不幸的是，在国企改革路径选择中辩论的两方都被顾雏军绑架了，单纯的学术探讨因为触发事件而把辩论的两方简单划分为所谓“挺顾派”和“倒顾派”。 似乎拥护顾雏军就是力挺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反对顾雏军就是否定“国退民进”这一方向。

不过，很快这些都不重要了，因为随着顾雏军和他的企业正式从法律上被确定为违规，舆论开始导向道德批判，这个时候，网络的自由释放作用就被充分的体现出来，开始所有坚持国有企业改制的经济学家都被从道德的高度批判，而谁有任何的异议也都受到了指责，包括毫不负责任的人身攻击，所以，传统意义上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陷入沉默。

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但一个如此具有争议的话题为什么在短时间内出现“舆论一边倒”？我们不防从传播学中“沉默的螺旋”理论来做一下分析，事实上，该事件中从一开始就体现出来的观点的非此即彼对立性到后来的观点空前的一致性，而且中间伴随了“意见环境”形成后通过话语霸权体现的巨大压力，这是体现这一理论的典型案例。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沉默的螺旋”是一种考察大众传播与社会舆论的关系的理论，这个理论在两个方面有着自己的特点：一是它的舆论观，二是它的效果观。这个概念最早见于诺依曼1974年在《传播学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1980年以德文出版的《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一书，对这个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概括。而在这个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起点是，对“舆论”的理解。“舆论”通常称为“公众意见”或“公共意见”，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在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而诺依曼在自己的“沉默的螺旋”理论中，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把舆论看作是社会控制的机制，认为舆论未必是事实上的“多数”意见，但至少是表面上的或者人们感觉中的“多数”或“优势”意见，他通过人们的从众心理来制约个人的行为，因而起社会控制的作用。这一控制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在该理论中给出了三个假说。

第一，个人意见的表明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总是力图从周围的环境中寻求支持，避免陷入孤立状态，这是人的“社会天性”。为了防止因孤立而受到社会惩罚，个人在表明自己的观点之际首先要对周围的意见环境进行观察，如果发现自己属于多数或者优势意见是，就更加倾向于积极大胆的表明自己的观点，当发觉自己属于少数或劣势意见时，一般人就会屈于环境压力转向沉默或符合。很明显，在一个坚持国有企业改革就是“挺顾派”的认知前提下，面临道德上的武断攻势，很多人只好走向沉默，甚至有些经济学家开始附和，当然，还有情况要考虑的是，在这一假说中，对社会孤立的恐惧以及由这种恐惧行为所产生的对多数或优势意见的趋同行为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具体说，要是一个人对自己的信念非常坚定那就会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哪怕自己的意见被认为是少数和劣势，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自己坚持自己的意见与否和自己的利益直接相关，所以，在舆论对张维迎形成批判的认知基础更多是倾向于他和顾雏军有直接的利益关系，而不是基于他对自己的学术理论的坚信。

第二，意见的表明和沉默的扩散是一个螺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也就是说，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使优势意见显得更加强大，这种强大反过来又迫使更多持不同意见者转向沉默。如此循环便形成了一个一方越来越大声疾呼，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过程。可以想象，在顾雏军被拘以后，倒顾的声音更是具有了压倒性的优势，而且，在有关社会伦理和社会规范的争议问题上，多数意见更是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压力。

第三，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依照诺依曼的观点，舆论的形成不是社会公众“理性讨论”的结果，而是“意见环境”的压力作用于人们惧怕孤立的心理，强制人们对优势意见采取趋同行动这一非合理过程的产物。在这里，意见环境是一个核心概念，那么意见环境是如何形成的呢？诺依曼的观点是，在现代社会，人们判断周围意见分布状况的信息来源有两个，一个是所处的社会群体，一个是大众传播。而在郎顾之争的事件中，我们联系一下，当前中国的大环境就可以知道，人们对于改革中所出现的腐败、不公平、贫富差距等现象早已有自己的切身感受，或者是通过耳闻目染形成共识，这一事件更多的是给人提供了发泄的时机，而互联网这样一个更加开放、自由的平台让这样的抱怨数倍放大，让意见环境对持不同意见方感受到更大压力。

由此可以看出，在那场争论中，出现这样的一种结果，有着必然的社会背景，而沉默的螺旋理论在其中也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这种结果如何出现的程序上的支持，并不是问题的本质。从这个事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和特定争议中，非理性的、不正确的观点完全可以主导事态的发展，很多时候，对社会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所以，我们更应该希望产生一种更加有利于理性和建设性的意见表达并成为多数和优势的机制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