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的享受

有些人，他本来可以创造历史，

但他没有，因为，在他心里没有对体育纯粹的爱。

那富于悲情的背影，带走了一个伟大运动员的诞生。

刘翔是北京奥运会的一个遗憾，

不是因为他没有完成自己的卫冕之路，

而是，因为他没有完成比赛。

尽管这背后可能有着更多无以言表的真实，

但是，历史的遗憾终归是要有刘翔一个人来背负。

刘翔用一种最大众的方式告别了我们，

告别了历史。

自从奥运会开幕以来,我一直让自己保持一个平常的心态来看待这次被赋予更多意味的运动会.

我刻意的让自己远离金牌的荣誉感.

但是,看到刘翔走进休息室的背影,我还是被深深的触动了.当时,我忍不住在心里喊,"不能这样离开,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后来我开始相信刘翔遭遇的伤病的真实性.但是,这样的原本就可以预料的结果,为什么还要让刘翔用这样的方式来谢幕?真的是刘翔自己的坚持吗?

在刘翔离去的那一刻,我竟然有一个特别的强烈的感觉,刘翔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本次的奥运征程,背后是不是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商业逻辑,直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看到刘翔所代言的商家出来表态,这些商家是不是在之前已经知道刘翔的北京奥运会将会以如此悲情结束?

如果,他们事先已经知道,那么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是商业在绑架刘翔,让悲情更加彻底.

如果不知道,那么刘翔的团队们,让刘翔的悲情更加彻底.

我真的开始怀疑奥运的纯粹了,既然,我们从我们的奥运中看到了那么多的政治因素,那么商业的因素又是在如何影响者比赛?

有点胡思乱想了.

我今天一天都在听众多的所谓的 理智\宽容的声音为刘翔解释.可是,我的失落感今天以来总是挥之不去.

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对刘翔的热爱,原来从四年前的那一刻就已经深入我的内心.我的在国家崛起中的大国梦想,与刘翔的成败竟有如此密切的关联.

刘翔走了,我落泪了.

首先，我是希望能够给俄罗斯的这一轮转型找到经济学理论层面的分析，这引出的问题包括，俄罗斯始于叶利钦时代本轮的国家转型，背后体现了怎样的理论体系？或者说，遵循了怎样的经济学意义路径设计？比如，周其仁在其最近的一篇文章中，用科斯的产权和交易费用的概念分析和解释了邓小平所给中国带来的制度变迁，并认为经济制度成本的降低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最关键因素。并不认为是廉价的劳动力和知识的扩展。对俄罗斯的国家转型在这一层面做出概括我想是必要的。

在我之前关于俄罗斯的报道中，对现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季志业的观点还是认同的，在其看来，俄罗斯甚至中国的转型，之所以能够取得现有的成就，最根本的是，在这两个国家，实现了威权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完美结合。在这个判断中，前者是政治学概念，后者是对经济运行模式的表述，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在一个实行威权主义的国家，本身就包含了一定的经济自由在里面。

在我目前的想象中，我是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成功的转型，势必要找到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的互动的良好节奏，特别是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真的希望实现转型，可能的路径依赖是，从集权体制或者说全权体制——威权体制——伴随经济自由（哪怕是有限的经济自由）将会培育中产阶层——进而要求更多的分权改革——这个时候可能有两条路等待着这个国家，一个是民主政治的可能性，另一个是走向回头路，在激烈的对抗中将有限的经济自由也埋藏——那么我们选择前者，在具有温和派的对话的基础上进行民主政治的尝试——完成经济和政治的双重转型。

回到俄罗斯，在这个国家，国家的转折性变迁，不能不着重关注的是政治和经济强人，所以，以不同代表人物的上台和下台来观察俄罗斯的转型，并依此为标志对转型过程做出阶段性划分，这个逻辑我是认同的，但从中找到经济和政治因素的线索也是很必要和重要的。 

俄罗斯的本轮转型，一是很明显的体现了强人影子，一是政治和经济（或者说产权改革）具有高度的同时相关性，注意，我说的是高度的“同时相关性”，这也就导致了单独的看经济转轨很混乱和失败，单独的看政治转轨也很混乱和失败，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下面几个问题，经济和政治改革总是要有个先后顺序的？而在不同的国家似乎需要不同的顺序，那么，俄罗斯的理论顺序应该是什么呢？而中国的理论顺序应该是什么呢？中国是不是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顺序？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是不是证明中国目前所遵循的改革顺序就是正确的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能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俄罗斯到目前为止是不是完成了一次成功的转型？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简单的做出下面几个思考，俄罗斯目前的产业经济，在全球化分工中，处在哪个环节呢？它提供的主要还是能源等原材料，其全球的影响也仅仅是局限于军事和基于能源控制的威权，也就是软实力还看不到。全球金融体系和产业分工中，我们也是看不到俄罗斯的身影的，所以，我倒是认为俄罗斯的转型才刚刚开始——虽然他们已经具有一个民主的形式或者说是具有了一个现代化政权的组织框架，但是，经济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再来说中国，从目前可知的历史档案中，可以知道，邓给中国设计的改革蓝图从一开始就包含了经济和政治的互动，这种互动不同于俄罗斯出现的“同时相关性”，而应该是前后配合的相关性。

但历史给邓所在的组织和中国开了个玩笑，那就是1989年事件，此后，中国开始走向了经济单独前行，直到目前，我们看到的是落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所以，腐败开始不可避免。开始是以追求经济利益的腐败，后来便是追求政治权力的腐败，最后就成了混乱的权贵资本主义阶段。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逻辑下，我们的改革也势必遵循从经济领域的改革到政治领域的改革这样的顺序来进行。于是问题就出现了，按照周其仁的观点，因为对经济既得利益者的触犯可能以经济来补偿，但是，政治改革触犯的既得利益者却是无法补偿的，所以，这也是邓小平提出“改革也是革命”的背景和原因。而且，在中国，特殊就特殊在，政治既得利益者因为党政不分，其实归根到底是党对自己利益的自我削减，在一党制的情况下，这种利益的自我削减必定是缓慢的，所以，这就势必牵涉到政党和政权的合法性问题。

所以，我给中国目前改革进程的界定是，从改革动力的角度讲，已经进入了基于政党合法性的危机动力时期。

而且，可以想见的是，这个危机动力带来的可体会的强烈程度，很大程度上和中产阶级的政治诉求以及媒体和舆论的独立和普通民众的权力意识的觉醒是有直接关系。

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对高素质的人群来讲，对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以及个人心性的解放，这些都远比政治游戏更有吸引力，所以，我们看到，在日本这样的国家，哪怕是自民党垄断执政权很多年以后，民众竟然依然该旅游的旅游，该游玩的游玩，政治热情淡漠成为了民主党试图夺取政权组阁的最大困惑。

所以，经济发展对一个政党的执政寿命的维护到底多久，这个真是不好说。但，从最根本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是需要一个民主政治作为保障，这样也是维持这个政党廉洁性和自律的很好的依据。

我是在北京火车站内的一个书店买的这本书，当时那个卖书的小姑娘翻了半天也没找到，因为，在她的手下“战争系列”的书太多了，包括《货币战争》、《金融战争》、《银行战争》等等，而且，封面效果都差不多，直接冲着《货币战争》去的。

《货币战争》所创造的销售奇迹让这些精明的书商们开始在“阴谋论”和“耸人听闻的历史”中寻找商机。恩道尔和他的《石油战争》会不会也属于此列呢？

MH和德罗凯同学从一开始就尝试通过网络查询这本书和这个作者在国外的反映来考证这本书的真实性和严谨性。看是不是仅仅是对《货币战争》的跟风之作。事实并没有那么悲观。

所以，也许我们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除了为其中充满感官刺激的细节所着迷和感叹外，对其中所引用的一些素材也许可以信赖。也就在最近的阅读中，我越来越多的看到一些在所谓主流媒体的专栏作者开始频繁的引用这本书中所提到的细节。

对此，我的想法是，我们的主流媒体和主流媒体的专栏作者，也许可以引用其中的素材，但“阴谋论”总是要慎重一些表达的。

另外，如果希望对其中的一些细节进行考证的话，大家可以找来美国的丹尼尔·耶金写的《石油风云》，如果我没有记错，该书的作者，好像是记者出身，此后跻身于美国著名的世界石油问题和国际政治专家。该书是作者花了7年的时间完成，书中所贯穿的叙述逻辑和材料引用都获得了主流学界的认可。我所查得的结果是，该书是2007年云南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方向的博士生招生的参考书。在下面我会附上《石油风云》的序言。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丘吉尔曾经非常清楚的知道，应该让英国海军的优势建立在石油之上。

所以，《石油战争》中的逻辑和素材早已不再新鲜。而且，我向来相信，历史真实的精彩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对石油这一战略品的争夺和控制中同样如此。

当然，我同样认为，如果单从石油的逻辑去理解过往200年间的国际政治的变迁，是片面的。但这种逻辑确实代表了西方国家对能源的战略属性的更高层面的理解，而且，我们可以看作是西方国家主流政治家所坚持的视角，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对我国的能源形势和未来唯一的决策逻辑，应该是重要的决策参考逻辑之一。

我想表达的第二个问题是，基于这一逻辑，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怎样的能源未来。

事实上，我们看到，国家之间对能源的争夺（近200年表现为对石油的争夺），开始的时候，更主要的是基于战略物资的考虑，也就是像丘吉尔当时选择的那样，石油成为了代表海军未来的战略物资。

那么再后来呢？石油成了财富的象征，也就是商品属性开始越来越多的被提及，所以，国家之间对石油的争夺实际上是对财富的争夺，所以，美元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支撑，直到后来的世界石油的美元定价，还有现在的我们对石油期货炒作的关注。在这样的思路下，我们看到，在石油的全球性交易中，能够获得大量的石油财富的国家，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通过不断的扩产，把这一埋在地下的有限的不可再生的黑金更多的投向市场来获取财富，而总是希望能够通过有限的开采获取无限的财富，尤其是当石油期货被热炒的时候，石油价格的发现开始更容易的偏离成本和供求的基本面，在这个时候，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和财富的既得利益者，似乎没有理由去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开发新的可替代能源上去。

所以，我现在更加倾向于认为，未来的可替代能源发展势必走向多元。而且，如果美元对石油的定价时代没有结束，石油之外的替代能源的发展的未来都不容乐观，毕竟，任何一种新的可替代能源的大规模的被使用，都意味着对美国财富的剥夺。

在目前似乎可以看到眉目的几种新能源中，围绕核能的政治博弈在法国、美国和日本之间进行，天然气在美国、欧洲和俄罗斯之间进行，风能和太阳能则是欧洲美国之间进行，中国在此领域是站在欧洲一边。

另外，如果按照财富的流转来理解对未来能源的争夺的话，我们看到，目前被积极推进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议题中，分歧主要发生在欧洲和美国，日本之间。

欧洲中主要的发言者是英国，因为，目前全球所完成的碳排放交易绝大部分都在英国完成，已经成为英国伦敦金融城的一个重要的交易平台，所以，对于一个全球性的减排目标的达成，英国可能成为最大的受益着，在这个国家已经拥有对碳收集、碳定价、碳评估、碳交易等完整的交易系统。

很显然，要是英国获得了胜利，在石油应用中占据了最大利益的美国，肯定是损失最大的，所以，对美国在全球减排义务承担中的推诿就很好理解了。而且，在美国民众已经对能源的高消耗早已形成依赖的情况下，美国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在朝的政治家有勇气来做出决定，毕竟，做出更多的承诺，就意味着改变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也就意味着放弃选票，放弃自己的政治生涯。

那么日本为什么这么积极呢？日本拥有提高能效的技术。这是1973年的石油危机给这个全球最具危机意识的民族带来的最大财富，只是，这个财富需要更多的国家做出更严格的减排承诺的时候才能兑现。

那么中国在这个过程将承担什么角色呢？中国有着最大的减排的潜力，如果在全球的减排谈判中，中国可以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原则发挥到极致的话，在指标分配中仅承担发展中国家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在这一规则之下，则可以通过对减排指标的交易，再次完成世界财富从西方到东方的回流，这次回来是完全赢利性的，而非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通过跨国公司的投资进入中国的，这些投资我么可以认为是带有掠夺性的。

所以，中国是最有可能打造全球性最为庞大的碳交易市场的。这个时候中国的选择是，和包括欧洲和日本在内的国家进行合作，深入参与到规则的制定，赢取主动。

中国过去30年的变化是全方位的 

中国不仅在较短的时间内经历了与西方一样的结构性变化，同时经历了文化上的巨大变化。曾在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中面对“洋鬼子”的中国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发年了巨大的变化。变化之大足以令我们认为，当今中国只是表面上与鸦片战争中的中国相似。事实上，在这150年里，决定和影响中国人的思想，理想和世界观的整个社会与人文环境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新式家庭 

19世纪的中国理想家庭与2000年前的的孔子时代相比没有任何变化：三代同堂。 这种理想家庭模式一直到1949年中共上台。 共产党打破了旧模式，实行一夫一妻制。这已经是对传统的一次重大突破，然而更大突破却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这完全巅覆了过去金字塔式的家庭关系。 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夫妻两人可能都是一夫一妻制家庭中的独生女女，所以会有4位祖父母围着他们的独生子女转。这样一来，一个孩子会受到6位大人的娇惯。这就是中国的“小皇帝”现象。这些孩子在被惯坏的同时，也承受着巨大压力，他们肩负着光宗耀祖的责任。 在较大的家庭里，这种责任分担在几十个兄弟姐妹身上，而在竞争激烈的中国教育体制下，“80后”的独生子女必须成为班里的第一名才能确保进入重点高中，接着才能上一所好大学。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如果独生子女没能念一所好大学，没法找到好工作，大多数家庭该怎么办？这些孩子如何与他们的命运妥协？他们会不会感到沮丧或愤怒？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代人，世界上任何国家也没有过，所以很难预测日后的发展趋势。

 商业活动 

中国古代只有两条成功的道路。一是发动或参加起义，推翻旧王朝，成为统治者或统治集团里的人。另一条是当官。胸怀大志的年轻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一旦通过就有可能成为朝中高官。 这种情况在过去30年里发生了变化。官员仍按严格的复杂的制度下，经过考试选拔出来的，但商人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被抬高。商业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快速发展经济是中国恢复划日实力和荣耀的首要任务。这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从个人层面上来说，经商与当官一样光荣，甚至有过之而不及。如果大学里的好学生被批准入党，走上仕途，他们会认为这是自己必须接受的一项荣誉。但这条道路漫长又艰辛，充满陷阱，最后才能得到回报。如果50岁的时候难够在政治选拔中幸存下来，就能够成为高层官员。 多数年轻人更愿意经商，这样他们可以较早获得成功，更加自由，不用遵守严格的党章，也可享用自己挣的钱。商人可以拥有自己的企业，做出自己的决定，不会受到政府太多干涉。换句话说，每个年轻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小王国的小皇帝，而这在古代王朝是不可能的。 另外，经商比起义更容易，也安全得多。 从社会层面上来说，整个体制不得不“消化”商业和企业带来的变化。古代王朝可能会阻止工商业企业对现状构成威胁。而现在的中国希望改善现状，历此必须推动工商业的发展，再把它们带来的不断变化融入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中。同时，商业推动下的经济发展意味着城市化，农村人口的流失、农民阶层的减少、农业中国的消亡和城市化中国的诞生。这一过程将遵循仅的的一种城市化模式——西方的城市化模式。

 体育生活 

自古以来，贵族与平民共同参与的体育比赛在西方就很受欢迎。在古代奥运会期间，希腊所有的城邦都暂停一切活动，全民享受比赛的乐趣，用共同的文化和兴趣将大家团结在一起。因此，体育在建立共同的归属感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和仪式化作用。 中国古代没有任何体育比赛或竞技活动将上层阶级与下层阶段团结在一起。孔子强调教育而不是出身对一个人提高社会地位的重要性。中国传统观念认为，一个人应该靠自己的奋斗取得成功：大官可能出身于农民家庭，将军也是人士兵干起的。在这种观念下，社会流动得到鼓励，而这也许是中国社会内部构建了一条强有力的纽带。 如今，中共开始寻求用体育构建一条新的纽带，特别是像奥运会这要瓣由老百姓和高官共同参与的大型体育赛事。中国人民有更多增强团结意识的机会。 中国当前对体育的关注程度仍比不上西方，国内体育赛事中的舞弊现象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中国还有一种不为西方社会所知的现象：对国外体育赛事的极大关注。中国人喜欢看意大利、英格兰、德国、西班牙的足球联赛和美国的蓝球联赛。对国外体育赛事的浓厚兴趣也促使他们关注这些国家的各种消息，而这几乎使他们对这些国家的人也产生了一种亲切感。 

《参考消息》2008年7月日

醒来的时候，我看了一下表，是6：58分，然后，我继续让自己入睡。而要是在平时，按照我的习惯，7：00我一般会做起来翻翻报纸或读几页前一天晚上睡前读的书。

是的，我梦到了我的大学，没错，我们宿舍八个人的面容都是那么的清楚，我们进行着大学期间每晚的窝谈会，只是，谈论的内容已经超越了女人、不着边际的理想和少年的梦。我们讨论每个人现在手头上正在从事的工作。

只是，梦中的那个宿舍好大啊。在那个宿舍中唯独没有了我的床铺，所以，最后我只能和小卞睡一个铺，我们都是横着睡的，宿舍里的灯光很白很亮。从大学毕业后，在我的印象中，除了我亲历的几次舞台灯外，我再也想象不到比大学宿舍里的两个节能等更亮的灯光了。而且，当时我在上铺，灯对我来说显得更亮。

我使劲让自己入睡，让自己重回到那么梦境中。

毕业四年了，我一直都隐约的感到有些遗憾——在大学毕业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我并没有在学校，严格来说，自从大四的下学期，我就没有在学校了。所以，我只是从别的从学的描述中去感受一点所谓的忧伤的7月。

虽有过三年半的彻底的大学生活，但总难有刻苦铭心的记忆，我也知道，总是有那么一天，这些全都被我忘记。

不过，花有说回来，经历的就一定是可骨铭心吗？未必，没有经历并为此心存遗憾，这也许才是真的可骨铭心。只是，这个道理又有多少人会明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