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的享受

最近有个朋友告诉我，他将从其所在的单位辞职，原因是自己抱着改革的目标而来，而经过几个月的运作，其改革思路却遭到了原有单位同事的强烈反对，因此，在这种挫败感和无力感的双重打击下，于是向当时力邀自己加盟并给予了极大支持的单位领导告别。

这是一个现实生活中鲜活的改革故事，虽然事涉一个单位而非一个国家，事涉一件具体的事情而非一个宏大的改革命题，但是，在这个故事中，一个具有改革精神的人物，一个颇具开拓性的改革目标，一个原来的保守群体，以及在这些元素中发生的激烈的碰撞，却都给了我很好思考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时代所经历的改革的思考，而我在奉劝这个朋友坚持下去的时候，我给讲的最多的是，作为一个立志改革的人，除了了具有坚定的改革精神和目标以外，还必须具有远大的胸怀，要能站在比那群所谓充满保守意识的“老人”更高的地方来审视改革中出现的冲突，而且，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改革者，要坚韧，尤其是在困难重重的时候。

坚韧对于改革者来将于改革的精神和目标同样重要。或许有点巧合，我和该朋友的领导在对我这位朋友表示挽留的时候，都使用了同一个比喻，那就是，在他接手该项改革议题的时候，就应该清楚，这里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张本来就存在色彩和图案的纸，在这个意义上，改革的目标和原则就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在这张已经存在色彩和图案的纸上，经过新的色彩和图案的设计，让这张纸变成一张美丽的画，而且，这个过程要做到成本最小，这就决定了，这样的改革过程更多的表现为先从针对增量的改革开始，而且，改革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不过，我的这位朋友，在这关键的亮点上都显然犯了错误，首先，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制定了一个全新的改革方案，方案中几乎是全盘否定了已有的操作，其次，他希望马上就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所以，发生剧烈的冲突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这还仅仅是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发生的冲突就让我这位朋友其了逃避之心。我还告诉他，对于一个成大事的改革者来说，在制定自己的改革思路和措施的过程中，广泛的征求包括原有的老人的意见，不仅仅是一个管理的技术性问题，同时，也是保证改革方向正确性所必须要坚持的一个原则——对于一个改革者来讲，与对改革追求的勇敢和果断同样重要的是，要有兼容并包的气度和胸怀，如果一个改革者陷入了过于自信于自己的方向设计，纵然是给你一张白纸，也未必可以画出美丽的图画来。而市场竞争是残酷的，给改革者试错的空间也是很小的。所以，我提醒他，在这个单位推行自己的改革之前，首先要做的是认真的分析现有的模式和人群中，有哪些是值得借鉴甚至是保持下去的东西，先看清楚哪些是需要改的。

事实上，说了这么多，大概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改革者怎么分清和处理存量中优点和痼疾，怎么看待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的关系，怎么处理颠覆性改革渐进式改革的关系，改革者应该具有的视野、胸怀、气度，而最重要的是，对于一个改革者来说，坚韧和勇于担当的精神是永远不能丢的，否则，难堪重任，难成大事。

当然，我相信我与朋友的这些探讨是具有更广泛的时代意义的。在今年国庆期间，我曾经给一家报纸的副刊写过一篇短文，其中提供了一个让我颇为感慨的对比，那就是在我出生的80年代初的豫东乡村，普通的老百姓对当年国家的改革表现出了强烈的认同意识，以至于包括父亲在内的很多人纷纷给寄托了自己未来希望的孩子起名为“建国”“建华”“幸福”等名字，而在近30年后的今天，同样是在这个豫东乡村，更多的人开始担心和犹疑，他们的土地会不会被收回，他们经营多年的房屋将会被怎样处理，在这一历史性性的对比中，无意中给我一个思考当下改革形势的角度，那就是，我们目前的改革故事在更加多元化的争论中，阻力也与之俱增，其中，存量和增量的改革关系的处理越来越复杂，而对方向性的判断也越来越难以达成广泛的共识，在这个时候，对改革者的远见卓识和坚韧勇敢的精神也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

而与此同时，回望中国近一百年的历史，作为危机驱动型的国家转型故事，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在对中国既有的发展转型道路进行检验的同时，也为正在陷入争论甚至停滞的改革故事提供了一个机会，所以，我和期待在“后危机时代”在此于全社会形成新一轮的改革共识，并将中国的改革推向深化。

在此，记录下我对这位朋友的劝告和探讨，与身处中国各个领域的改革者共勉。

应该怎样看待电视剧《蜗居》的热播呢？

记得之前看过一个图书策划人说的一句话，大概意思是，如果想策划一本畅销书，那这个图书所表达的主题就应该依附于某种社会情绪，比如《中国不高兴》背后就是迎合了新兴起的有些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而《藏地密码》背后则是迎合了很多人对西藏神秘色彩的窥探情绪，至于像于丹的流行，也可以理解为背后是人们急于向经典寻求心灵鸡汤的情绪，如此等等，所以，仔细想想，这个策划人说的还真是很有道理。

那么，回到《蜗居》这部电视剧，我想它之所以能够获得那么多的热议和关注，也一定是迎合了一种社会情绪。用我一位朋友的话说，是真正触碰到了这个社会的痛处，而且，触碰的是那么准，所以，我也很欣赏另一个朋友对该剧的评价——“真是现实，现实的让人难以接受”。于是，我对自己曾经一直信奉的一句话更加信任，那就是“现实远比想象来的精彩”，所以，文艺作品创作者要是能真正的深入现实生活，也就可以发掘出很多优秀的题材了，而最近两年很多影视作品直接将媒体报道的新闻故事拍成作品获得不小成功的例子也就好理解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或许就可以理解那些被网友总结出来的所谓《蜗居》经典台词为什么那么流行了，因为大家拿到这份台词的时候，要吗感到这些话早就在自己耳边响起过很多遍了，要吗就是觉得怎么对自己的内心和周围的朋友诠释的那么好呢，或者干脆可以借用当年网络红人芙蓉姐姐说过的那句经典话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芙蓉姐姐），“每个人心中都一个海藻”，“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海萍”，“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宋思明”，“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苏淳”等等。

所以，大家表面上是在看一部电视剧，是在看别人的故事，看别人或悲或喜的人生的结局，而实际上呢，可能是在看心中的自己或悲或喜的人生结局，直到在剧情中找到答案，更甚至到最后自己难以接受剧情的结局的时候，干脆自己为故事重新设计结局，比如，今天我就在网上无意中看到一个作者改写的故事结局，大概的情结就是，宋思明在得知海藻进医院以后，在赶去医院的路上被抓，后来是宋的老婆通过掌握的MARK的犯罪证据威胁MARK而营救出了宋，但考虑到宋知道的自己的事情太多，所以，MARK就找到失落的小贝，通过金钱和语言唆使，激发了小贝对宋思明复仇的情绪，最后，在宋出狱后赶往医院看望海藻的路上被飞驶而来的车给撞飞，当场死亡，呆在车里表情木然的小贝被捕入狱，后来就传出了小贝自杀的消息，而在得到这一消息后，还躺在医院里的海藻，在对过往的甜蜜爱情、宋思明的反思以及失去的孩子的追忆中，已经不知道对这些接踵而来的死亡信息应该表现出怎样反应了，她或许能感觉到自己的心在跳，但却没有更多的故事能让她感到心跳的存在。

这是一个凄美结局，我相信也肯定有很多的人愿意为这个复杂的海藻设计出非常美妙的结局。

不过，每个人在欣赏《蜗居》中别人的人生的时候，也是在看自己的人生，这仅仅是对《蜗居》热播的一种解释，而另外一种解释或许可以从，每个人都是看客，都确实是在欣赏别人的故事，而且，这个复杂的故事中，充满了我们这个社会本来已经引发讨论的话题，包括二奶、房价、腐败、官商勾结、奋斗，当然，还有爱情，这能不精彩吗？当然，这些都是在我意料之中。

在我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海萍的经历给了我很大的触动，这个毕业名牌大学的高才生，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勤奋，充满理想，对生活充满热情，对美好的东西心怀坚持，而且，找到一个老公，也与自己的背景很相似，两个人的生活温馨，拥有美好的爱情，在这个发达的充满机会的城市，按道理讲，应该会生活的很幸福，但是，事实上，他们的努力所得到的经济回报确总是让他们与梦想中的房子失之交臂，从更大的层面来讲就是，总是让他们与他们追求的幸福失之交臂，疲于奔命同时，不断的陷入理想的破灭之中。而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官员和素质不高的商人，却总是可以成为强者，他们与这些“强者”的生活交集也是以这些人对他们的施舍来上演的。

对此，从海萍一次次给自己的鼓励中，从一次次的失望中，我看到了她的无奈何茫然，她的一句台词说，“我就不相信，这么大一个城市，就没有我的容身之地”，这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这让我想到社会学创始人孔德的那个时代。大革命后的法国，在1830年前后成了暴发户统治的资产阶级社会。这些暴发户大多出身低微，既没有什么家庭背景，也没有受到过多少教育，全靠个人的奋斗干出一番事业，他们成立新时代的大胆的企业家，他们办起了富于冒险的银行，修建铁路，建工厂，而与此同时，受到良好教育的青年人供过于求，只好在权势者的门外久久的等候着，倍感前途渺茫。这些年轻人不仅在物质方面感到不满，而且在精神上也感到痛苦，这种痛苦被称为“世纪病”，他们无法从理论上解释自己的命运，也没有坚定的信念很信仰作为生活的准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社会学。

那么，海萍、海藻、苏淳，还有我们是不是也在经历这样的“世纪病”呢？

那些并没有收到良好教育的人，在改革的初期因为自己的胆量，而使他们获得了第一桶金，进而在随后的社会发展，走向了官商勾结，而使得这个社会的财富非常不公平的流向他们和官员，这种利益链条不断的被强化，官商共同构成了一个坚固的食利阶层，成为这个社会发展的既得利益者，并不断的通过自己的权利和财富是这个同盟不断的加强，并在自己的后代中得以继承，而像海萍这样的年轻人，尽管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心怀理想，对生活充满奋斗的热情，但总生活在社会的边缘，更严重的是，直到最后他们都难以接受和理解，自己这么的努力，这么的心怀理想，为什么就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生活。

这是一种可怕的情绪积累。而反观我们的社会，这样的失望情绪不仅仅是在知识阶层普遍存在，在更广大的弱势群体中也同样存在，如果长期得不到疏导，或者无法给这些情绪的持有者一个合理的解释的话，这个社会的危机必然来临。

我们这个社会也病了，《蜗居》背后正传达出这一社会的病，这才是更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

下午的时候，读到王波明在新近一期《财经》上写的文字，文中提到泛利大厦19层，这个一度可以认为中国最具现代精神的编辑部，已经人去楼空。而这本曾经毫无争议的成为中国专业财经媒体标杆的杂志，因为采编力量的严重流失，形在而神已销，由此让人不由感叹：其一，为这本杂志感到惋惜，也为其前途担忧，在中国财经媒体并没有走向成熟的时候，一个标杆的存在是很必要的；其二，媒体最核心的竞争力终究是人，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中国媒体的决策者或许应该思考一下，为媒体发展长远计，如何培养人、留住人。

当然，抛却《财经》“崩溃”带给中国财经媒体的悲情，我想，在未来的两三年内，中国财经类新闻周刊会出现一个激烈的竞争态势，市场空间也可能获得新的突破，而且，就目前的格局来看，并没有一个绝对的老大，市场的老大和老二在接下来两三年的竞争中将产生，所以，就目前可以有机会参与这个市场竞争的财经类周刊中，大家需要短期内高打高走，争取在本轮竞争中，杀出一条血路，挤进前两位，否则，将很难再翻身。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我决定从21出来，加盟到中国经济周刊，希望能用自己的文字和自己5年来对媒体的一些思考，为这本杂志的成长提供一些贡献，走出新的一天。

我最看好的就是中国经济周刊这个刊名，这是一个可以成长为一个严肃性财经大刊的名字。

在与21的领导和同事告别的时候，我真诚的说，21是一家优秀的媒体，在我的从业经历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烙印，那是一个富于开放和自由精神的平台，我对刘（洲伟）总所倡导的“拒绝碎片化的新闻”、“强调公共性新闻”、“别人提供的是信息，我们提供的是逻辑和趋势”、“中国道路，全球价值”、“不搞价值观之争，重在方法论”等新闻理念很是信服，这将是我受益很深，所以，不能不承认的是，在这里3年多的经历，足以让我感念一生。

在今天，对于每一个来到大庆油田的人来说，有两个问题一定是其最为关注的，一个是当年代表了整个国家时代奋斗精神的革命传统有没有丢，一个是在过去50年间为我们这个国贡献了20亿吨石油，直到目前依然保持在每年4000万吨以上原油产量的大庆油田，地下的石油资源还能开采多长时间。

我也是怀揣这两个问题来到这个城市的，而且，在来到这里之前，我从内心深处是对发源于这个城市的铁人精神持有怀疑态度的，一度认为，那只是在那个特殊的 革命时代所树立的典型而已，其正当性或许在目前已经开始遭遇挑战，而且，更为好奇的是，如今这个商业化的社会中，在这片土地上，那里的人们还在信封这些精神吗？

如今，在公开的媒体报道中，关于雷锋精神、赖宁精神、大寨精神等开始出现一些质疑甚至是调侃的声音，但是，对于大庆油田的铁人精神似乎到现在也没有人提出质疑，为什么？

到大庆的当天，我向油田的一位工作人员请教这个问题，他很热情的告诉我，这和铁人精神始终保持着强烈的代际传承意识有关，并告诉我，在大庆，每个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去铁人纪念馆几乎成了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必修课。

但是，我告诉他，他说的是一个理由，但更重要的理由是，在我看来，铁人精神其实是与国家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铁人精神是在国家的经济建设的背景中被树立起来的，而直到目前，我们国家的时代主题中，经济发展依然是最重要的主题，所以，铁人精神并没有过时。

但是，现在没有过时，没有遇到质疑，能够意味着永远不会被质疑吗？能够获得继续传承吗？而且，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是，在大庆油田由之前更多是作为一个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存在时候，由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所延伸出来的大庆工人对企业的无限忠诚和奉献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也就是说大庆油田开始更多的以一个在香港和美国上市的公众公司存在的时候，以及其更进一步提出要建成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情况下，这种忠诚对这个企业的现代化意味着什么呢？

在我参观铁人纪念馆的时候，我遇到了丁慧超，他出生于1980年代以后，其父亲是在上世纪70年代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大庆油田工作的，所以，他自己很认同“大庆第二代”的说法，去年，在哈尔滨的一个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回到大庆油田工作，并根据油田的需要做了一个一线的采油技术员，而不是做与法律有关的工作，尽管他向我强调说，他喜欢法律。

我之所以会选择与他聊天，是因为，那天我在参观铁人纪念馆的时候，他作为自己入职仪式的一部分，也被安排随队参观铁人纪念馆，尽管在此之前，从自己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就被老师带着开始来参观纪念馆，但是，当日参观过程中，看到铁人王进喜在发生井喷的情况下，奋不顾身的甩掉拐杖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的镜头时，他还是不断的擦拭自己的眼泪。

他告诉我，每次参观他都很感动。

而其，他几乎是用“革命化”的强调告诉我，他对自己是一名大庆油田的职工很是自豪，而且，比较专业给我解释，他对大庆油田的未来充满信心。

当时我一直无法相信，自己是在和一个所谓的“80后”在对话，但是，他用自己的故事和热切的表达，给我强调，包括他这样的80后的大庆人，对大庆油田保持了高度的身份认同，而且，依然愿意为这个油田奉献。

而且，此后在大庆油田庆祝发现50周年的系列活动的开幕式上，我被身着统一服装，满怀热情的进行拉歌比赛的油田工人给震撼了。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这里的员工依然保持了着装统一，而且习惯于将工服的最上面的扣子也扣的严严实实的，集体场合拉歌比赛等革命传统。

我终于相信，这些行为确实出于每一个大庆油田工人的真心，而不再认为是出于表达和宣传的需要。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认为我应该抛弃我来大庆之前的一个偏见，就是接受这样一种看法，这样的革命热情和奉献精神就是大庆油田这个企业的企业文化。

一旦确认这样的角度来对大庆油田来进行观察，我发现，自己终于解释通了。

那么，接下来就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革命传统在大庆油田向现代化的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转化的过程会产生什么样的碰撞呢？毕竟，一个致力于打造现代化的国际能源公司企业，其对人才的获取一定要保证一个开放性的平台，那么，这些一家几代人都奉献给了大庆油田的老的油田人，他们将何去何从呢？

我们看到，现在大庆油田依然有足够的实力来接纳这些老的大庆人，那么，在接下来的10年20年甚至是50年以后，还可以吗？

所以，我想无论是中石油集团还是大庆油田本身，甚至我们这个国家都应该开始严肃的思考革命传统热情至于现代化的企业建设到底意味着什么？而这一思考在很多国有企业的现代化进程中是具有共性的问题。

大庆油田再次站到了改革的前沿，这一次将实现怎样的转型呢？

我是15日从北京来大庆的，当飞机乘务员向乘客播报飞机已经到达大庆上空的时候，机舱里很多乘客都努力向窗外张望，包括很多生活在大庆多年的大庆人，因为大庆机场刚开通，以前只能从哈尔滨机场乘飞机去北京，我旁边的一位大庆油田的员工告诉我，“从来没有在空中俯瞰过大庆”。

空中看大庆，分布于绿色平原中的储油罐已经在告诉我，这是一个石油之城。

下来飞机我就被震撼了，立刻蹦出的一个词就是，天高地远。蓝天白云，不知道是谁装点了谁，而机场旁边的一片芦苇荡，以及隐藏在芦苇荡中间若隐若现的水，让我想到之前看大庆历史材料中普遍提及的沼泽，但是，眼前的这片沼泽已经很难再现当年原始大庆的荒凉，在我这个初来大庆的人眼里，这里简直就是一片难得的风景。

“产油的地方远比产煤的地方好。”坐上出租车，我对那个热情的东北司机说，在我来大庆之前，我一直认为，这个因石油而生的城市，一定不会比我去过的山西那些产煤地区的环境好到哪里去，可看到第一眼就打破了我之前的想象。

出租车行驶在从机场到大庆油田公司大楼的路上，看到窗外不断出现的采油井，那些被当地人俗称为“磕头机”的采油机，在阳光下有规律的重复着从上到下的运动，这本身就是大庆一道独特的风景，且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石油之城的风景。

这些磕头机，有的分布庄稼地里，有的分布在树林中，有的分布于沼泽地的芦苇荡中，总之，从美感的角度出发，在最需要出现一个或一组动态的磕头机的地方，那里就真的出现了一个或一组磕头机，美的让人忘记了那是采油机。

而最让我震撼的是，这些磕头机在饭店的门口，在马路的中间，在居民小区的窗前，随处可见，大庆油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易中天来大庆的时候，看到这样的情况，也被震撼了，其也没有想到，在大庆，石油的开采竟然与居民生活如此的和谐，大庆人已经习惯于随处可见的有规律运动的采油机了。

油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在大庆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地上服从地下”，也就是说，在新的可以实现打斜井的技术产生之前，一旦在一个地方发现油田，无论这个地方已经建了什么建筑，都要进行拆除，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大庆都没有高层建筑出现。

与随处可见的磕头机一样，大庆的绿化也为大庆这个城市增色不少，郁郁葱葱的树木让行走于大路上的我满眼绿色，这些树木都不高大，一方面说明这个城市的年轻的历史，另一方面不会遮挡了视线，从而使得蓝天白云随处可见，随处可以享受极目远眺的热情。

出租车行走在宽阔的马路上，热情的司机不断的向我介绍大庆标志性的铁人桥、铁人大道、油田历史陈列馆和铁人纪念馆等，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试图让自己想想50年前的这片土地是什么样子。

在昨天的采访中，王进喜当年的战友告诉我，在他们1960年3月份来的时候，这里就是一片沼泽，直到目前被大庆当地人称为“泡子”的水坑随处可见，然后就是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在一个地方，如果你走出10米远，你就可能再难回到原来的地方”。

而就是在这个地方，在那场著名的石油会战以后，这里开始形成一个城市，于是我在想，在那场会战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深信，在我们无数次听到的铁人的辉煌故事背后，还有更多的真实没有被我们发现，当然，那里面一定不会缺乏恐惧、眼泪甚至流血牺牲，那里一定还有更多无名的英雄，或长眠于地下，或被历史尘封，找到他们并告诉历史他们的名字，理应成为大庆庆祝50年辉煌仪式中最具意义的事情之一。

建国60周年是大事，对报社也是如此，按照规划，60周年的特刊我来做一篇关于大庆油田的报道，在搜资料的时候，突然想起来，有个多年没有联系的朋友就是大庆的。

那是一个小姑娘，在2005年国家知识产权局组织的那次“保护知识产权，我们在行动”的活动中，大家一起出差，一路上也就认识了，后来在北京大家经常组织一起去唱歌，那姑娘很能唱，也喜欢唱，只是后来就突然说要回大庆老家工作去了，于是多年没有联系了。

前两天给她打电话，想了解一些大庆的基本情况，也好为大庆的出差做些准备，毕竟，东北平时很少去，人生地不熟的。时隔多年，接通电话，难免彼此唏嘘感叹了一番，我告诉她，从她的手机彩铃基本判断还没有性格还没有变化太多，她也很兴奋的给我讲大庆的情况，从其语气中我可以感受到足够的自豪感在其中，或许就像她说的一样，每一个大庆人对大庆的感情都和她一样，那是一个值得他们骄傲的地方，而且，听说我要以大庆来写建国60周年，就更高兴给我聊了，还不断的说，要请我吃大庆本地的特色食品，我就不断的说感谢，后来她就问我什么时候去，我说过去了和她联系，尽量找她不上班的时候找她采访，于是她就告诉我，她在休假，我就说那就不打扰你休假，等她休完了，结果她就说，自己的假期比较长，呵呵，我马上就说，哦，你在休产假啊！结果她一片惊愕。

对话到此也就不得不感慨一番了，转眼间4年时间过去了，当年的小姑娘现在都要做妈妈了，还真是很难想象这个小姑娘快当妈妈的时候的样子，简单的做些回顾，发现当年一起欢唱通宵的朋友们基本上都已经步入婚姻，甚至都已经开始有孩子了。

“曾经，当年”，面对当年的朋友，我们的谈话中开始越来越多出现这样的词汇。不过，单就这小姑娘的现状而言，总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在这里祝福她们吧！

不过，也就是这次谈话，加上我目前掌握的对大庆的一些资料，一篇自认为创意部错的关于大庆的报道思路也就基本上成形了，就看接下来通过进一步采访怎样来呈现了。

我要开始为大庆人反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