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的享受

按照惯例，上午我到门口的报亭买今天的《参考消息》，以为热心的老先生很快速的帮我拿了一份，并不忘叮嘱我，今天的报纸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让美国知道我们国家的力量是多么强大了，“小伙子可以好好看看啊！”

这让我想起奥运期间的一次打车经历，因为对北京出租车司机的神侃都是早又听闻，所以，上车的时候听到那位师傅很激动的告诉我，说我们国家现在是多么的强大，通过举办奥运会就是让外国人真正的见识一下我们的国力，并且很自豪的说，以前小日本侵略中国，现在让他们看看我们的富裕和实力。

我告诉他，其实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比我们大很多。

一听这他可不干了，“那怎么可能，小日本那么小，我们国家这么大？”

我就说，是啊，可这就是事实，而且，要是按照人均水平来看，我们和日本的差距就更大了。

于是，他就很不服气的说，小日本就是小日本。我也只好附和说，按照很多研究机构的预测，也许过不了30年，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可以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了。这时他才高兴了，“就是，小日本怎么能和中国比”。

我并没有批评这位司机师傅无知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与很多崛起过程中的国家一样，在我国经济、军事、政治等实力经历快速的提升的时候，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可能使这个国家失去方向和耐心，这就是所谓的大国迷思时期。而且，在这个时期最不应该出现的是，这种情绪如果被以凝聚民族自信心或者任何其它目的而刻意的被渲染，则更是危险的。

有些人，他本来可以创造历史，

但他没有，因为，在他心里没有对体育纯粹的爱。

那富于悲情的背影，带走了一个伟大运动员的诞生。

刘翔是北京奥运会的一个遗憾，

不是因为他没有完成自己的卫冕之路，

而是，因为他没有完成比赛。

尽管这背后可能有着更多无以言表的真实，

但是，历史的遗憾终归是要有刘翔一个人来背负。

刘翔用一种最大众的方式告别了我们，

告别了历史。

中国过去30年的变化是全方位的 

中国不仅在较短的时间内经历了与西方一样的结构性变化，同时经历了文化上的巨大变化。曾在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中面对“洋鬼子”的中国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发年了巨大的变化。变化之大足以令我们认为，当今中国只是表面上与鸦片战争中的中国相似。事实上，在这150年里，决定和影响中国人的思想，理想和世界观的整个社会与人文环境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新式家庭 

19世纪的中国理想家庭与2000年前的的孔子时代相比没有任何变化：三代同堂。 这种理想家庭模式一直到1949年中共上台。 共产党打破了旧模式，实行一夫一妻制。这已经是对传统的一次重大突破，然而更大突破却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这完全巅覆了过去金字塔式的家庭关系。 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夫妻两人可能都是一夫一妻制家庭中的独生女女，所以会有4位祖父母围着他们的独生子女转。这样一来，一个孩子会受到6位大人的娇惯。这就是中国的“小皇帝”现象。这些孩子在被惯坏的同时，也承受着巨大压力，他们肩负着光宗耀祖的责任。 在较大的家庭里，这种责任分担在几十个兄弟姐妹身上，而在竞争激烈的中国教育体制下，“80后”的独生子女必须成为班里的第一名才能确保进入重点高中，接着才能上一所好大学。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如果独生子女没能念一所好大学，没法找到好工作，大多数家庭该怎么办？这些孩子如何与他们的命运妥协？他们会不会感到沮丧或愤怒？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代人，世界上任何国家也没有过，所以很难预测日后的发展趋势。

 商业活动 

中国古代只有两条成功的道路。一是发动或参加起义，推翻旧王朝，成为统治者或统治集团里的人。另一条是当官。胸怀大志的年轻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一旦通过就有可能成为朝中高官。 这种情况在过去30年里发生了变化。官员仍按严格的复杂的制度下，经过考试选拔出来的，但商人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被抬高。商业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快速发展经济是中国恢复划日实力和荣耀的首要任务。这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从个人层面上来说，经商与当官一样光荣，甚至有过之而不及。如果大学里的好学生被批准入党，走上仕途，他们会认为这是自己必须接受的一项荣誉。但这条道路漫长又艰辛，充满陷阱，最后才能得到回报。如果50岁的时候难够在政治选拔中幸存下来，就能够成为高层官员。 多数年轻人更愿意经商，这样他们可以较早获得成功，更加自由，不用遵守严格的党章，也可享用自己挣的钱。商人可以拥有自己的企业，做出自己的决定，不会受到政府太多干涉。换句话说，每个年轻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小王国的小皇帝，而这在古代王朝是不可能的。 另外，经商比起义更容易，也安全得多。 从社会层面上来说，整个体制不得不“消化”商业和企业带来的变化。古代王朝可能会阻止工商业企业对现状构成威胁。而现在的中国希望改善现状，历此必须推动工商业的发展，再把它们带来的不断变化融入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中。同时，商业推动下的经济发展意味着城市化，农村人口的流失、农民阶层的减少、农业中国的消亡和城市化中国的诞生。这一过程将遵循仅的的一种城市化模式——西方的城市化模式。

 体育生活 

自古以来，贵族与平民共同参与的体育比赛在西方就很受欢迎。在古代奥运会期间，希腊所有的城邦都暂停一切活动，全民享受比赛的乐趣，用共同的文化和兴趣将大家团结在一起。因此，体育在建立共同的归属感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和仪式化作用。 中国古代没有任何体育比赛或竞技活动将上层阶级与下层阶段团结在一起。孔子强调教育而不是出身对一个人提高社会地位的重要性。中国传统观念认为，一个人应该靠自己的奋斗取得成功：大官可能出身于农民家庭，将军也是人士兵干起的。在这种观念下，社会流动得到鼓励，而这也许是中国社会内部构建了一条强有力的纽带。 如今，中共开始寻求用体育构建一条新的纽带，特别是像奥运会这要瓣由老百姓和高官共同参与的大型体育赛事。中国人民有更多增强团结意识的机会。 中国当前对体育的关注程度仍比不上西方，国内体育赛事中的舞弊现象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中国还有一种不为西方社会所知的现象：对国外体育赛事的极大关注。中国人喜欢看意大利、英格兰、德国、西班牙的足球联赛和美国的蓝球联赛。对国外体育赛事的浓厚兴趣也促使他们关注这些国家的各种消息，而这几乎使他们对这些国家的人也产生了一种亲切感。 

《参考消息》2008年7月日

我是在西安火车站遇到的马成霞。当时我正在向车站的工作人员咨询如何才能最短时间内到达甘肃地震灾区文县，突然一个妇女插过来打听如何坐车去汶川。

她是山西省平遥县的一个农民，初中毕业，家里有两个孩子，大的女儿9岁，小的是儿子16个月。她从平遥坐上火车，经西安，方向是四川汶川，目标是去做个志愿者。

马成霞告诉我，她是因为在电视里看到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婆婆在灾区义务给大家做饭的故事后，被感动了，“既然那么大岁数的一个老太太都可以当志愿者”，所以，她认为“自己也许可以帮助灾区做点事情”。

而且，如果真的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做，她打算领养一个灾区孤儿，因为，在她离开家的时候，她只告诉了她9岁的女儿，她的女儿对她去灾区表示支持的唯一理由就是，希望妈妈可以领养一个灾区的孤儿。

无疑，她的举动让我很吃惊，我一度很激动的告诉她，在她的身上我看到一种民间意识的觉醒，让我开始对我们这个国家重新思考。就象奥威尔在《1984》中提到的，“如果有希望，希望在无产者身上”，我想，当我们这个国家的农民的意识开始觉醒的时候，一场转折性历史变革也许就要发生了，过去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

不过，在马成霞身上，我也仅仅是看到了意识的觉醒，他们在实现自己意识的过程中还需要更多历练，表现之一就是，她为自己的志愿者之旅所做的准备就是6个馒头，而且这六个馒头，在她从平遥到西安的火车上吃了一个，在等上从西安到天水的火车前，她又吃掉了一个，而剩下的四个，在到天水以后就坏掉了。

所以，在和我一起经历了灾区的情况以后，我建议她直接回家吧，看看灾区的情况，有科奉献的心也已经很让我感动了，所以，后来从四川广元回到西安以后，我给她买上回平遥的车票，把她送走了。

不过，她走的那一刻，我还是很乐意的认为，这个国家心的希望分明已经在平遥的一个小村庄孕育了。

这个国家，民众在表达爱国主义的道路上步履维艰。

这个国家，距离真正的强大还有多远？

好一场民众与国家独裁者的共舞.

历史会证明，是谁绑架了谁，是谁利用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