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的享受

　注：本文是本人在我们读书会上的主持发言整理。当期讨论书目以《世纪大拍卖》为主，并参考阅读描述国家转型的作品，比如《不顾诸神》等。 

首先，我是希望能够给俄罗斯的这一轮转型找到经济学理论层面的分析，这引出的问题包括，俄罗斯始于叶利钦时代本轮的国家转型，背后体现了怎样的理论体系？或者说，遵循了怎样的经济学意义路径设计？比如，周其仁在其最近的一篇文章中，用科斯的产权和交易费用的概念分析和解释了邓小平所给中国带来的制度变迁，并认为经济制度成本的降低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最关键因素。并不认为是廉价的劳动力和知识的扩展。对俄罗斯的国家转型在这一层面做出概括我想是必要的。

在我之前关于俄罗斯的报道中，对现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季志业的观点还是认同的，在其看来，俄罗斯甚至中国的转型，之所以能够取得现有的成就，最根本的是，在这两个国家，实现了威权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完美结合。在这个判断中，前者是政治学概念，后者是对经济运行模式的表述，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在一个实行威权主义的国家，本身就包含了一定的经济自由在里面。

在我目前的想象中，我是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成功的转型，势必要找到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的互动的良好节奏，特别是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真的希望实现转型，可能的路径依赖是，从集权体制或者说全权体制——威权体制——伴随经济自由（哪怕是有限的经济自由）将会培育中产阶层——进而要求更多的分权改革——这个时候可能有两条路等待着这个国家，一个是民主政治的可能性，另一个是走向回头路，在激烈的对抗中将有限的经济自由也埋藏——那么我们选择前者，在具有温和派的对话的基础上进行民主政治的尝试——完成经济和政治的双重转型。

回到俄罗斯，在这个国家，国家的转折性变迁，不能不着重关注的是政治和经济强人，所以，以不同代表人物的上台和下台来观察俄罗斯的转型，并依此为标志对转型过程做出阶段性划分，这个逻辑我是认同的，但从中找到经济和政治因素的线索也是很必要和重要的。 

俄罗斯的本轮转型，一是很明显的体现了强人影子，一是政治和经济（或者说产权改革）具有高度的同时相关性，注意，我说的是高度的“同时相关性”，这也就导致了单独的看经济转轨很混乱和失败，单独的看政治转轨也很混乱和失败，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下面几个问题，经济和政治改革总是要有个先后顺序的？而在不同的国家似乎需要不同的顺序，那么，俄罗斯的理论顺序应该是什么呢？而中国的理论顺序应该是什么呢？中国是不是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顺序？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是不是证明中国目前所遵循的改革顺序就是正确的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能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俄罗斯到目前为止是不是完成了一次成功的转型？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简单的做出下面几个思考，俄罗斯目前的产业经济，在全球化分工中，处在哪个环节呢？它提供的主要还是能源等原材料，其全球的影响也仅仅是局限于军事和基于能源控制的威权，也就是软实力还看不到。全球金融体系和产业分工中，我们也是看不到俄罗斯的身影的，所以，我倒是认为俄罗斯的转型才刚刚开始——虽然他们已经具有一个民主的形式或者说是具有了一个现代化政权的组织框架，但是，经济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再来说中国，从目前可知的历史档案中，可以知道，邓给中国设计的改革蓝图从一开始就包含了经济和政治的互动，这种互动不同于俄罗斯出现的“同时相关性”，而应该是前后配合的相关性。

但历史给邓所在的组织和中国开了个玩笑，那就是1989年事件，此后，中国开始走向了经济单独前行，直到目前，我们看到的是落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所以，腐败开始不可避免。开始是以追求经济利益的腐败，后来便是追求政治权力的腐败，最后就成了混乱的权贵资本主义阶段。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逻辑下，我们的改革也势必遵循从经济领域的改革到政治领域的改革这样的顺序来进行。于是问题就出现了，按照周其仁的观点，因为对经济既得利益者的触犯可能以经济来补偿，但是，政治改革触犯的既得利益者却是无法补偿的，所以，这也是邓小平提出“改革也是革命”的背景和原因。而且，在中国，特殊就特殊在，政治既得利益者因为党政不分，其实归根到底是党对自己利益的自我削减，在一党制的情况下，这种利益的自我削减必定是缓慢的，所以，这就势必牵涉到政党和政权的合法性问题。

所以，我给中国目前改革进程的界定是，从改革动力的角度讲，已经进入了基于政党合法性的危机动力时期。

而且，可以想见的是，这个危机动力带来的可体会的强烈程度，很大程度上和中产阶级的政治诉求以及媒体和舆论的独立和普通民众的权力意识的觉醒是有直接关系。

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对高素质的人群来讲，对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以及个人心性的解放，这些都远比政治游戏更有吸引力，所以，我们看到，在日本这样的国家，哪怕是自民党垄断执政权很多年以后，民众竟然依然该旅游的旅游，该游玩的游玩，政治热情淡漠成为了民主党试图夺取政权组阁的最大困惑。

所以，经济发展对一个政党的执政寿命的维护到底多久，这个真是不好说。但，从最根本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是需要一个民主政治作为保障，这样也是维持这个政党廉洁性和自律的很好的依据。

所以，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希望能够更多的关注政权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

　

《西班牙旅行笔记》是林达夫妇在2007年1月出版的作品，在写作方式上延续了他们一惯的在轻松的叙事和描写中透视严肃的国家、历史、政治、社会转型的风格。

首先，非常遗憾，依照我的只是储备和阅读，无法从更多个国家转型历史对林达在本书中所描述的西班牙转型作出对比，并以此，为我所认同的林达的判断提供更多可以信服的参照。

===========我们看待社会转型的标准：

太多地区和国家的历史进程都告诉我们，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国家和民族严禁逻辑，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整个社会的发展历程也基本上顺从了冲突——平稳——再次冲突这样的轨迹在行进，只是，我还是坚持自己一直以来的观点，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来者是不是可以将历史的教训应用的到现实的抉择中，这样就可以不断的使得冲突得以缩短时间和减少杀戮，这样才是进步的。而林达在这部作品中就给我展示了这样一个西班牙版本。

在我看来，如果对弗朗哥将近40年的统治为此后西班牙平稳的过度到民主法治所做的准备进行盘点，我认为最主要的一个方面是，弗朗哥完成了对内战结束前西班牙国内所盛行的左右极端派别的激烈碰撞，这是一个国家在具备了其它包括经济、国民素质、民主意识萌芽等因素以后，平稳过渡到民主法治的根本。

所以，对这段历史和弗朗哥自己的考察，我觉得至少要推及至更加长远的过去。

1931年4月14日，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走出王宫，向民众彬彬有礼致意，然后登上马车，开始了自己的发过流亡生活，他否认了身边的人企图否认选举的建议，他说他不愿意让西班牙人流血了。

但是，阿方索十三世并不知道，自己的妥协和出走，已经不能使在左右两个极端派别支配下的西班牙社会从动荡中解脱出来，等待西班牙的也许只能是流血冲突。

在此之前，从法国大革命那里承接了革命精神的西班牙人，在面对法国伴随着侵略和种族蔑视推行的改革，使得西班牙开始出现极端的反对“法国化”或者是“欧洲化”的派别，这使得西班牙本来温和的保守派也开始推出极端的一派。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西班牙之外的欧洲所经历的境况是，在19世纪末期，欧洲已经开始逐步的工业化，而西班牙却在动荡中迷失了几十年，直到在古巴发生的美西战争，开始让这个曾经富的流油的国家精英分子明白，自己必须要寻找新的道路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所谓的“98一代”，他们在西班牙的出路问题上，在“欧洲化”和“从西班牙自身的精神和文化出发寻找出路”之间，分歧也是很激烈的。

非常不幸的是，在观点分歧的时候，只要有一支出现极端，另一支也必定走向极端，而且，两边的温和派都不可能掌控局面，大幅度的震荡必定在两个极端的派别之间展开，“不走到绝路绝不会回头”。这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的规律。而且，民众也总是被极端的观点所吸引。

所以，西班牙的国内的社会频发冲突一直不断，包括后来通过选举推出的第二共和国也在剧烈的动荡冲突和镇压与罢工中最后走向内战并最终以佛朗哥的建立维权政体终结。

在这场内战中，西班牙的派别对抗被进一步强化，并因为流血被烙上了仇恨，而且，伴随了财富的消失和大面积的外流，其中一部分黄金流向料苏联，这就是内战带给西班牙的。而且，内战也导致了代表了西班牙精神的98一代的知识分子开始外逃或被杀害，其自由民主的思想资源消失了。

这就是西班牙在极端派别对抗下所呈现给历史的。西班牙在内战结束的那一刻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尽管这个起点被林达称之为“十字路口”而非转折点。

那么，在随后将近40年的统治中，西班牙发生了什么？ “复杂”的佛朗哥的遗产：经济基础，对外开放的意识和行动,消除了之前遗留下来的极端的对抗思维，并在一定的基础上，使西班牙逐步的走向了欧洲，走向了世界。

 

一，在弗朗哥统治下，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得最有可能被拖入二战，而且是最有可能被拉到法西斯一方的西班牙，最终得以幸免，这为西班牙在二战后进入由新战胜国主导的新的世界秩序的赢得了正义性，至少不会被鄙视。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从那个时候，西班牙就开始走上了向欧美开放的道路，这对西班牙的此后的经济进步是非常重要的。

二，当西班牙在阿方索是三十统治地时期，各项综合指标体现出，这个国家正在从相对愚昧的封建时期前进，1929年的世界博览会是个十字路口，前面两条路，一个苏联模式，一个纳粹，而佛朗哥在内战中是借助纳粹打败了左的苏联支持，这个时候，西班牙的选择按理说最可能是纳粹，但是没有，而且也没有走向苏联。

在这两个当时都在拉拢西班牙的两个极端势力面前，西班牙看到了民主法制的前景，只是，还无法期待那个时候的西班牙马上走向这条道路。在我看来，这是佛朗哥的选择的历史正确性。这样的选择结果是，40年后，从战后一代出生的人成长起来，这个国家的各个派别的领袖开始真的以宽容和理性迎接民主和法制体制，并对这一社会运行方向表现出了极大的信任和耐心，最终摆脱历史的宿怨，以更开放和建设性的目光审视这个国家的未来。

而且，在这个时候，从经济、人和思想方面，西班牙准备好了。

=========不进步并不意味着是退步，而且，从更长的历史跨度来讲，不进步也许就是进步。

所以，参加了作为国际纵队的一员参加了西班牙内战的奥威尔后来在其著作中评价弗朗哥说，“他是一个落伍的人”。但是，他的落伍为西班牙保持了近40年的稳定的秩序性，而没有像之前那样在不断的派别更替中使国家陷入混乱，让这个国家得以喘口气，再上路。

这与中国相比，也许佛朗哥是进步的，他并没有试验什么激进的理想，从而破坏料这个国家原来的社会结构。这是走向未来的社会结构基础。而且，在他的统治后期，他也放开了对新闻的审查制度。

后佛朗哥时代。改革已经开始在发生了，其中，包括一些思潮的容忍和一些改革派人物得到的重用，比如弗拉加，在后来在民主化进程中，他代表了旧有体制的人组成了自己的政党参加竞选。这是很重要的，不仅从形式上，而且，也避免料暴力反弹。

 

三，经济基础，1931年的旅游人数是二十万，而到1964年就是1500万，1978年的时候达到了3900万，超过了西班牙的总人口。并且，在战后因为贫困迁徙出去的移民，在1974年西班牙开放的时候，每年带回的财富是7亿美元。

佛朗哥完全可以选择不开放，因为他知道，开放就意味着威胁自己的统治，但是，他还是选择了开放。20世纪60年代，在外国资金的帮助下，西班牙开始走向经济腾飞。

1936年，西班牙失去料全部的黄金，但是，30年后，西班牙乘料全世界黄金的第二大买主。所以，林达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它哪里是在买黄金，西班牙，是在买回他的自信。

四，我觉得弗朗哥作为一个军人，他在自己的统治期间为西班牙平稳走向民主法治做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是西班牙实现了军队的国家化，为此，他选择的是君主立宪，这也是有着强烈的信仰传统的西班牙最合适的路径选择。

在选择由谁当国王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在外流亡的唐-胡安，这也许是因为他担心胡安会对他的权力形成挑战，但是，这在最大程度上避免西班牙真的重新走向封建的君主制。

他选择的唐-胡安的儿子，胡安-卡洛斯，同意卡洛斯从小开始接受了西方贵族的系统教育，而且，让其在军营中获得了历练，成为一个全方位的令军方也很信服的领袖，这在我看来，在不违背西班牙历史宗教传统的情况下，巧妙的完成了军队的国家化，而且，这样的决定使得在后来的民主化进程发生剧烈震荡的时候，挽救了这一进程，这在世界成熟的民主制国家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军队的国家化也是中国必须要面对的。

五，从西班牙内战后为死难者建造的殉难者的十字架，从其中看到，佛朗哥对内战的不同于对一般的对胜利的看法，默认了那些人都是为西班牙新起点牺牲的人。这个在其他国家也许很少看到，尤其是内战以后。在欧洲有着一个凯旋门的传统，那就是每当一方取得了胜利，那么都会建造一个凯旋门，所以，林达在他的旅行中曾经提到，看到那么多的凯旋门，一时间有种很奇怪的感觉，那就是，每一座凯旋门背后，代表了胜利之外，其实，都代表了一次冲突，甚至是杀戮，所以，在西班牙内战结束后，弗朗哥执政后所建立的那座纪念碑，让我们看到了对死难者共同的哀悼，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西班牙首先从艺术家那里获得了自我拯救的机会，就是，大家开始看到，不管怎样，西班牙都是自己的西班牙。1975年，弗朗哥去世。在他去世的那一天，西班牙街头的香槟酒被抢购一空，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西班牙在这四十年的维权统治下，又要重新出发了，这次的方向，更多的人的共识是，民主与法治。苏亚雷茨，卡里约，热情之花，弗拉加，冈萨雷斯，卡洛斯国王，这些人为了这样的共识彼此都表现出了很大的耐心和宽容，并且，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次的对话终于在两个温和的派别之间展开的，所以，激烈对抗避免了。这些改变来自大家的共同改变，为着这个国家共同进步的底线达成了，这个国家的民主进程终于可以避免为一些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和极端派别所绑架，他们终于在同一个西班牙的背景下开始竞争、对话、合作。在面临执政的党面临困难的时候，他们甚至站出来表示对政策的理解的忍耐 ，唤醒民众的耐心，这是很难得的。所以，在此过程中，我再次陷入了一个悖论，是英雄制造了时势，还是时势制造了英雄。    在这以后，因为与军队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发生过一次危机，但是，正是因为看到了军队国家的成功实现，化解了危机，并且，为彻底的实现文官政府和军队的良性互动关系改善赢得了时间。回到中国的问题，我觉得军队的国家化是一个绕不开的坎，更多的在目前也许不好讨论。

　     《落叶归根》中的每个故事都是那么的熟悉，所有的悲剧都正在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发生着。
     我不知道怎么评价赵本山和其他多少带有戏剧色彩的演员的评价，这是一个人间喜剧呢，还是人间悲剧？
     似乎每个人都对贫穷和农民存在偏见，只有贫穷的人和农民之间的感情才是朴实的、真诚的。
    当然，里面还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人与人之间，精神是可能平等的，感情是可能平等的，跟物质无关，但这样的故事为什么只可能发生大家都受到伤害的时候呢？
     在乡村，在我的家乡，邻里之间的和谐直到现在都让我感动，只是我怎么表示，在这个城市很多人的眼里，他们都无法理解，他们也根本无法想象。
     我知道，虽然从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爸爸就告诉我，我要到更远的地方去实现自我，去大的城市去实现他未竟的梦想。我曾经试图去理解，爸爸作为被时代所遗弃的那代人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儿子所生活的这个相对自由的年代的。
     我喜欢北京这个地方，因为，我能够感觉到，在这里还是相对的公平，在更多的场合还是凭借自己的实力来获得回报的，虽然并不是全部都是如此。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收回对农村和农民的歧视呢？

　

     实在不想面对电脑了,各个网站到处充斥的都是两会的新闻,如果平时我们对网络新闻特点的评价是海量的话,现在大量的信息更是能把人淹死.

     昨天下午接到通知邀请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的王逸舟老师接受南方网的在线访谈,晚上就要开始赶关于李肇星新闻发布会的稿子,还有关于教育的两个东西,和以前的写作习惯一样,不到最后的时刻我总是写不出什么东西来,所以,憋了很久也没能弄出多少东西来,眼看着时间过去,只能自我安慰说,先休息好再说吧.

     今天醒来的时候就开始想我的文章的开头,直到这个时候,我开始怀疑,我都到底睡着了没有.于是,起床,写稿子,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了,按照计划只有两个小时搞定一篇才可以顺利的完成任务,前两个还基本顺利,到写职业教育的时候,脑子里感觉一团糨糊,我在两个QQ群里发出"我要崩溃了"的宣言.

     现在想来,最近写东西实在没有什么感觉,自从过年回来,一直还没写出一个令自己满意的东西来呢.原因可能是有一段时间没有读书了.阅读,阅读,真想着两会赶快结束,我一定在家老实的读三天书.

     好了,不写了,一点感觉没有,再写下去也要对不住观众了,就想今天我一直想对编辑说的,要是有备用的稿子还是不要用我写的稿子吧,因为,我自认为写的都是垃圾,甚至连一点阅读的快感都不能提供给读者,这样发表出去实在不是一件让人舒心的事情.

     OK,到此为止,要赶快看看书去了.尽快找到些协作的感觉,还有一个专题等着做呢,我可不想再写出写垃圾稿子给大家.

    

 

　现实中的事情总是超出我的想象空间.
朋友说了,现在的女孩子找男朋友总是过于强调现成的财富和背景,以前所谓的什么才华和蓝筹之类都成过去------毕竟那不是在短期可以兑现的资源.也就是这样,我们在这个城市总是可以听到许多选择的危机和悲剧.
在以前,对当前中国出现的一些问题我总是强调可以在针对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的层面获得和谐,通过改变一些利益协调机制就可以是遭受不幸或者是将要遭受不幸的人从困境和生活的阴影中走出来,但是,现在,我开始相信,是我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我们对于幸福生活的追求开始过于强调依赖还不是创造,是消费型主导了我们的判断和选择而不是创造型的价值观.
生活的强者总是要靠自我价值的实现.我们的社会需要对我们的人群进行价值观方面的引导和塑造,我们也确实需要这样的意见精英被我们的年轻人所信任.
感情和婚姻都是美好的东西,这里面不应该充满太多的悲剧,但是,现在看来,众多的社会问题中,确实有很多的是由于感情和婚姻所造成的,出现了过多的超龄的单身男女,出现了太多的都市失败情感经历的爆发式倾诉\出现了太多的基于无奈的盲目信任,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思考一下,我们对待感情和婚姻的原始心态是不是正确的,我们是不是在受到一些东西的腐蚀.
减少悲剧,从内心的拯救开始,对崇高的东西我们要让他重归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