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属 

无数的匆忙指向了同一个地方,

她的名字叫故乡。

那里的月亮总是又圆又亮。

 

无数的背影离开了同一个地方,

她的名字叫异乡。

那里的眷念总是此消彼涨。

 

归属感却在往返的旅途中迷失。

 

今天帖出来的是为前几天央视的一个关于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媒体报道策略研讨会所准备的一个发言稿,观点还不是很成熟,但可以继续讨论,也希望来这里的朋友提些意见。

纪念改革开放30年,媒体应该重点关注什么

首先,对于央视目前正在从这些典型的人物入手的报道,我是非常赞同的,他们都是经历了时代的变迁,大浪淘沙般的洗礼以后,所成长起来的精英,在他们身上的改革精神和转型体现的很丰富,更具标本意义。通过他们回望改革,充满心酸的幸福,是对英雄往事的关照。这当然值得做,是30年改革史所不能缺失的一部分。 其次,那些被淘去的人,我们是不是也要关注一下,看看他们失败背后的偶然和必然。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之初的核心思路之一就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前提是有条件的人和有条件的地区,但就在那些在当时看起来似乎不具备有利条件的地方也在发生丰富的改革故事,只是他们失败了,或者说是失败的多成功的少,这其中包括官,包括商,甚至包括基层村一级的经济社会组织,他们表现出了改革的热情,但是,他们遭遇太多的舒服。我们现在可以说世界是平的,但是在改革的30年的大半程,对中国来说都不是平的,差距不仅仅是基础设施,交通和通信,最关键的是意识。和一个朋友聊天,她说100件改革的典型事件中,95件都是发生在东南沿海地区,但是,那五件发生在内地的典型案例如果被回避,我们记叙30年改革史就是不完整的。而且,从人口上来看,我们对占据了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内陆地区的的改革历程进行关照意义更大,我们的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来将是改变更多中国人的命运,那些更多的中国人在这30年中经历了什么呢?而且,我们改革开放从地域上来看已经向中部、北部西部地区纵深,他们失败的教训意义重大。 总体来说,可以这么概括,我们的改革开放这样划分(具体是三个层面)对政界的改变对商界的改变对政商关系的改变 对国资的影响对外资的影响对民营,外资,国资三者格局形成影响 对国民性的影响 

二,媒体报道的前瞻性和经济特色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体现在报道的理念或者立场的设定上,

我强调站在“中国观”的立场上。

长久以来,我们都在高度敏感的发现和分析时代杂志和新闻周刊对中国的关照,认为那是主流的西方社会对我们的认识,这对于一个长期以来在外交上奉行韬光养晦的国家来说是很微妙的一种心态,在我们强烈的期待能够获得西方主流媒体的嘉许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内心深处暴露出的是卑怯。

30年后的今天,从总量来看,246000多亿的规模,世界客观排名第三的经济实力,你已经是个大国,所以,这个时候对于一些国际问题的深入参与和国际规则的讨论和规划,已经不是一个权利的概念,更多的体现出义务的概念,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表达的是,中国对于一些国际事件的看法,这就是我一直倡导的一个媒体报道国际新闻的角度选择问题,要让更多的人看到中国对一个国际性或地区性的事件的态度和立场。

 

撒切尔夫人说过,中国不可能建立像英国那样的在全世界的影响,因为英国在向世界输出工业产品和资金的同时,同时也在输出文化,而中国没有。

中国现在目前正在倡导一种所谓和谐世界观,这是被认为超越的纷争的世界持续,这就需要培养这种观念,所以,我认为需要中国媒体报道思路的集体转型。我们当然应该去关注外界是怎么看我们的,但我们更应该去关注我们是怎么看外界的,并将这种观念传达出去。

 

我非常不赞同从单一的或者说严重倾向于从经济的角度对改革开放的30年来进行解构,我们在这个时候更应该从成就中国的大国的理想转型的角度来进行解构。

 

一场真正伟大的变革,是能够给一个国家的国民性带和重塑的变革。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说这个国家已经真正的开始转型。

改革开放打破一种国民性,30年后的今天,应该是重塑一个国民性的时候了,这样的重塑在一部分人身上发生了,但是更多的人依然坚持着对西方神话的信奉,我们需要一个冷静,客观,深邃,富有世界责任意识的大国国民性。这是改革开放所最应该赋予的。

报道策略问题

首先是时机把握上来讲,

3月份全国两会,

8月份奥运会

12月份的时候国家的盛大的庆祝活动

怎么在这三个事件所划定的区间内找到好的时机和契合点,周期如何安排。

 

表现形式,见人见事

以些列专题的形式就比较好,而且,建议和网站进行合作。

改革30年的民间记事。

充分挖掘网友的记忆潜力。

周老虎事件就可以看到了。

 

强调报道的历史性。纵向和横向的去比较。

 

之前,因为发生在南中国的那场雪灾我去采访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的时候,我是主题先行,就是希望能够让他谈谈面对这词50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雪灾,政府有什么样的应急思路,他的一句话让我感慨不已。

他告诉我,“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商讨出什么应急思路,而是如何将一杯热水和一碗方便面送到被困的群众手中”。我非常能够理解他的话。后来,我虽然写出了一篇关于我国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机制面临变革的稿子,但是,我觉得我的稿子距离本次的灾难太过遥远。在一直以来天气都非常的北京来讲,雪灾无论如何是难以想象的,我始终无法在自己的行文中找到任何的悲情,尽管我知道我在描写一场灾难,在我的文字中应该渗透出悲情和人文关怀来。没有办法,我距离现场太远了,我距离灾难太远了。

国家不幸记者兴。很多时候,如果单从记者的成长来讲,灾难很多时候都是塑造优秀记者的摇篮,在这个时候,一个优秀的记者应该在现场,应该准确的去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去记录这场社会灾难中的死亡、眼泪、幸福和传奇,应该准确的告诉灾难边缘的人们,到底在发生着什么,事态正在走向何处,以公开来化解因为对灾难无法捉摸而蔓延的恐慌。但是,这个时候,我不在现场,我在北京的多个会议室中,享受着辩论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这样宏大命题的快感,我知道,作为记者,我已经落后了。

我为那些雪灾中的种种故事而感动着,我也为总理的那句让群众平安回家过年的承诺而感动着。

在和朋友同学聊天的时候,当他们告诉我说他们不回家过年了,我总是不忘记告诉他们,我为你们而骄傲,你们为国家节省了目前最珍贵的交通资源,客观上已经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但是,我也非常坚定的认为,这样一场灾难的发生是有着客观必然性的。每年春节从城市到乡村的大迁徙对我国的交通总是一场巨大挑战,这个过程中,发生意外是正常的,不发生意外才是不正常的。

我们一些官员表示,希望我们群众能够留在当地过年,这作为解一时之困的无奈之策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尤其需要反省的应该是,为什么有些农民工在当地打工将近10年却依然选择过年的时候回家过年?因为他们在那里从来没有获得过家的感觉。如果,我们的城市化最后形成的结果和给完成从村民到市民转变的百姓留下的感觉始终停留在这个阶段,那我们的城市化带来将是一场灾难。

今天打车的时候,和司机师傅聊天,我说,这样一场雪灾充分的暴露了我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脆弱的一面,这次是一场春运,试想,如果我们遭遇的是一场战争,对手会向老天爷一样给我们喘息的机会和时间吗?

记得之前和一个军方的朋友聊天,谈到一度引起大规模争议的京沪高铁设计方案,对于磁悬浮的方案为什么最后被否定,成本考虑是一个方面意外,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安全性问题,一旦战争爆发,磁悬浮遭遇袭击中断,连部分核心技术尚未掌握的中国工程师去修复是不可能的,所以,承载了及其重要的战略意图的铁路设施,一定是要使用自己的核心技术来设计的。

可是,这次的雪灾,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化的成果是多么脆弱,如果战争爆发铁路将可能很快瘫痪。

如果在进一步的将这次灾难思考下去,我们需要反思的另外一个中国式脆弱就是,我国目前的资源分布和人口、城市、经济的布局在空间上已经严重错位,我们需要西气东输、西油东送,西电东送,还需要南水北调,如此大规模的资源跨区调配,其中耗费大量的成本不说,里面所蕴涵的巨大战略性风险在这次灾难过后就值得我们深深的思索。

那些依然被困于路上和异乡的百姓,祝愿他们能早日归家。更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早如摆脱中国式脆弱困扰。

还是那句话,中国特色的回家之路已经告诉我们,仅用意识形态化解困局是不行。

 

中国眼下正经历的这个转型时代,其中的丰富性远远超过了你我的想象。在回家的这两天里,我就一直听到这样的故事,反传统、反道德,甚至冲击了我的情感底线。

其中一个故事是我之前就曾经听说过的,说是我们邻居村的一个50岁的妇女在前两年的外出打工潮中,也登上了南去的列车。在外面的两年多的打工期间,给她正在读中学的儿子每年都寄钱回来,其丈夫则在老家耕作。

两年的一天,这个妇女回来了,与其一起回来的还有一个50多岁的男人,事实是,在外面两年多的打工生活中,他们已经日久生情,确立了事实婚姻。而当他们一起出现在老家丈夫的面前的时候,其丈夫竟然平静的接受了这个事实,平和的结束了先前的婚姻,而这个事件并没有在我们当地引起太大的震荡,该妇女也并没有遭遇太多的指责和骂名。在经历了多年的教化以后,纵然是在我们这个一度贫穷的豫东村庄里,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早已经为这里的人们所接受,而且,和恋爱双方的年龄没有任何关系,在他们看来,这样的自由并非年轻人的专利。

这个事情我之所以想着重的记录下来,是因为他具有了一定的传奇色彩,但是,其发生的必然性,在这个转型期的背景下并不让人难以理解。在我的记忆中,我们这里的年轻人的婚姻多是通过家庭包办来完成的,尽管随时时代变迁,在后期婚姻双方的当事人的决定权在逐步得到强化,但总体上还是难以完全摆脱家庭的影响。但是,这样的局面因为打工潮的出现在近几年被彻底的打破了。

我们看到的情况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出去打工以后,开始在外面自己选择了自己的爱人,而且,原先在家里所谓的“说媒”确定的亲事多被和平瓦解,这就是外面的世界对乡村观念冲击的一个体现。

不过,正如我在很多场合强调的那样,我们社会剧烈的变化和转型,正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和道德形成冲击,金钱开始越来越主导着缺乏自制的年轻人。今天听到的一个故事就让我很是感慨,大概的情节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小伙子,出去打工两年,在外面找了一个小姑娘,两个人一起回来后,女的怀孕了,而他们把生下来的一个小男孩12000元在当地卖了,钱是两个人一人一半,女的离开这里继续回到打工的地方去了,这就是我之前看到的《苹果》故事情节的现实版。

提到社会转型,让我记得前两天打出租车的时候,和一个司机师傅聊天的过程,当时我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说,目前我们这个社会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财富的流转和重构的渠道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拓展,虽然说一夜暴富的神话我们不该提倡,但是,一夜暴富在目前的创富环境下,一夜暴富也许并非一定会给人们带来惊讶。

具体一点说,对于当前的创富环境而言,通过5年或者10年来完成财富的惊险一跃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成就一个富豪的时间可以很短。我们很多电视里说的关于祖上基业继承和发展的概念正在被淡化,这个社会正朝着每个人都有希望的方向来发展。

当然,与此对应的是,一个庞大的基业也可能在瞬间崩溃。这是一个财富快速流动的时代,我们已经具备了实现财富公平分配的最大前提,只要在破除垄断、完善法治、已经理清公权力和私权利边界等领域进一步取得进展后,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值得期待。

这是我们改革开放30年后,带给我们这个国家最大的改变之一。但我也承认这并非是我们考量一个国家改革的唯一标准,尤其是考量一场伟大的改革的唯一标准。我认为,对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以及正在继续的改革开放而言,评价这场改革是不是一场伟大的变革,一个最崇高的标准就是,这场改革是否完成了对一个大国国民性的重塑。

 

鸡鸣狗叫,这在城市早已经是遥远的记忆。

满天繁星,我在北京生活的三年,印象中好像从来没有看到过。

但是,这些和我的故乡是如此的接近。

早晨6点起床,八点半,从北京西站开往郑州的1487的火车准时出发,路经河北、山东等地,下午四点五十分准时到达商丘火车站,一路上,看窗外积雪的痕迹越来越明显,但直到商丘的时候,也始终没有成为主角,关于那些让人恐怖的漫长回家之路,对我来讲,始终是“听来的故事”。

小表哥已经在出站口等待了。他接过行李,帮我拿到车里,我去送一个在车上偶遇的女生。一个女孩子拉了一个箱子,重量我想可以超过她的体重,而且,从下火车的那一瞬间,她就表达了很陌生的表情,竟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出站,也不知道自己该到什么地方去坐汽车赶回家。我只好将她送到火车站对面的汽车站,告诉她在哪里买票坐车。随后,我赶回我小表哥那里,我们开车回家。

临近年关,街道两旁很多卖年画的,在豫东这个小城市里,人们对传统春节的热情依然不减,这也充分的说明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尽管明知道回家的路上可能遭遇拥堵和无穷无尽的漫长等待,但还是坚持回家,因为,广大的乡村,在守护着传统的同时,也同样守护着最纯真的亲情。

路边的风景迅速的向身后跑去,无数的车与我们迎面而过,这一切给我感觉都是陌生的。一个月前,同样是这条路,许多年前同样是这条道路。

7点钟到家。

这个时候,我抬头看看天空,星星闪烁,天空高远,寒气打在脸上感觉有点野蛮。到家了,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有我的两个读中学的小妹妹,他们都非常高兴,我也非常高兴。

 

每个节日,我肯定会收到一个短信,这个短信来自一个陌生的号码,之所以说是陌生的号码,因为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号码的主人叫什么名字。短信的内容为普通的节日祝福,但是,绝对不是到处转发的那种,一定是自己写的。

这个短信起因于两年前。

有一次我到郑州出差,顺便到我的母校郑州大学的新校区办点事情,完了在回来的路上,我给一个小师妹付了一元钱的公交车费,从那开始,这个短信就开始在每个节日出现。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从我从郑州大学站上了一辆开往紫金山路的公交车,车是投币的,1块钱整,不找零。我上去以后,看到一个小女生站在车门口翻包,她在找零钱,直到所有人都上来了,她也没能找出1块钱来。

这个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在看着她,司机也看着她,并说,“有没有钱,没有就先下去”。在这个尴尬的情景下,我没做任何思考,走过去投了一块钱说,“走吧师傅”。这个时候,司机关上车门,开车。

车走了以后,小姑娘从车门处移到我的前面,小声的说,“下次如果有人没有零钱投币,我一定给他们投”。

我们聊了一路,我知道她也是郑州大学的学生,也算是我的小师妹了。后来想起来这个事情,我并没有任何的骄傲可言,我只是觉得,这个太正常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从人大做公交车回我住的地方,那天很晚了,上车以后我才发现我只有面值1百的钱(那时北京的公交还没有施行一卡通),我给售票员说要买票,售票阿姨很轻松的说,不用买了,记得下次带着零钱坐车就行了。再后来,我碰到过不止一次北京的售票员对没有零钱的乘客放行的事情,所以,我当时就非常的不能理解,在郑州那个公交车司机为什么就不能不追究那一元钱呢?

当然,我现在也更愿意给自己一个这样的解释,那个司机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他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保证了国有资产的不流失,我没有任何的理由对其指责,从原则和程序上来讲,他做的没有任何的错。

但就是让我感觉有点不舒服。也许我打心眼里就觉得,对于一个城市来讲,公交车的一个小细节可能就牵涉到这个城市的大形象,所以,拿出国有资产的那一元钱来换来一个温馨的瞬间,对这个城市来讲才是更划算的选择。

当然,也许没有司机去想这个算术问题,包括北京的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