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的享受

郑州大雪，但这个城市的喧嚣并没有为此而淡去。

我来到这里近一个星期了，带着在北京没有完成的任务，所以，近日来的工作量基本保持在一天一篇稿子，昨天，为了凑别人的车去黄河迎宾馆的会场，早晨6点50就起床了，早饭也没来得及吃，直到中午回来后，河南省社科院经济所的一位副所长请我吃了饭，回到宾馆，本来想着把接下来的采访提纲作出来，但是，我感觉自己坐着的力气都没有了。结果，一觉醒来，已经是下午4点了。

今天已经是19号了，按照我既定的日程安排，明天就必须赶回北京，我对这样奔波的生活依然充满热爱，在火车上，我总是心怀兴奋，在那里我觉得自己属于旅途，而不是属于一个城市。

我想，从这次的出差算起，我的2008算是真的开始了，今年会是很多事情的转折点，这都是从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梦想好的。

转折意味结束，转折意味着开始。

记录2008。记录我的故乡和我的梦想。

以前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对日报上的豆腐块新闻很不喜欢，进而对日报表现出一定的拒绝情绪。可是，直到今天，我所在的这家报纸终于在进入2008年的第一天改成了日报，之前，本报经历了从周报到一周两期进而追加到一周三期的扩张历程。

对于综合性财经报纸走向日报的竞争生态的战略我是赞成的，但是，我的生活方式却为之而几近全部被颠覆，几乎每天都要为选题而忙碌。

记得以前要是有朋友问我，“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们聚聚？”我可以毫不犹豫的告诉他，“没问题，我随时可以”。但是，现在就只好等到周末看时间安排了。

说说报纸本身的问题。

今天一个朋友在QQ上告诉我，虽然在发行周期上已经变成日报了，可是体现报纸版面上的新闻还是周报的操作方式，都是大块头的文章，信息量不够。

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注意到了，但是，总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编辑每天都缺稿，到处找记者催稿子，比如，今天我被安排了两个稿子，忙的我晕头转向，但另外一个编辑还是在MSN上问我，明天有没有稿子要出来，靠，我干脆变成写稿机器好了。

但是，发泄归发泄，和对报社的改版表示认同一样，我也觉得作为一个日报而存在的报纸，信息量是要加大一些，但是我们这些平时做惯了周报的记者来说，写个短稿子还真是很难，而且，我之前就不太喜欢跑新闻发布会回来写个小稿子那种工作方式，那样就把记者变成了一个靠体力吃饭的职业，我的心目中，记者在更多的时候应该是靠思想和智力吃饭的，纵然是有艰苦的调查活动，那也是有着很高的思想和智力含量的调查活动。

我告诉我那朋友，“我最讨厌豆腐块了”。

明天还有稿子等着呢，还有一个关于中部崛起的专题策划，然后还要把策划的稿子写出来，这些工作都要在本月的12号以前完成，因为12号我就要赶到郑州去做河南省两会的报道，而在此之前1月11号，在北大还有一个上次培训的毕业典礼。所以，今天编辑旁敲侧击的提醒我，还有大概10天的时间啊，我当时就想告诉他，“老兄，不是10天，是8天。”他一定晕倒。

不写了，还要找资料，南水北调的稿子还等着发呢。你说我容易吗。

对了，最近有三个兄弟要结婚，恭喜一下。临近春节，结婚也扎堆，和我们老家一样。

上周六，应大河报朋友的邀请，去郑州参加他们的中部企业领袖年会。会议的规模还算可以，按照我的评价指标，在河南一个副省长出席，而且，河南能够叫的响的企业的老板基本上都到场了，所以，我将其称为河南省经济领域最具规模的会议，应该不会有太多异议，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当年也是河南省召开重点工业企业工作会议的日子，两者冲突，最后，河南省政府竟然为了这个领袖年会而将工作会议改在了当天下午来开。

在那个会上，参会各方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这样的会议进来已经有泛烂的趋势，记希望于在这样的会议上能产生多少实质性的成果是不现实的，大家也就全当是休闲娱乐一下，我到会也主要是希望能认识一些朋友，一整天的会议下来，收获还可以，之前一直想见而未能见到的人，在当日都接上了头，谈的也很投机，另外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将休假一周，享受一下毕业工作以来的从来没有享有过的福利。

周一，我领了护照，搭乘一个朋友的车从郑州往家赶。我们一车坐了四个人，一路上有说有笑。开车的是我小表哥的同学，我喊她姜姐，想当年，我到郑州大学报道的第一天，是她开车到郑州火车站接上我把我送到了学校，当时，我对商丘以外的世界没有任何的切身感知，而且，对大学的生活满怀美好的期待和梦想。走到金水河边，正好看到河边一对恋人在亲密的交谈，姜告诉我，“弟弟，就看你的了，尽快找个女朋友”。当时，我对大学一度有个理解就是，在那里有浪漫的爱情。

转眼7年过去了。再次见到她时，感觉她并没有变化太多，而从她满脸的惊讶，我可以想象我这几年的变化一定是让她有点不可思议。

我们的车子下来高速进入了商丘市，我之前已经说好让我小表哥开车到红商字那里接我，然后把我送回家，所以，我们就奔商字而去。后来很尴尬的是，我对商丘市的路是一点印象都没有，最后我们竟然跑到了一个旅游景点，问了一路才到地方。

我和我小表哥一路上聊着天往家赶，路边的一切都是陌生的。

在家的两天时间里，我每天被问及的问题就是我什么时候结婚，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我爷爷奶奶都是80多岁的人了，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看到我结婚死也值得了，但是，见不到我结婚，死也放不下心。那两天真的感觉很长。

第三天的时候我就以家里太冷为理由离开了。一个半月以后，我还要回家，还要继续被他们追问。

我努力的让自己理解他们的心情，但是，我也坚信，我们还是有代沟的，他们也许永远不能理解我们这些年轻人，在北京是怎样生活的。

时间已经指向零点，又一天开始了。

我继续在旅行的路上，从离开北京飞向吉林的那天算起，今天已经是流浪的第15天了。

在经历了多日的繁华和喧嚣以后，我希望让自己平静一下。我是对北京开始有些怀疑了吗？或者说，我对我的生活方式开始怀疑了吗？

北京，从小学习的教科书将这个地方塑造成了我童年的一个梦，而若干年后，这个地方成了我的一个梦的起点，只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我开始想，这里真的是我曾经梦想的地方吗？

我的回答还是肯定的，童年的时候我所梦想的东西——那里很大，那里住着毛主席，那里有很多外国人——应该说这里都有，但我的荣誉感和兴奋感为什么每天都在消失？

唯一的答案是，我童年的梦想已经改变了。我现在每次离开北京出差的时候，感觉和当时离开郑州第一次奔向北京的时候如此相似——时间真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她可以让一个陌生的东西变得熟悉，同时她也可以让一个已经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

我离开北京，去寻找心中那个陌生的故乡。

如今，我人在郑州，但我的心在哪里？

在北京，有个从未谋面的姑娘说希望在我回到北京的时候能够见到我，在更远的地方也一定有这么一个姑娘在等待，就像我在等待一个梦中的姑娘一样。

我向来标榜自己是一个勇于追求的理想主义者，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的内心深处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生活的时候，我又是一个彻底的“宿命主义者”。

有一天，我听到了那首《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我被深深的打动了，于是我就告诉自己，如果有一天，有个女孩能够将这首歌演绎得如我第一次听到时那么让我感动，我就娶这个女孩做妻子。

这样的幻像我还同样赋予一个可以演绎《没有情人的情人节》的想象中的女孩，甚至，就在我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就想，要是有个女孩在这个时候给我发了个短信，我就会娶她为妻，从此相依为命。

“宿命主义”等于“悲观主义”吗？

我们的汽车沿着崎岖的山路开向延边州的开山屯，对于这个地方我觉得熟悉又陌生，以前，一定是有个故事让我记住了这个地方，但是，我又怎么也想不起来那个故事是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们正奔向中朝边界地带。

“看，对面的那座山就是朝鲜了。”当地政府的一位发改委主任做起了我的导游。

“远处的那朵云就飘在朝鲜的天空上”，我第一次如此这么近距离的接近曾经在我报道中多次出现的国家。而我首先看到的是这个国家的山和云，云和我们的云是一样的，只不过，在远处朝鲜境内的山上，打着一个标语，我只看出是以“21世纪”开头的，这让我想起去年我到浙江一个与世隔绝的山村中看到的，那里的山坡上，诸如“军民团结，共干革命事业”、“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口号随处可见。

与这个国家的山和云相比，我更对那里的人民感兴趣。

故事需要从图们江开始。

我们在开山屯考察了一家造纸厂，主要目的就是看看他们的污水处理情况。就像众多边疆地区一样，这家造纸厂地处中朝边界，山高皇帝远，曾经在很长一段时期，工厂产生的污水都是直接排到了从工厂旁流过的图们江中，然后顺流而下，流入了朝鲜，所以，包括当地的政府官员也都相信，这里的污染问题比其它地方更复杂和敏感，因为，很容易造成外交冲突，但是，多少年来，他们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因为，在江的对面，一家朝鲜的工厂每天也在向这条江中排放污水，用当地一位资深的环保记者的话江，“两个gongchandang领导的国家共同破坏了这条江”。

不过，当车沿着边界从开山屯奔向图们市的时候，我看到路边又很多的低矮的民居，要不是门口停放着摩托车，我很难相信，那里还在住人。

透过车窗，我看到图们江水已经很少，江水呈现墨色，上面漂浮着一层泡沫，但我的那位“导游”告诉我说，那是流动着的冰凌。他告诉我，每年图们江结冰的时候，对案的朝鲜老百姓就会偷偷的踏冰而过，到中国这边找吃的，有的朝鲜妇女就跑过来嫁给了当地的农民，有不走运的可能被人贩子给贩卖了，“我们政府每年都会遣返不少从朝鲜逃来的人”。

当然，这些对我国边界地区的百姓来说都伤害不大，另外存在的情况就不乐观了。有的人是过来抢劫的，还有持枪的朝鲜军人过来抢劫，前几年，边境地区的我国老百姓被杀的事情也多有发生，以至于现在很多当地居民的家里都安装了直接连到当地派出所的报警装置，一旦遇到伤害可以随时报警，而警察甚至边防战士一般也都会很及时的感到。

对于这样的近乎惊心动魄的故事，当地官员表达了理解，“谁让对面那个国家那么贫穷呢。”

后来，我们来到图们市中朝的一个公路口岸，通过当地政府的协调，我们跨过国门，踏上了两国架在图们江上的大桥，在桥中间一条明显的白线构成了两国的边界线，随行的中国环境报的于平老是笑着告诉我，过了这条线就属于朝鲜的土地了，于是，我让他给我拍两张照片，一张是我一只脚在中国，一只脚在朝鲜，另一张照片是我的双脚都立在朝鲜的土地上。后来，我在自己的MSN签名上写道，“没有签证和护照，我照样踏上了朝鲜的土地”。

在我们嘻笑着牌照留念的时候，我放眼向桥的另一侧望去，朝鲜的士兵清晰可见。

接着，我们的车队离开图们市返回延吉市，一路高速，当地的官员告诉我，在这里，所有的基础设施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战略意义，公路和铁路尤其如此，对此，我表示认同，“也许就是因为延边州的一条路，而让我们的外交部长在六方会谈的谈判桌上更加自信”。

我们再次看到图们江，只不过这一段的两侧都在我国境内，当地的官员就给我讲了一个笑话，说有的犯罪分子为了逃避追捕，有时候就试图穿过图们江到朝鲜去，他们一旦跨过了就高喊“金日成万岁”，但他们不知道有很长一段图们江是全部在中国境内的，而他们跨越的就属于那一段。

这个故事的背后说明一点，试图偷跑到朝鲜去的中国人多是为了逃避罪责，而偷跑到中国来的朝鲜人，多为善良的老百姓，因为，在朝鲜，他们的领袖让他们没有足够的粮食填饱肚子。

当然，当地的官员提到朝鲜还是充满了亲切，其中一个人告诉我，他的一个朋友最近刚去朝鲜看望了他大姨，而且，在当地，和朝鲜那边有直接的亲戚关系的人很多。与此同时，我在当日的新闻中看到，朝鲜的媒体报道说，朝鲜的矿产正在遭遇来自中国的垄断的危险，其中很多是来自吉林的商人，该媒体喧染的是“中国威胁论”的传统论调，最近在朝鲜开始有点流行。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人民和百姓有什么罪，但无罪的人民和百姓同样会遭遇政治、战争的伤害，正入海明威在其一篇小说中描写到的一个老人，当战争的炮火烧到村头的时候，他还在试图将自己放养的羊群赶回羊圈，战争与他无关，但，战争的伤害却是他无法逃避的。

11月19日上午9点40分，从北京到长春的飞机准时起飞，我透过玻璃窗，看北京地面上的高楼大厦渐渐隐去，同时隐去的还有那一地阳光。

一个半小时以后，飞机上的广播播报说，长春到了。

我看到景象竟然是一片潇索，裹挟着雪粒的冷风拍打着机场的每一个建筑。一会时间，雪粒变成了雪花。

“鹅毛大雪”，前来迎接的吉林省方面的官员看到这样一场大雪显然也很兴奋，不断重复说，“吉林用本年度的第一场大雪来欢迎从北京来的同志。”

和他们居住在长春的人相比，我对眼前的景象更是表现出了异常的兴奋，要知道，真正象样的大雪已仅存于我的童年记忆中。而且，在我来到东北以前，我曾经想象，那里一定是天寒地冻，在一望无际的冰天雪地中，有一串脚印延伸向远方，这一串脚印就是一段故事。

我对东北是有着很久的向往的。2004年我大学毕业，记者这一职业给我提供了很多走访中国许多地区和城市的机会，我也确实把东部、中部、南部大部分的城市都走了一遍，有的曾三番五次的到过，在那些城市中间，青岛、南京、杭州、宁波等地，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我对东北三省的理解更多是基于对中国历史的追溯，再加上，在我平时的报道中，俄罗斯，日本以及东北亚局势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几个领域，我也写过一些东西，但我始终没有到这些地区看过。

现在，国务院7部委组织的一个国家环保专项行动督查组的工作让我有机会到这里感受一下。在随后的近一个星期的时间里，虽然很多时候都是浮光略影的看了看，但这一地区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长春给我的最明显的两个印象是，这个城市的树太多了，另外就是，这个城市的殖民地遗产让我有点抵触情绪。

后来，我们去参观了末代皇帝溥仪当年在这里做伪满洲国皇帝的伪满皇宫。那里的建筑群听导游说，是日本人请德国的建筑师设计的，行走在中间，我的最直观的感觉是，那里太小了，溥仪这个皇帝做的一定很窝囊，我开始有些可怜他了。不过，从那里的摆设和导游的介绍中，可以得出结论，溥仪的这个皇帝做的，除了在决策权威方面无所作为以外，在一些生活供给方面还基本上让其享受到了皇帝应该享受的待遇，过了十几年的娇奢淫逸的生活。

这让想到《东京审判》中的一个细节。在当年日本战败后针对日本战犯展开审判的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现场，溥仪曾出庭做证，指认日本战犯的罪行，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法庭上的溥仪竟然不断的在擦拭眼泪，甚至情绪失控，这个细节被日本的律师指为，溥仪在多年的为满洲国皇帝期间受到了日本的很高礼遇，而现在竟然出来指证自己的恩人的罪行，他一定是内心充满忏悔和不安。而那一刻，溥仪在法庭上大喊，“那一切都是假的，我没有任何的决策权力，都是他们拿来文件让我签的”。

之前，刚看完这个片子的时候，我一直不明白导演为什么会让溥仪在法庭上流泪甚至情绪失控，是因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对那些剥夺了自己的皇帝权威而且使自己将永远背负历史骂名的日本人发泄不满的机会吗？当然，我也一度相信那位日本律师所说的，溥仪在忏悔，个人的虚荣和民族大义之间的矛盾在那一刻幻化成了眼泪。

现在，我开始有点相信那位日本律师所说的了。在那个伪满皇宫中，曾经悬挂有四座装饰华丽的重280公斤的纯铜宫灯，后来，出于表达对日本人的忠诚，在太平洋海战爆发前夕，溥仪把这四盏灯献给日本去做炮弹了。我们也许可以想象一下，为了自己的为满皇位，溥仪曾经对中国投下了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