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的享受

　

关键时候上不去。

一个星期以前，原来的电脑开始罢工，什么都正常就是上不了网，找了5种杀毒软件轮着杀了一遍最后业只得到个间歇性可以上网的结果，在电脑距离崩溃还有一步之遥的时候，我知道我崩溃了。

这一段时间因为要作几个系列报道，所以，几乎每期都要有稿子写出来，在我上不了网的 时候，编辑干脆发短信提醒我要准备下一篇稿子啊。当时我就想，在没有电脑和网络的时候，那些新闻前辈们是怎么写出稿子来的。我现在是没有百度和网络是注定写不出什么东西来的。

于是，我不断给小裴电话，他远程支持，捣鼓了一天最后还是没有搞定，于是他开始劝我去买个新的。

从决定要买到在网上查找信息一个下午搞定，于是我就在周二的下午过去联想的专卖店去现场体验，并决定直接买过来算了。我相信那个销售人员都很吃惊，很少遇到象我这么好说话的顾客，从看机到决定买20分钟不到，可是 非常不巧，要付钱的时候 ，发现信用卡没带，晕掉。只能返回。

周三上午我过去的时候9点钟，那销售人员也许当时根本就对我这个客户不报太打希望，我到的时候她还没到，见到我，那个吃惊啊。于是交钱开箱验机，没多大会搞定，会到报社打开就开始准备作稿子。

现在好了，一切回归正常，就是这个机器的键盘是在没有以前那个IBM的好使。今天整理了个录音一个50分钟长的录音足足用了5个小时，中间还睡了一觉，崩溃了。现在写博克业找不到感觉，错字连篇。只能等慢慢习惯吧。

顺便说一句，找老婆要是象买电脑这么快就好了，他们的区别也许只是电脑可以先结婚后恋爱，但婚姻这个东西还是需要先恋爱后结婚的，这就是区别。

　

最初策划这样一组关于户籍改革的稿子时，我们更多的是想通过一些故事来反映一下目前户籍改革中在不同层面存在的乱象，以求为我们更全面的审视目前的改革困局提供一个角度和逻辑起点。我们的目光是向上的。

但是，在随后的采访中，更多的情感因素开始涌现，而读者看到我们的故事以后，表达的较多的也是愤怒。我们的报道也许应该将目光向下。

在正式采访黄元健之前，我在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和中国政法大学联合举办的一个关于户籍歧视研讨会上碰到他，当时，他作为诉国家大剧院户籍歧视案的原告，针对这个诉讼进行了演讲，情绪多有激动，充满斗志。

但是，在时隔不到一个月以后，我联系他采访时，他已经从义派辞职，打算老老实实读他的书了。目前就读于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的他，很坦率的告诉我，自从决定开始这个公益诉讼，他就开始体味压力，直到最后他无法承受，“在所有人都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和熟视无睹的时候，也许会有很多人说我神经病”。

——我们的户籍改革所面临的最大困局之一就是，面临这种制度的不平等，社会所给予的却是群体性权利意识的沦丧，包括受害人自己。当改革遇到“沉默的螺旋”，黎明什么时候才会到来？

然后就是和周靖女士在朝阳宾馆大堂一个下午的长谈，整个采访中她都情绪激动，声音洪亮，不时的引来周围的目光。那是一个充满无奈的妈妈，姑且不论造成北京“绿卡子女”无处参加高考现象的政策原因是什么，单就是她和那些持有绿卡的家长对自己孩子的愧疚情感就让我深受感动。在这个报道出来以后，我的一个朋友专门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在来到北京三年多的时间里，他从来没想过户口的问题，目前收入不菲的他，开始犹豫是不是放弃现在的工作考个研究生，然后弄个北京户口，“我有没有户口没问题，但不能让孩子以后连个参加高考的地方都没有”。

这是我第一次因为自己的报道而频繁的接到来自朋友的短信和电话，他们要吗表达了自己愤怒，要吗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尽管不想因为一个户口而改变之前计划好的生活轨迹，但是，孩子呢？

在这个时候，我总是很乐观的告诉他们，“放心吧，当你孩子参加高考的时候，户籍藩篱的问题应该早就不存在了。”

但谁能保证？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取决于在户籍改革过程中，我们将坚持要一种什么样的路径选择。

应该说，对于这一领域的改革，在经历了多年的讨论以后，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在社会各界之间，已经达成了广泛共识——“户籍改革并不困难，关键是要改革与户籍捆绑一起的各种社会福利的配给制度”。但是，在改革的路径选择方面，在舆论界和学界观点难以统一。争议是二元的，“拥有北京户口的和没有北京户口的观点出现了分歧”，北京律师秦兵提醒我为这些争议所代表的群体做个分类，“即得利益者是改革的最大阻力，屁股决定脑袋，这你绝对要相信。”

另外，在采访的过程我感觉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些有法律背景的学者和专家，他们的意见都是现在就对户籍完全放开，旗帜鲜明，因为他们心中的一个信念就是，人为的通过一个制度设计把人分为两种不同的人，这是对人自由的伤害，这就是一个罪恶的制度，更何况，在这种二元的户籍管理结构产生以后，其对各种福利待遇进行不平等配给的工具性属性被发挥到了极至，所以，户籍也就成为了打破其它不平等的突破口。

但是，一些有着经济学和社会学背景的学者和专家都表达了对完全放开的恐惧和担忧，他们主张的路径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将更多的主动权交给地方政府，通过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因地制宜的改革，以此来推动改革，二是先把附加于户籍上的各种福利政策剥离，在逐渐的剥离过程中，最后，户籍真正的回归户籍的本意。两种路径都包含了一个共同的要素就是，改革要是渐进式的。

这样的争议在公安部和其它所涉部门之间也很直接，记者在采访中获悉，之前被广泛期待的公安部上报给国务院的《公安部关于进一步改革户籍管理制度的若干意见(送审稿)》，目前正陷入僵局，原因是参与各方意见仍难以达成一致。该《意见》由14个部委参与起草。

当然，在这里，我无意于对这些改革路径做出倾向性的表达，这也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

在这组稿子的采访中，一个遗憾就是我没有能和郑州市的市长做个对话，我非常乐意听听他作为一个城市的决策者面对郑州目前的户籍改革会怎么说。

而在整个报道中，让我最为受用的一句话是河南省洛阳市汝阳县的一位户籍民警告诉我的，“中国的百姓会根据自己的生活体会和具体的利益得失对二元的户籍做出选择。”而“老百姓有权利作出这样的选择”（刘道兴语），那么，限制了老百姓自由作出这样选择的制度我们就应该破除它，立刻、马上、现在。      

　

下午去采访一个西班牙律师事务所的主席，一个很深邃的男人，隔着眼镜片还能感觉到其目光的穿透力，在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总是瞪着眼睛看我，可能是因为我的问题有点挑衅．不过，在我的心目中，那些老外都是比较具有个性的，你的问题要是象访问中国官员那样平和是引不起他们的兴趣的，所以，在采访外国人之前，编辑告诉我说，你的问题不要太软，否则写出来的东西象广告，我总是回答，＂放心，我的采访一般不会软＂．扯远了，呵呵．

整个的采访过程还算比较顺利，只是又犯了老毛病，就是总是把群访变成自己的专访，这次是和法制日报的一个小女生安排在一起采访这个人，我的问题基本上把时间占完了，所以，下来后觉得很对不起人家．

在采访结束的时候，我告诉这个主席先生，＂我对西班牙和西班牙的足球充满向往，所以，非常欢迎他来到中国做生意，要是能把西班牙的足球带来我就更兴奋了＂．

提到足球他果然来劲了，立刻问我，你是皇家马德里的球迷还是巴萨的球迷．

我实事求是，＂巴萨啊，最近亨利转会巴萨的消息让我幸福无比＂．

砰　的一声，他的拳头竟然砸向了桌子，很大声的告诉我，他是皇马的球迷．而且充满自豪的告诉我，＂知道吗，皇马已经在本赛季夺冠了＂．

真是出乎我的所料，一个这么成熟的男人在提到足球的时候，在远离球队的情况下他的恩怨表现的还那么分明．

在告别握手的时候，他瞪着我，对我对他的采访表示感谢，不过我怎么感觉到有点激动情绪在其眼睛里闪过，他的手使劲很大．呵呵，这就是西班牙男人的足球情节．

最后，我还在想一个问题，就是皇马在西班牙的球迷是不是更多都是象这位主席先生一样的高端人士，毕竟，皇马总是花那么的钱把皇马大灶成最豪华的阵容．

我真的不喜欢皇马，总是在一个天才最黄金的青春买过来，然后就是抛弃，在这个球队我看不到任何的温情，而且总是依仗自己的资金实力挖别人墙角，把金钱足球诠释到了极至，那还叫足球吗？

 

　又是一年毕业时。

　　7月4日，这是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生最后离校的日子，这个时间对于该校电视系研究生小马来说，并不是一个让人兴奋的日子，他依然在为一个满意的工作奔走。

　　从去年开始，参加了无数场招聘会的小马，总结出了几条应聘成功的法宝，其中包括，“男生、研究生学历、党员、拥有北京户口”。

　　在小马的眼里，工作单位要求具有北京户口的条件限制，虽然让人感觉不舒服，但已习以为常，大家都在寻找能够解决北京户口的工作。

　　但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民商法研究生黄元健不这么想。他和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的同事王振宇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案例展开公益诉讼。

　　他选择了国家大剧院的招聘公告。

　　4月11日，作为原告，黄向北京市西城区法院递交诉状，将国家大剧院告上法庭，理由是，此前国家大剧院在对外招聘工作人员时，招聘启事中明确规定应聘人员应具有北京市户口。这被黄元健认为其中包含有明显的“户籍歧视”。

　　两个月后，该诉讼还未能立案，理由是黄在该事件中并非直接的利益相关者。

　　但该案件的代理律师、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王振宇称，他还是要继续将这个诉讼进行下去，虽然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败诉。

　　“户籍制度的改革已经超越了探讨的阶段，下面需要进行的是用行动来推进改革。”王振宇称。

　　歧视？

　　王振宇在网上找到国家大剧院3月22日发布的招聘公告，公告中详细地列出了国家大剧院各个工作岗位所要招聘的具体人数，总共是315人，但在公告的第二项中对报名资格和条件提出了明确要求——“具有北京市常住居民户口”。

　　于是，以黄元健为原告将国家大剧院告上西城区法院，王振宇担当该诉讼的代理律师。

　　一场公益诉讼开始了。

　　黄元健在自己的诉状中称，“被告发布的《招聘公告》不符合宪法精神，有悖于公序良俗，并且违反了《劳动法》相关规定，是典型的户籍歧视。”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

　　1958年，国际劳工组织签订了一个《1958年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其中列举出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见解、民族血统、社会出身等7种情况，这些都不能作为对求职者、雇员进行差别对待的理由。换句话说，如果以这7种情况中的任意一种来拒绝求职者或对雇员进行不公平对待，那就是就业歧视。

　　“2005年，全国人大就批准了这一公约，所以，现在国家大剧院的招聘中明显存在就业歧视”，王振宇告诉记者。

　　压力

　　国家大剧院在其招聘公告中称，国家大剧院是经“中央编委批准成立，北京市人民政府直属的正局级事业单位”。一个北京市下属的事业单位，对自己招聘的人员作出具有北京户口的条件限制似乎无可厚非。

　　但这样的归属，在黄元健看来并不能成为只招具有北京户口的人的理由。

　　“国家大剧院投资预算26.88亿元，全部由中央财政专项安排”，并且，“国家大剧院既冠以”“国家”“之名，当为举国之大剧院、全民之大剧院……，更应该为全国各地的公民提供就业机会”。黄元健在其诉状中称。

　　在诉状递交到法院以后，院方认为黄元健并不是该招聘公告的直接利益受害者，除非有证据证明，黄在招聘期限内亲自去应聘了，而因为其不具有北京户口最后被拒绝。

　　在正式递交诉状之前，黄确实通过电话向国家大剧院的招聘部门询问过有关事宜，但在查寻电话记录时，因为黄使用的是中央财经大学的201功用电话，有关记录无处查找。

　　在经历了两个月的努力和等待以后，黄对自己的行为产生了怀疑。

　　“我感觉压力很大，因这个诉讼带来的压力超越了我的承受范围。”黄向本报记者坦言。“这样的户籍歧视在众人眼里已经变得很正常，我要是去和招聘单位争论这个事情，他们也会认为我是神经病。”

　　在很多人看来，黄就是想通过这样的事情出名，虽然他坚定的认为他是希望推进户籍改革进程，“但在这个诉讼的背后，公益和私益的动机谁能分清呢？我觉得大家都在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黄选择了从义派律师事务所辞职，只是在王振宇的邀请下继续担当原告这个主体。

　　王振宇告诉记者，这个诉讼还是要进行下去，虽然他们也都更倾向于认为诉讼最终会败诉，“但这总是破除户籍歧视的工作方式之一”。

　　途径

　　“公益诉讼要求原告的心理承受能力很强，因为，任何一个公益诉讼都可能牵涉到对公众意识的唤醒，这也正是公益诉讼的价值所在，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很多人都认为你是想通过这个诉讼来出名。”黄元健说。

　　事实上，黄元健自己并不认同公益诉讼的过程中过多的“人为设计”。

　　“整个过程中，我就是为了这个诉讼而去给招聘部门打电话，这是刻意所为，而缺少实实在在的当事人。”

　　“退一步讲，这种公益诉讼真是破除这类就业中的户籍歧视的最好方式吗？”

　　黄元健指出，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很多律师通过人为设计和操作来展开公益诉讼，虽客观上对维护该领域的公共利益有利，但是，如果大量的权利主张都需要通过律师和个别人以诉讼的方式进行，“也是不正常的”。

　　“权利的边界是不明确的，最理想的状态是让利益各方能够参与到权利谈判中去”，王振宇表示。所以，要打破这种户籍歧视的存在就要唤醒公众的意识，并由专门的组织针对这些歧视的破除进行谈判。

　　王仍坚定的认为这个公益诉讼是必要的，“能够让大家都注意到问题的存在就是胜利”。

周靖们遭遇了典型的改革综合征。各地、各部门不同的规定导致了公民权利在此冲突中受损，探究其实质，却是户口登记制度成了一种行政许可，成了享受教育、医疗、就业等社会福利和保障的凭证，这并非正常，也绝不公平。

　　小碎步型改革，已无法彻底解决社会转型中产生的新问题，也无力破除各种壁垒，进而彻底校正制度性歧视。此种情境下，《户口法》出台的时间表让人期待。

7年前，周靖认为户籍只是一纸规定而已，她毅然从海南辞职来北京发展，户籍则留在了海南海口市。

　　7年后，当自己的女儿进入高中并将直接面对高考的时候，她急了。

　　按照北京市教育部门的规定，拒绝具有北京工作居住证(俗称北京绿卡)而无北京户口人员子女在北京参加高考，海南省则是根据教育部的要求实行户籍和学籍的双认证，这样一来，自己的孩子虽在北京正常读高中，但却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同时，虽然自己的户籍在海南，但因为没有在那里读高中，所以学籍缺失，自己的孩子同样没有资格在海南参加高考。

　　“北京和海南两地的高考政策都把我的孩子排除在外了。”现在的周靖和其他遭遇类似情况的家长一样，在为他们的孩子找个能够参加高考的地方，而且，当他们试图通过法律途径寻求解决的时候，突然发现，连个合适的诉讼对象都找不到。

　　周靖的女儿没有参加高考。而从2003年以来，“绿卡子女”都没能在北京参加高考。

　　周靖现象

　　2000年，出于个人发展需要，周辞掉海南的工作来到北京，户籍则留在了海南省海口市。当时正在读小学5年级的女儿随其来到北京读书，后进入初中，这期间，她为女儿交了借读管理费。

　　转机出现在2003年。当年6月30日，北京市正式实行《北京市工作居住证》制度，其中第四条规定，持《北京市工作居住证》在八个方面享受北京市市民待遇，其中包括“其子女在京入托、入中小学就读，免收借读管理费”。这是北京市人事局出于吸引人才的需要而出台的一个部门规定。

　　2004年，周靖通过其所在的单位申请了北京绿卡。同年底，北京市为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员发放了4.7万张北京绿卡。

　　2006年，在北京市教委发出的《关于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2006年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规定，虽无北京市户口但“有北京市工作居住证(有效期内)的人员子女考生”可以报考规定的高中。所以，当年周的女儿顺利考入北京潞河中学高中就读。

　　进入高中以后，高考的问题开始显现。

　　由于孩子成绩非常好，学校的老师开始不时的询问其女儿户口的事情。

　　周对女儿的回答总是，“这个事情你不要问，所有的问题都由妈妈来解决。”

　　但是，随后看到的与自己具有类似情况的家庭的遭遇很快让周靖意识到，问题并非她想象的那么简单。

　　按照当年北京市《关于实施北京市工作居住证制度的若干意见》中指出的，“持《工作居住证》满3年的，经聘用单位考核推荐，根据其能力、业绩情况，对于符合年度人才开发目录要求的，可申请办理人才引进手续。”这样，这批持绿卡人员就有可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北京人”。

　　但三年后，他们这些持有北京绿卡的人并没有被转为北京户口，而北京教育部门明确规定，拒绝无北京户口人员子女在京参加高考。

　　那就回到海南去考。

　　不过，回海南的路也被堵死了。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全国各省区都实行了学籍和户籍双认证的高考报名制度，海南省更是在高考移民一度泛滥的情况下，实行严格治理措施，高考报名政策中明确规定，“本人小学或者初中在我省学校毕业且毕业时户籍在我省，现在省外高中学校就读，2005年12月31日前经我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备案手续并取得我省高中阶段学籍。也可以在我省报考，但只能报考本科第三批和专科(高职)学校。这类考生从2008年开始不能在我省报考。”

　　这样一来，周的孩子彻底被取消了报考大学的资格。

　　诉讼困惑

　　与周靖一样，还有一些人正被这个尴尬的局面所伤害。

　　赖女士2002年来到北京工作，2004年拿到北京绿卡，如今女儿就读于北大附中二年级，学习成绩多次居年级第一名。但现在的情况下，她一方面各处奔走，一方面准备回原籍河南参加高考。

　　“孩子有时候回到家躺到床上就告诉我，妈妈，我们这批人来到北京开始就和别人不一样。”孩子这样的感慨让赖女士多次流泪。

　　王女士提起这个事也心灰意冷。在奔走了三年以后，今年高三毕业的孩子最后只能选择回到山东原籍去参加高考，刚在山东参加完高考的孩子由于估分结果不是很好，“情绪受到很大打击。”

　　“在河南、山东这些地方的高考录取分数本来就很高，竞争很激烈，所以，回去一两个参加高考，当地主管部门卡得也不是很严格，可是，海南非常严格。”

　　周靖告诉记者，为了这个事情曾经有很多家长选择多种途径来寻求解决，但是，最后总是从终点又回到问题的起点。

　　2006年2月，学生家长王女士、戴女士等人找到北京市教委信访办，市教委复信一封：“根据国家教委的政策，回户籍所在地报考”；又找到北京市高招办咨询处，得到的回复是：“我们是执行单位，按北京市教委的政策办。”

　　随后，在面对有关媒体的追问时，北京市人事局答复是“绿卡和户口是两回事，绿卡只是让持卡人享受北京市民某些待遇。”

　　北京市教委高招办回答：“我们管不了。这样情况的考生只有一条路，回原籍参加高考。至于绿卡转入北京市户口的问题应该去问人事局。”

　　咨询再次回到北京市人事局。

　　几年来，历届绿卡子女都被堵在高考门槛之外，家长们前赴后继地奔走在政府各个部门，至今没有答复。

　　现在的周靖试图通过法律的手段来争取事情的突破，但是，他与律师联系的结果是，一时间找不到一个诉讼的对象。

　　“每个地方，以及一个地方在推进相关政策的改革过程中，脱节了，而我正好处在了这个空白地带。”周靖颇感无奈。

　　谁的过错

　　时至今日，周靖坚定地认为，应该让自己的孩子在北京参加高考，“我们和高考移民是有本质上区别的。”

　　她告诉记者，部分考生通过办理非正常户口迁移手续，在分数线较低的省份获取报考资格和较多的录取机会，这些考生绝大多数未在户口迁入地实际居住和接受高中教育，“这种现象被称为‘高考移民’，但是，把‘绿卡子女’归为‘高考移民’是不公正的。”

　　她的理由包括，从个人动机上讲，虽不能完全排除让子女在北京受到良好教育的诉求，但持绿卡人员不是为了子女高考才到北京工作的，而且，自己来北京过程中是以自身为北京做出贡献为前提。其次，是北京感召人才的优惠政策促成其子女随家长进京；北京需要这些人才，为人才提供基本的生存权，子女受教育权是受宪法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也是最起码的人道主义；持绿卡人员并没有“办理非正常户口迁移手续”的非法行为，“在户口迁入地实际居住和接受高中教育”等情况都有据可查，完全可以在北京工作居住时间和子女在京读书时间划定界限加以区别有“高考移民”倾向的范围。

　　针对此情况，北京市政协委员韩志军连续三年提案，建议在《北京市工作居住证》制度中增加允许子女参加高考的条款。

　　他认为，在京就读高中的“绿卡子女”人数有限，而且是北京的政策不衔接使然，解决起来并不困难。“如果考虑到北京资源承受力，对外来人员的子女只能做到九年义务教育，政府就不要承诺其他可能，无论持什么，一概不准进入高中就读。家长们自然会衡量轻重，自主选择去留，结果自负。”

　　韩志军在的提案中建议：请北京市教委组织具体人员进行实地调查，开展与人事局等相关部门的协调工作，通过建立核查税收信息、在京就职、就读年限等考察标准，适当提高准入门槛，采取动态管理，允许持证人员子女在京参加高考，提高持工作居住证人员享有北京市人民待遇的含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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