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的享受

中国的私人资本不约而同选择性(或强迫性)地集中在下游行业，说明其致富过程的“路径依赖”是一种制度安排的结果：在中国，技术特征和经济特征上极易高盈利和体现高盈利的行业，是私人资本难以涉足的

　　3月5日，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了2008年全球富豪排行榜（数据截至今年2月11日），榜上列举了“这个星球上最富有的1125名人士”（排列了1062位，有并列者）。这1000多位富豪如果组成一个国家，其财富总值将达43810亿美元，用GDP简单比较，其GDP总量应该在日本和德国之间，即可排在世界第三名，称得上富可敌国。
　　公众对这一由媒体炮制的富豪榜所列数据的精确性并不十分在意。鉴于全球顶级银行的交易数据都会出错，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都要修正，过分在意福布斯排行榜数据的准确性反而显得有点幽默过头，重要的是表面数据的背后反映出的信息。

上榜富豪平均62.3岁
　　今年福布斯富豪榜上排名第一的是有“股神”之称的77岁美国投资家巴菲特（Warren Buffett），财富(净值，下同)620亿美元。而在榜上并列最后一位(1062位)的富豪有64人，财富10亿美元(也是今年的入围门槛)。
　　巴菲特管理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票从1965年到2007年增值了4008倍，其复合年增长率为21％左右，从单年度来看，并不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指标。中国股民中有很多巴菲特的“粉丝”，这一排名结果再次提醒他们，对年度增长的预期不可过高，可持续增长最关键。榜单的最后一位是在中国极具争议的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
　　榜上1125位富豪平均年龄62.3岁。年龄最大的富豪99岁，是美国爱达荷州的John Simplot， 财富38亿美元，排名第284，从事食品行业，是土豆大王。年龄最小的富豪23岁，是美国加州的男孩Mark Zuckerberg，财富15亿美元，排名第785，2004年创办社交网站Facebook，哈佛辍学，单身，活脱脱是20多年前的比尔·盖茨翻版。按年龄分布，60岁-69岁之间的富豪最多，有261名；其次为50岁-59岁，有260名；第三为70岁-79岁，有198名；再则为40岁-49岁，有193名；80岁-89岁则有106名。这五个年龄段占了总人数的94％。年龄不足30岁的“少年富豪”有六位，按年龄排列，紧跟23岁的Mark Zuckerberg是24岁的德国男孩Albert von Thurn und Taxis，单身，财富23亿美元，来自继承；再往后是26岁中国的杨惠妍，她的故事在中国已广为人知，她也是“少年富豪”中排名最高的， 财富74亿美元，排名第125。其他三位“少年富豪”均来自2005年2月14日遇刺身亡的黎巴嫩前总理Rafic Hariri家庭，两男一女(财富分别是23亿、23亿、11亿美元)，合计57亿美元的财富来自继承。

私人财富“国际地图”
　　从国家和地区分布来看，美国有469人上榜，财富总计16092亿美元，遥遥领先；其次是俄罗斯，87人上榜，财富总计4697亿美元；第三为德国，59人上榜，财富总计3442亿美元；第四为印度，53人上榜，财富总计3289亿美元。5-10名分别是: 香港，26人上榜，财富总计1363亿美元；法国，14人上榜，财富总计1139亿美元；英国，35人上榜，财富总计980亿美元； 墨西哥，10人上榜，财富总计962亿美元；加拿大，25人上榜，财富总计920亿美元；中国，42人上榜，财富总计837亿美元。
　　关于富豪的国家和地区分布，有点出乎意料的是，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未进入前10名，只有24人上榜， 财富总计662亿美元。日本基本是以私人经济占主导，排名最前的是70岁的房地产商Akira Mori，排名124，巧的是紧随其后的第125名，是中国排名最前的26岁富豪杨惠妍，同样是房地产商。
　　新兴的所谓“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中，富豪分布不均衡。从经济总量(GDP)来看，中国的GDP远大于其他三国(大概是三国的总和)，但从入榜富豪数量来看，俄罗斯和印度明显占优，巴西18人上榜，财富总计651亿美元。中国的富豪分布或许还有其特殊性，一些完全立足于中国、本应排在中国名下的富豪，因种种原因排在了香港、美国或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名下。
　　俄罗斯在富豪财富榜上的情况也很奇特。从国家经济总量来说， 俄罗斯远不如日本、德国、中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但是，上榜的富豪人数和总财富仅次于美国，超过上述各国，确实令人称奇。
　　一般认为， 俄罗斯私人财富的积聚和膨胀有两个原因：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经济私有化浪潮和近年来石油、天然气为代表的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这两个因素被认为是直接和重要的原因，但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
　　几乎与俄罗斯同时开始经济私有化的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因德国统一，无法统计前东德）和独立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在榜单上表现相去甚远：乌克兰有七位， 哈萨克斯坦六位，波兰六位，罗马尼亚两位，捷克一位，共有22位上榜，财富总计677亿美元。至于因石油、天然气价格上涨的影响，同样获益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伊拉克、伊朗、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阿尔及利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利比亚、尼日利亚和印度尼西亚11国中的上榜富豪，沙特有13位，阿联酋有6位，印尼有5位，科威特有4位，委内瑞拉2位，尼日利亚1位，共有31位上榜，财富总计1434亿美元。因此，俄罗斯累积巨量私人财富背后的真正原因还有待于深入分析。一个补充的猜想是：前苏联在几十年的经济建设过程中确实积累(转移)了远比我们预料得多的物质财富，只是没有有效地分配、流通和计量，被低估了。俄罗斯主要继承了这笔物质财富，在新的分配架构下按新的估值办法给予了重新估价。

中、印的差异
　　对于中国人而言，该榜上最不好理解的莫过于中国和印度的对比:中国的经济总量(GDP)约为印度的3.5倍，人口总数和经济增长幅度也略高于印度，但在榜上的表现相差悬殊。
　　印度有53人上榜，财富总计3289亿美元。中国有42人上榜，财富总计837亿美元。中印上榜富豪人数差别不大，但是，论财富总量，中国只有印度的四分之一左右，不但在富豪“团体赛”中，中国大比分落后，而且，从“单打比赛”情况来看，中国也落后印度很多。印度的“1号选手”Lakshmi Mittal，财富450亿美元，排名第4；而中国的“1号选手”杨惠妍，财富74亿美元，排名第125。
　　对于2008年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印度的突出表现，一种解释是源于近年来印度货币卢比的快速升值和资本市场价格的快速上升。但是，这一解释不足以说明中印富豪榜表现上如此大的差距。货币升值和资本市场价格上升的情况在中国也存在。2007年，印度卢比对美元升值11.5％，占印度股票市场市值80％以上的孟买Sensex股票指数上升47.15％；而同期人民币对美元升值6.85％，上证指数涨幅96.66％。另一种解释是，高速发展的出口导向型印度软件和服务产业，估计占全球软件外包市场的20％左右，对印度私人财富贡献良多。但是，从印度上榜富豪前十名所从事的行业来看，这个因素的作用并不明显。
　　中、印间的差距是不是因为企业规模的发育程度不同呢?在全球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的今天，企业的财富表征主要体现在其资本市场的市值上，以下是2007年三季度全球十大市值公司排名：
　　从表中可以看出，前10名中有一半是中国公司，没有印度公司，中石油A股上市后很快跃升全球市值第一，市值一度超过第二名埃克森美孚和第三名通用电气之和，这说明中国公司在财富表现上远强于印度的公司。
　　中国的经济总量大于印度，企业规模发育程度也强于印度，但私人财富却远不如印度，这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制度安排上的差异。市值排名前十的中国公司都是国有公司就清楚表明了这点。也就是说，中国和印度富豪在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的悬殊差别，说明中国私人经济发展上的不足和差距。这种不足和差距首先是时间尺度上的，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私人经济发展从新中国建立起就宣告中止了，重新起步距今不到30年的时间，这方面无法和印度相比。最关键的是现实存在的制度安排。
　　从上述表中可以看出，中国排名前十名富豪从事的产业全都是下游产业， 既没有像印度排名前十名富豪那样从事钢铁、石化、电信、航运、能源、油气、通信等行业，更没能进入全球市值排名前十名中国公司从事的行业。
　　资本具有极大的渗透性和流动性，私人资本所有者更有极强的市场敏锐性，中国的私人资本不约而同选择性(或强迫性)地集中在下游行业，说明其致富过程的“路径依赖”是一种制度安排的结果:在中国，技术特征和经济特征上极易高盈利和体现高盈利的行业，是私人资本难以涉足其间的。

中国富豪未来猜想
　　在此，我们提出一个假设性问题:最近几年，中国人能否跻身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前十名？2008年排名第十的是德国从事零售的Karl Albrecht，财富270亿美元。另一个参照是中国人熟悉的香港富豪李嘉诚， 以财富265亿美元排在第11名。考虑到富豪榜的门槛会逐年上升，姑且认定前十名的门槛为300亿美元财富，考虑可能的人民币升值因素，大概相当于2000亿元人民币左右。
　　因此，简言之，这个假设性问题就是，未来几年中国能否出现拥有2000亿元人民币财富的富豪，或者能否出现市值至少在4000亿-5000亿元人民币的私人控制的上市公司?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从可能出现的行业着手分析。
　　房地产行业可能性不大，目前即便将碧桂园、富力集团、SOHO三家公司控制股东的财富加总起来，离认定的门槛距离仍远。地产商万科也许会较快扩张，但因其股权分散，财富效应不明显。因此，房地产行业虽然是中国私人资本比较发达的一个领域，但仍无法出现国际量级的超级富豪。
　　零售领域可能性也不大。苏宁的张近东和国美的黄光裕的财富之和都与2000亿元的门槛相距甚远，而且在零售领域很快出现一个“张近东+黄光裕”的财富组合几乎不可能。
　　此外，中国的农业产业化程度还较低，在该领域出现如此巨大私人资本公司的可能性尚不具备。中国虽号称“世界工厂”，但较优秀的私营制造业公司，如三一重工、美的、格力电器、联想、长城汽车等，其市值离1000亿元人民币都有距离，其股东的财富要达到认定的门槛，还是一件艰巨的工作。
　　多元化是中国私人资本喜爱的一种尝试，在这方面目前走得最远、规模也最大的复星集团，在其估值最高峰时，股东财富也只有500亿元人民币左右，看来GE、和记黄埔走过的多元化扩张之路，也未必能在近年内把中国的私人资本带入到2000亿元的门槛。
　　就是说，中国除非出现新的、原创的、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产业技术变革，或对私人经济的限制完全消除，否则，中国的私人资本要跨进福布斯富豪前十强的门槛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近年来，中国的国有企业的业绩和资本市场表现都相当亮丽，但是，其能够取得较好效益的基本前提之一，在于有下游和配套行业的私营企业在支持着，为它们提供市场配置的要素条件。在国有企业展开新一轮扩张的今天，也应当警惕在“国进民退”的错觉下，无休止地挤压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
　　对中国私人资本拥有者个体而言，财富或许是能力、勤奋、环境甚至机遇的产物，但就宏观而言，财富根本上是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