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固然不能没有法律，但仅有法律的社会却是完全不可能的；法律的冰冷和尖锐无法替代人性的柔软与温润，惩戒也不可能取代感化

　　冉阿让盗窃卞福汝主教的银器，被警察抓获。当警察将冉阿让带到主教面前取证时，主教却问冉阿让，那两个银烛台也是送给他的，为什么不拿走？等到警察走后，主教对冉阿让说：“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您允诺过我，您用这些银子是为了成为一个诚实的人。”
　　冉阿让回忆不起他曾允诺过什么话，他呆着不能开口。主教说，那些话是一字一字叮嘱的。他又郑重地说：“冉阿让，我的兄弟，您现在已不是恶一方面的人了，您是在善的一面了。我赎的是您的灵魂，我把它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救出来，交还给上帝。”
　　这是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中一个情节。在后来漫长的一生中，冉阿让在万般艰难中依然坚持做一个诚实、善良的人，充满慈悲心的人，从最初的囚犯成为一个最终的伟人，这一过程都可以从上述情节中得到合理的解释：冉阿让终其一生始终记得卞福汝主教的留别赠言。
　　人们也许会认为这仅仅是小说，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实际上，在现实中如此以德报怨之事绝非虚幻。且不说《悲惨世界》中的这位卞福汝主教确有其人，就是我们周围，也存在这样的人。
　　近来被广为传播的李建华勇斗歹徒并救助歹徒事件，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李建华的事迹也并非孤案。去年，济南市出租车司机刘彦友在制服劫车歹徒后，主动替歹徒缴纳住院押金，也曾引起巨大反响。
　　与卞福汝主教一样，李建华、刘彦友救助的不仅仅是罪犯们的身体，还拯救他们的灵魂。
　　为社会带来秩序的，一般而言，是法律和道德。法律对人们的约束，主要集中在明显、严重损害个人权利、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行为；而道德对人们的规范，主要集中在一般性社会交往中的行为。在私德领域，它主要是用来自律的；只有在涉及公德时，道德对人的普遍约束力才会发生作用。
　　法律与道德有许多交叉的内容，尤其涉及公德方面的行为，常常是与法律相关的。一个法律应当制止的行为，一般而言，也是公德所谴责的行为；但一个公德所谴责的行为，未必是需要动用法律的。
　　一个人的行为触犯了刑法，法律制度就会启动，对这个罪犯惩以刑罚，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校正性正义。这种依靠刑法和刑罚所调整的秩序，这种所谓的校正性正义，在其本质上，不是对当事损害的挽救，而是对当事损害的终止，对施害者的惩戒，对受害者的安抚，以及对其他未来可能损害的震慑。
　　施害者在强力之下被迫接受惩罚，因此，所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法律既不需要罪犯的忏悔，也无力逼迫其忏悔，它难以直指人心，触及施害者的灵魂，令其幡然醒悟。至于现实生活中有不少罪犯在接受法律惩戒时，常有悔悟表现，这往往是综合原因的结果，例如父母之爱、爱人之爱以及社会关怀、社会谴责等等。仅仅是刑罚很难达到令罪犯悔悟的觉醒。
　　在此事件的报道中，有这样一个关键细节：李建华平息了心中的恐惧，对歹徒说：“你跟我儿子年纪差不多，父母养你这么大不容易，有什么困难我可以帮你，你干吗要干这种事？现在你走吧，我不报警，要么咱们去医院。”受到触动的丁某喊了声“妈”。
　　李建华女士的这一行动超越了法律的尖锐与冰冷，动之以人性中最柔软、也是最人性的力量——母爱的力量，她感动了抢劫者丁某，触动了他内心深处最渴望的母爱需求——他毕竟只是一个19岁的孩子，虽然已是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
　　我们无从探究这位入室抢劫者丁某的家庭背景，也不知道他在学校教育中得到了什么，更无从了解他十几年来都与哪些外界的朋友交往，但从这一声发自肺腑的“妈”中，我们听到了他对爱的呼唤，听到了他内心中隐含着的酸楚。
　　当一个罪犯被投入监狱，他首先失去了自由；其次，他将混迹于更多的罪犯之中，与更多的罪犯们共度几年、几十年的时光。当他出狱的时候，他的心中会填满什么？仇恨、绝望、卑鄙还是爱、希望、高尚？确实，人和人不同，我们无法具体判断每个服刑者会是怎样的状态，但在通常情况下，恐怕是前者的概率更高一些，尤其是狱政管理方面如果严重非人性的话。
　　罪犯出狱后如果没有继续犯罪，一般是因为尝试了铁窗之苦，不敢再犯罪——确实犯罪的成本太高；而那些继续犯罪的出狱者，往往是因为在监狱的环境中，接受吸收了更多的恶，受恶人恶行耳濡目染，以至于在接下来的犯罪中，往往手段更加恶劣，心肠更加歹毒。
　　当代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大转型时代，伦理道德也处于急剧的变迁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与家庭内部常常产生恶性互动。旧的道德伦理体系受到极大冲击的同时，新的伦理体系尚未确立，即使那些在人类历史上本该永葆青春的道德标准——例如善良、正直、诚实、勇敢、宽容等，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因此，在新的伦理道德体系确立的过程中，首先是要稳固和促进那些千古不变的道德力量。李建华事件中出现的某些负面评价，正是这些固有道德涣散的明证。
　　我们固然不必要求所有遭到罪犯伤害的人都去以德报怨，如孔子所言，以直报怨可也。但这仅仅是对人的底线要求而已。但人并不都是在底线道德状态下生活的，现实生活中就是有很多人按照较高的道德标准生活，或者按照较低道德标准生活。如果没有损害他人，没有损及公德，社会一方面应当允许人拥有“堕落”的自由，这是基本的宽容；另一方面，社会也要鼓励人们按照较高的道德水准生活，这是正常的期待。李建华女士以德报怨，在受到赞扬的同时，却也遭到一些非议，这是典型的是非扭曲。一个健康的社会固然不该以过高的道德标准要求别人，但是当一个高尚的行为出现的时候，却当报以掌声、资以鼓励，而不是喝倒彩、说风凉话。
　　任何社会都一样，法律有它鞭长莫及之处。社会固然不能没有法律，但仅有法律的社会却是完全不可能的。法律的冰冷和尖锐无法替代人性的柔软与温润，惩戒也不可能取代感化。一个健康而美好的社会，正是靠着千千万万人，以种种高于法律、超越正义的爱的姿态和行动，去面对纷纭世事，去抚慰人生旅途上失足者的心灵。这样的社会，法律的根基才会是稳固的，法律也才会达到其本来的目的。■

注:作者萧瀚,转自财经杂志网站  作者为财经杂志首席法律顾问.  我是一个向来对道德给予厚望的人.我很欣赏作者的叙述和观点.

背景：
拯救歹徒与善恶之辨
    3月26日，53岁的山东省威海市退休女教师李建华遭遇歹徒入室抢劫，她在身中数刀的情况下，与歹徒斗智斗勇，最终占得上风。19岁的歹徒，却因精神紧张、体力耗尽瘫倒在地，央求李建华杀了他。
    见此情形，李建华对歹徒说：“你跟我儿子年纪差不多，父母养你这么大不容易，有什么困难我可以帮你，你干吗要干这种事？现在你走吧，我不报警，要么咱们去医院。”受到触动的丁某喊了声“妈”。
    随后，李建华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搀扶歹徒下楼。到了医院，李建华对外人说歹徒是她的干儿子。直到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区分局民警接到群众报案赶到手术室，李建华才说出了实情。
    在医院，李建华对新华社记者说：“我没有告诉别人他是歹徒，是怕他走不到医院就被人打死。他犯了错误，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但我不希望用一种暴力方式去对待他，就算把他打残废了有什么用呢。我当了很多年的幼儿园老师，对待犯错误的孩子，最好的方式就是用行为去感化他。”
　　一些威海市民通过媒体了解到她的事迹后，纷纷到医院探望她。李建华的病友说：“李建华真不是一般的女性，她不但敢与歹徒搏斗，还能救他，想着去感化歹徒。她眼光看得远，作为母亲，总是希望把犯错的孩子教育成好人。”
    据了解，这种事在山东不止一起。2007年3月，济南市出租车司机刘彦友在制服劫车的歹徒后，主动替歹徒缴纳了住院押金，同样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李建华的行为在社会上引发广泛的争论。褒扬者认为，李建华身上体现出的宽容精神难能可贵，应该得到倡导和弘扬。
    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李建华、刘彦友身上体现出的宽容精神很有现实意义，应该得到大力弘扬。山东省监狱管理局教育改造处处长王宝安说，对罪犯不仅需要惩戒，也需要文明改造，帮助这些人提升守法意识、文化水平和生存技能，使其出狱时能成为一个适应社会、对社会有用的人。
    有专家指出，在法制社会，道德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生存手段和智慧，道德教化对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若能激发人们内心的宽容、同情、怜悯和良知，将有助于人际关系以及社会风气的改善。
　　反对者指出，李建华善恶不分，她的行为很迂腐。
　　办理此案的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区分局刑警唐萌认为：“李老师的善举非常感人，但这是一起严重的刑事案件，她应该告知群众或主动报案，将歹徒在第一时间抓获。”
    一位网友表示，“以德报怨，不是一般人的心胸了！不过我觉得为那歹徒不值得。”
    有网友甚至以“东郭先生救狼”比喻李建华的行为。更有网友极端地表示，宽容犯罪就是最大的犯罪，不然，“农夫和蛇”的故事就要改写了。
    面对网友指责李老师善恶不分，有评论者撰文认为，当精神紧张、体力耗尽的歹徒崩溃后，这个歹徒已经不是歹徒，而是病人了。他已经无力再为恶了。面对病人，面对一个    需要受到帮助的人，难道不应该施以援手吗？歹徒的生命同样宝贵，对歹徒的处置只有法律，我们任何人都无权剥夺别人的生命。面对即将消逝的生命，如果依然非常冷漠，怎么能算善恶分明呢？他认为，李建华的行为恰恰是善恶分明表现。■

本刊记者王和岩综合新华网、中华网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