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是本人在我们读书会上的主持发言整理。当期讨论书目以《世纪大拍卖》为主,并参考阅读描述国家转型的作品,比如《不顾诸神》等。 

首先,我是希望能够给俄罗斯的这一轮转型找到经济学理论层面的分析,这引出的问题包括,俄罗斯始于叶利钦时代本轮的国家转型,背后体现了怎样的理论体系?或者说,遵循了怎样的经济学意义路径设计?比如,周其仁在其最近的一篇文章中,用科斯的产权和交易费用的概念分析和解释了邓小平所给中国带来的制度变迁,并认为经济制度成本的降低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最关键因素。并不认为是廉价的劳动力和知识的扩展。对俄罗斯的国家转型在这一层面做出概括我想是必要的。

在我之前关于俄罗斯的报道中,对现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季志业的观点还是认同的,在其看来,俄罗斯甚至中国的转型,之所以能够取得现有的成就,最根本的是,在这两个国家,实现了威权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完美结合。在这个判断中,前者是政治学概念,后者是对经济运行模式的表述,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在一个实行威权主义的国家,本身就包含了一定的经济自由在里面。

在我目前的想象中,我是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成功的转型,势必要找到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的互动的良好节奏,特别是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真的希望实现转型,可能的路径依赖是,从集权体制或者说全权体制——威权体制——伴随经济自由(哪怕是有限的经济自由)将会培育中产阶层——进而要求更多的分权改革——这个时候可能有两条路等待着这个国家,一个是民主政治的可能性,另一个是走向回头路,在激烈的对抗中将有限的经济自由也埋藏——那么我们选择前者,在具有温和派的对话的基础上进行民主政治的尝试——完成经济和政治的双重转型。

回到俄罗斯,在这个国家,国家的转折性变迁,不能不着重关注的是政治和经济强人,所以,以不同代表人物的上台和下台来观察俄罗斯的转型,并依此为标志对转型过程做出阶段性划分,这个逻辑我是认同的,但从中找到经济和政治因素的线索也是很必要和重要的。 

俄罗斯的本轮转型,一是很明显的体现了强人影子,一是政治和经济(或者说产权改革)具有高度的同时相关性,注意,我说的是高度的“同时相关性”,这也就导致了单独的看经济转轨很混乱和失败,单独的看政治转轨也很混乱和失败,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下面几个问题,经济和政治改革总是要有个先后顺序的?而在不同的国家似乎需要不同的顺序,那么,俄罗斯的理论顺序应该是什么呢?而中国的理论顺序应该是什么呢?中国是不是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顺序?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是不是证明中国目前所遵循的改革顺序就是正确的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能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俄罗斯到目前为止是不是完成了一次成功的转型?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简单的做出下面几个思考,俄罗斯目前的产业经济,在全球化分工中,处在哪个环节呢?它提供的主要还是能源等原材料,其全球的影响也仅仅是局限于军事和基于能源控制的威权,也就是软实力还看不到。全球金融体系和产业分工中,我们也是看不到俄罗斯的身影的,所以,我倒是认为俄罗斯的转型才刚刚开始——虽然他们已经具有一个民主的形式或者说是具有了一个现代化政权的组织框架,但是,经济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再来说中国,从目前可知的历史档案中,可以知道,邓给中国设计的改革蓝图从一开始就包含了经济和政治的互动,这种互动不同于俄罗斯出现的“同时相关性”,而应该是前后配合的相关性。

但历史给邓所在的组织和中国开了个玩笑,那就是1989年事件,此后,中国开始走向了经济单独前行,直到目前,我们看到的是落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所以,腐败开始不可避免。开始是以追求经济利益的腐败,后来便是追求政治权力的腐败,最后就成了混乱的权贵资本主义阶段。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逻辑下,我们的改革也势必遵循从经济领域的改革到政治领域的改革这样的顺序来进行。于是问题就出现了,按照周其仁的观点,因为对经济既得利益者的触犯可能以经济来补偿,但是,政治改革触犯的既得利益者却是无法补偿的,所以,这也是邓小平提出“改革也是革命”的背景和原因。而且,在中国,特殊就特殊在,政治既得利益者因为党政不分,其实归根到底是党对自己利益的自我削减,在一党制的情况下,这种利益的自我削减必定是缓慢的,所以,这就势必牵涉到政党和政权的合法性问题。

所以,我给中国目前改革进程的界定是,从改革动力的角度讲,已经进入了基于政党合法性的危机动力时期。

而且,可以想见的是,这个危机动力带来的可体会的强烈程度,很大程度上和中产阶级的政治诉求以及媒体和舆论的独立和普通民众的权力意识的觉醒是有直接关系。

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对高素质的人群来讲,对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以及个人心性的解放,这些都远比政治游戏更有吸引力,所以,我们看到,在日本这样的国家,哪怕是自民党垄断执政权很多年以后,民众竟然依然该旅游的旅游,该游玩的游玩,政治热情淡漠成为了民主党试图夺取政权组阁的最大困惑。

所以,经济发展对一个政党的执政寿命的维护到底多久,这个真是不好说。但,从最根本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是需要一个民主政治作为保障,这样也是维持这个政党廉洁性和自律的很好的依据。

所以,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希望能够更多的关注政权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