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关东大地震”引发重建“近代日本”；

　　1945年,日本战败促使天皇制形态从绝对制度修正为象征制度；

　　1964年,东京奥运会再次成为契机……

　　□著:松本健一(日本著名评论家,日本丽泽大学教授)□译:孙雅甜(《人民中国》杂志社)

　　梦想超级特快列车

　　东京奥运会是日本仿效欧美,一路追求近代化的最后阶段。

　　1964年4月,我们离开故乡,来到东京,这里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巨变。“梦想超级特快列车”东海道新干线开通,高速公路、超高层建筑开始投入建设。过街天桥、地下通道这类新型建筑物纷纷开始出现在城市街头。

　　新宿西口小路上的黑市被取缔,淀桥净水场也没了踪影。昔日的西口,地面一度被建设广场用的铁板覆盖。然而就在新宿西口广场(东京新宿站西口地下广场。1969年2月开始,每周六晚年轻人都会在广场举行集会,演唱民谣歌曲,并议论时政。同年7月19日,警视厅将“广场”更名为“通道”；7月24日,又加以取缔,西口广场的民谣集会就此消亡)建成四五年后,其名称便由广场改成了“通道”。

　　1964年社会转型,契机就是当年的东京奥运会。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新干线也好,高速公路也好,建设这些,都是为了向那些前来观看奥运会以及奥运会以后来日本观光旅游的欧美人展示日本这个发达国家的风采,而且是一个与欧美同等水平的发达国家。只不过,东京奥运会本身,即是日本仿效欧美一路追求而来的近代化之最后阶段,也是20世纪60年代日本开始脱离“近代日本”这一历史阶段,步入经济高速增长期的象征。

　　社会的转型,促使景象发生变迁。不过,恐怕有人会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要说社会转型,1945年岂不是要比1964年的变动大得多吗?

　　1945年发生的那一切,与其说是社会转型,倒不如说是政治体制的变化更为贴切。天皇制的形态由绝对制度修正为象征制度；在8月15日,法西斯体制向民主主义体制过渡。

　　或许还会有人质疑:若是说起景象之变迁,关东大地震发生的1920年代的变动难道不比1960年代更巨大吗?1920年代被认为是现代史的原点,汽车、体育运动、西方舞蹈、性等20世纪的新风俗、新文化在当时已经全部出现了。但是,1920年代的这些变化,只能算是以关东大地震为契机进行的“近代日本”的重建。据说,因为东京的高层建筑几乎都在大地震中垮塌,从森鸥外宅邸所在之处———根岸的观潮楼上,时隔几十年,人们又一次看到了东京湾的海潮。这里说的就是地震后的重建。

　　井伏鳟二在其所著《荻窪风土记》的开头部分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记述,那段文字的大意是:大地震前,在荻窪能够隐约听到从品川岸边石壁旁驶出的轮船的汽笛声,地震后不知为何听不到了。至于原因,恐怕有很多,像是建筑物的西洋化以及高层化,汽车的增加,空气污染等等。

公害最严重的国家

　　明治以后,日本经历了多次路线修正,效仿英、法实行文明开化,效仿普鲁士实现富国强兵,效仿德意志、意大利走上法西斯主义,最后效仿美国实现了民主主义。

　　明治以后到1960年代之间的日本,总是处于森鸥外所说的“建造中”的状态。“建造”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日本能够追赶上欧美,实现近代化。

　　所谓“建造中”,是指日本处于近代化过程之中。明治以后的日本,其仿效的对象、欲实现的近代理想的类型虽然一直在变,时而英、法,时而普鲁士,时而德意志、意大利,时而美国,但是自始至终没有放弃近代化的道路。

　　若要简略阐述日本一贯奉行的近代化之路,可以说对外表现为从亚洲向欧美的过渡,对内表现为从农村向城市的过渡。具体地说,日本的近代化,由于采取了仿效并追赶近代化的先驱者欧美国家这一方式,因而拥有了资本主义化、中央集权化、城市化、工业化、合理主义化、欧美化等多个方面。

　　但是,19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让这种近代化走进了死胡同。经济高速增长是近代的最后阶段,此时的日本已经与欧美齐头并进了,对日本而言,欧美诸国已经失去了作为理想型的意义。

　　能够诠释这一变化的最好例子就是公害问题。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仅用七八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欧美二三百年走过的历程,建立了欧美类型的资本主义和工业。正因为如此,其公害带来的恶劣影响也呈加速度凸显出来。1960年代后半期出现的水俣病、“疼痛病”、琵琶湖污染、骏河湾污泥———其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说明日本是公害最严重的国家。

　　从1968年到1969年,我在船桥工厂总务科工作,工作之一就是研究公害对策。具体来说就是在合乎法律、经营方针的前提下,在技术允许的范围内处理制造过程中排出的有毒物质。有一次,我曾询问有技术合作关系的美国企业,他们是怎样进行公害处理的。得到的答复是:我们公司设在沙漠边上,对排烟和排水未作任何处理。

　　听了这个回答,我心想,国土辽阔的国家真好。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在公害治理方面,日本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在解决公害问题方面把欧美当作模范来学习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日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个问题。

　　正在近代化道路上大步前进的亚洲各国,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也会像1960年代的日本那样开始被公害问题所困扰。在中国上海的工业地带,长江翻滚着黑浪,工厂的烟囱喷吐着黑色浓烟。在朝鲜,合成肥料和化学农药被大量投放,农业近代化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移植的文明如头皮脱落

　　诗中人物从农村来到城市,像18世纪欧洲曾有过的那样被“城市给人以自由”的神话所诱惑。

　　历史范畴上的“近代日本”,广义上来讲,是指明治以后的日本处于一个在外从亚洲到欧美,在内从农村到城市的过渡过程。这意味着在“近代日本”中形成的精神之构图,是在亚洲与欧美、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地方与中央等一系列对立构图之上建立起来的。

　　亚洲与欧美这一对立的构图,产生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即从“落后的”亚洲到“先进的”欧美留洋,并从欧美国家移植“文明”。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产生了“归国者”这一特殊精神类型,还发生了被移植的“文明”难以生根而脱落的现象。鹤见俊辅在《战时日本精神史》中用“如头皮脱落一般”来形容这种现象。

　　移植过来的欧美“文明”一旦剥离,就会随即发生“回归日本”的精神现象。借用“近代日本”这一特殊历史范畴内的语言来称呼这种回归现象,就是“背叛”。所谓“背叛”,是指思想的背离与回归。这里的思想不是指那种可以被权力的强制力量改变的一般现象,而是指移植过来的欧美文明———知识分子的思想,即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这种思想脱落下来,社会开始回归于移植发生以前的精神气质(生活情感)———“背叛”就是这样一种病理性精神现象。

　　在农村出生、长大的民众,成为城市的工业劳动力。他们在城市工作,但心底仍然深藏着“思乡”的情绪———农村和城市的对立构图产生了这样一种精神状态。

　　这种“近代日本”大众的精神形态在石川啄木的俳句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冷雨降都城,遥想故乡雨。淡紫花朵摇曳,轻打马铃薯。”这首诗描绘了这样一幅情景:主人公来到首都,看到都城飘落的冷雨,不禁想起了故乡的雨。在那里,雨点敲打着马铃薯的紫色花朵。诗中的人物设定为从农村来到城市,或许是因为在城市工作,或许是因为在城市求学,或是像18世纪欧洲曾有过的那样被“城市给人以自由”的神话所诱惑。总之,从农村来到城市这一场景设定是该诗成立的前提,吟咏了这样一种心情:主人公虽然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城市,但无时无刻不在悲伤地思念被自己抛弃的故乡。

　　想来这并不是啄木一人的心情。诗中描写的是近代日本从农村来到城市,从地方来到中央的大多数人的共同经历,反映了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心情。啄木在日俄战争前后来到东京,成为近代的“故乡丧失者”。他将这种大众的经历和心情以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

多吃面包,多喝牛奶

　　正是在一个个神话之上,我们一直支持着近代化事业,向城市型社会的过渡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

　　《故乡》是一首不折不扣的近代故乡丧失者的思乡诗,“曾在那山追野兔,曾在那河捉鲫鱼,魂牵梦萦今犹记,遥遥故乡永难忘。”诗创作于一战爆发的1914年,70年后的一次调查中,这首歌被选为最受日本人欢迎的学堂乐歌。这也就意味着催生这首歌的大众心理和土壤在这70年间基本没有变化。日本近代化的速度虽然很剧烈,但那最终也只是体现在从农村到城市这样一个过渡的构图之上。

　　但是,这一过渡过程,自1964年以后进入了最后阶段,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画上了句号。在松下圭一的论文《城市型社会与防卫战争》中,当农业人口占到总人口的30%时,社会处于从农村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的过渡阶段；而当农业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0%时,社会处于城市型社会的成熟阶段。日本的农业人口在一战后的1925年占总人口的52%,在二战后的1948年占到总人口的48%,1960年占33%,1977年占14%。除去第二产业兼业的情况,1977年应该不到10%。

　　如此一来,日本在1960年以前是农业型社会,此后直至1970年代末处于农村型社会到城市型社会的过渡阶段,从1970年代末开始进入城市型社会的成熟阶段。城市小说、地区报纸、城市音乐等为代表的城市文化开始流行。

　　由农村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的过渡,在战后的教育中,被渲染成一个神话,资源匮乏的日本为了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不得不大力发展加工业和贸易。日本的柏油路比率只有10%,欧美则是30%,如果不超过欧美,就不能算是发达、有文化的国家；一直吃大米的话,血液都集中到胃部,头脑的反应就会变得迟缓。必须吃面包,多喝牛奶,才能提高智力水平,赶上欧美。

　　正是在一个个神话之上,我们一直支持着近代化事业,向城市型社会的过渡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这就造成了现在再也找不到《故乡》中歌唱的“曾在那山追野兔,曾在那河捉鲫鱼”的“故乡”了。或者可以说,人们在心中低声吟唱思乡诗至今,是出于对破坏故乡的一种补偿。

　　自然风景中“故乡”的丧失,必然与精神世界中神灵、根以及故乡的丧失相关联。这种丧失正在把曾经构筑起我们精神世界的种种语言变成死语:给人以温柔与裹步不前印象的“母亲”,让人涌起无限眷恋与忧愁的“村庄”,还有从土地中孕育出一切的“泥土”———这些词语蕴含的丰富情感被夺走了,土地成为商品,人们开始用“农业用地”、“住宅用地”这样的词汇来称呼它。

民间工艺品属于土著还是现代

　　政治上的“中庸之道”是保守还是革新?提出这些问题本身正在变得没有意义。

　　亚洲与欧美、农村与城市、地方与中央、农业与工业……这些社会性对立构图建立在“近代日本”这一特殊历史范畴之内,与思想、政治、文化诸领域中的土著风俗与近代、保守与革新、右翼与左翼、大众文学与纯文学、演歌(歌谣)与流行音乐等各式各样的对立构图相互照应。

　　近代日本人正是在这一系列的对立构图之上,形成了自己的精神。因此,思想、政治、文化诸领域的论战,基本上都涉及到对立构图的选择问题。

　　然而,最近十几年来,像样的论战越来越少了。当然,像是围绕公害和自然破坏的论战,围绕核电的能源论战,围绕遗传工程学的科学技术论战,关于国家论的论战,不可谓之没有。但是,与以往那些关涉到我们精神形成的对立构图相比,这些论战似乎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进行的。

　　原因何在呢?我在编纂以“昭和”为中心的《现代论战事典》的过程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思考,并得出了下列结论。

　　在昭和时代,近代化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即便如此,国家仍然在拼命完成向近代的过渡。这样一来,“昭和论战全史”就从多角度论证了“近代日本”的历史意义,如日本资本主义论战、私小说论战、“超越近代”论战、主体性论战、“政治与文学”论战、国民文学论战、“安保”论战、近代化论战、柳田民俗学论战等等。所有这些论战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论证了“近代日本”的历史意义。然而经过1960年代至1970年代后半期的经济高速增长,我国与西欧各国齐头并进以后发生的论战,很难再冠以“昭和”这一天皇制度的年号,因为公害和自然破坏的论战、核电的能源论战……更适合于在世界的同步性层面上加以把握。

　　以往那些长久以来与我们的精神形成密切相关的对立构图正在逐渐消失。现实中,那些对立构图被消融的现象正在我们身边不断上演。

　　摆在店头的所谓“民间工艺品”是土著风俗还是近代?政治上的“中庸之道”是保守还是革新?被称为“新音乐”的音乐现象,是演歌(歌谣)还是流行音乐?提出这些问题本身正在变得没有意义。

　　这些在196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现象,是以消融以往对立构图的形式发生的。正因如此,才不得不冠以“新”这个字眼,如新右翼、新左翼,新通俗文化、新音乐等等。这里的“新”,是指尚无法在历史上给出定义的、作为一个现象的崭新程度。

在日亚洲人火并事件

　　我们震惊,是因为两个民族间的斗争,却发生在这两个民族以外的国家。

　　1978年9月,东京歌舞伎町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在日亚洲人火并事件,柬埔寨人被杀,台湾人被砍掉了手。

　　我感到震惊不是因为这是一起亚洲人互相争斗、伤害的事件。亚洲人之间的相互残杀,早在日中战争、大东亚战争时我就已经体验过了,最近又有印巴纷争、两伊战争。

　　那么,是因为这件事的残忍性而吃惊吗?在日本,像钢琴杀人事件、洋伞杀人事件、金属棒杀人事件甚至暴力团的斗殴,早已成为家常便饭,这种程度已经不算是很残忍了。

　　我们震惊,是因为两个民族间的斗争,发生在这两个民族以外的国家,而且发生地点不是神户、横滨等外国人较多的城市,而是新宿这个年轻人的聚集地。作为当事人的柬埔寨人和台湾人都在新宿的繁华街工作。

　　事件发生5年后,我们已经能够知道北陆温泉场地的年轻人中有几成是亚洲来的打工者,以及茨城县的小酒馆、酒吧中有很多菲律宾女性。柳町光男导演的电影《再见吧!可爱的大地》(1982年)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现实。在主演秋吉由美子工作的茨城县鹿岛的小酒馆,就有菲律宾女性被强迫卖淫。

　　想来这是1960年安保时的事情了。我和妹妹去邻镇看《西区故事》的首映式。这部电影套用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剧模式,只是把地点转移到国际大都市纽约,把故事发生的背景从两个家族的恩怨情仇置换为两种移民势力之间的对立。当时,我只有十四五岁,心里只是想着,原来有许多民族的国际都市还会发生那种事啊。然而,和电影类似的事却在1970年代的新宿发生了。

　　我于1964年来到东京。在我进京之前居住过的城镇里,设立了驻军司令部,星条旗飘扬在镇子中央。镇上有朝鲜人,离我家不远的地方,还住着日本兵从外地娶回来的菲律宾女子。要说美国人,在离家50米远处就是将校宿舍,那里有成群结队的美国人。建在城镇里的驻军司令部和飞机场最终返还给日本是在1964年。

　　也就是说,在1964年前后,除了冲绳,日本基本上结束了被占领状态。经济也从战后复兴期过渡到高速增长期。日本曾一度欲用军事、政治手段构建的大东亚共荣圈体制以失败告终；而经过高速增长期,日本却运用和平和经济手段成功地建立起这种体制。1967年发行的《日本-亚洲相关文献目录》(国立国会图书馆越南留学生支援会会报·特别号)中,有这样的记载:“1965年前后,日本资本开始大规模进军亚洲。”

日本不是朋友

　　亚洲沐浴在西欧的“荣光”下,却吞咽着天下头等的“屈辱”,而日本已经与西欧的“荣光”浑然一体。

　　国立国会图书馆收藏的涉亚洲文献数量的急剧增加,始于1965年前后。这与日本资本大规模进军亚洲的时期大体一致。

　　关于这两个现象之间的关联,《日本—亚洲相关文献目录》指出:“随着日本与亚洲的人、物交流变得密切,在日本,获取有关亚洲的信息变得尤为必要。”获取信息的最大动机,是为了服务于资本获取资源,买卖商品,掠夺农村劳动力,外交方面自然也反映了这种需求。日本的亚洲研究调查体制的三大潮流,是国家、大学和资本。”不过,文献数量的增多,并没有使日本和亚洲的关系变得顺利。

　　1974年,田中角荣首相出访东南亚五国,在印度尼西亚遭遇反日游行。我们不能把这件事的责任单纯归咎于田中首相和自民党政府。8年后,也就是在1982年,有亚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写论文批判日本对亚洲的经济侵略,看到这篇论文的社会党议员斥责道,区区一个通产省外围团体的职员竟然批判起国家的政策来,这成何体统!

　　冈仓天心曾说过,亚洲沐浴在西欧的“荣光”下,却吞咽着天下头等的“屈辱”。然而在今天,日本已经与西欧的“荣光”浑然一体。当然,这种“脱亚入欧”的姿态,自明治以来就已是日本的国策。可以说,所谓靠和平、经济手段建立起来的大东亚共荣圈,就是占有亚洲各国的廉价劳动力、原料和食品,同时拼命向亚洲输出资本、技术和机械。因此,才会产生下面这样的菲律宾人的言论:“我们从来没有把日本人当作朋友。日本只是贸易伙伴。日本没有做过一件能够证明他们友情的事。”(1978年6月5日《朝日新闻》)

　　这类言论与田中首相访亚之行中的印尼反日游行是一致的。所有这些,都起因于日本单纯把亚洲看作经济附属国的想法和态度———这与过去的“盟主”一词相通———从而招致了亚洲各国的反抗。

　　这样一来,竹内好在1963年写下《亚洲主义的展望》(《亚洲主义》解说)一文,是为了从历史角度重新审视“亚洲主义”的含义,它一方面含有侵略主义、扩张主义的意义,另一方面意味着走到近代化尽头的日本已经脱离了亚洲。

　　日本不再属于亚洲,亚洲只不过是日本的贸易对象———这种想法正在使日本人失去某些重要的东西。

电饭煲里的栗子饭

　　看到电冰箱里放着一盒腌萝卜,了解过去的人肯定会感到一丝不协调,可1964年之后出生长大的青少年,却感觉不到丝毫不对劲儿的地方。1960年代的高速增长,给日本人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汽车、电话、抽水马桶、电视、电饭锅、吸尘器、立体声音响陆续进入普通家庭。这些物件,是如此理所当然地闯入了人们的生活,似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就摆放在那里。

　　在1982年度全国学生俳句协会举办的全国俳句大会上,有一首俳句获得了大奖:“电饭煲中,栗子饭呼呼作响。”这句诗非但没有将电饭锅和栗子饭处理成给人不协调感觉的对立物,反而出色地让二者和平共处在同一场景下。这恐怕是从电饭锅和栗子饭本来就和睦相处这样一种生活感觉中自然而然产生出的诗句。

　　萩原太郎的诗《小出新道》,据说是对啄木的“今入故乡”有感而作:“在这里,新的道路已经开通/它直接通向城市/……/我们必须,必须转换思维/因为/在我们不得不走的背叛的道路上/树木已被砍伐殆尽。”诗中表达了为日本的近代化而奋斗却因此丧失了故乡的人们的感伤与自我批判。然而,对于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看惯了宽广的道路、崭新的桥梁,还有被修整得整整齐齐的树木的人来说,这些近代化的景象丝毫不会引起丧失故乡的感伤。在他们的印象中,故乡就应该是高速公路四通八达,柏油路两边排列着白色的护栏,故乡与白色护栏不会有任何不协调的感觉。

　　当然,虽然社会景象改变了,但是或许离心中风景的改变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对于包括我在内的来自地方的人们来说,心中依然残留着失去了故乡的感伤和由此产生的乡愁的碎痕。“故乡=去农”这一命题,作为日本人的精神主题,仍然保持着有效性。“君已离农去,烈火焚君屋。又是一年春来到,窗边花枝笑。”时田则雄的这首短歌,收于他1982年的歌集《北方论》中。这首诗的主题,与啄木吟咏的故乡丧失者的感伤一脉相承。就像诗中“离农”一词象征的那样,近代已经成为我们日本人生活的前提。

　　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的对立构图顷刻被化解,银座大街、超市进驻到地方的各个角落,“地方”这个词语正在丧失其实际含义。

隐忍顺从过时了

　　毕业主题曲《仰望师恩》表达的是“奋斗”型精神和成功的关系,其中最典型的一段是“立身”、“扬名”。

　　社会性对立构图被溶解,即意味着其对立项不再产生文化冲击。当然,例如中央和地方这一对立项,作为语言仍然存在。不过,今天乘坐新干线到达东京站的年轻人,已经不会遇到昔日经过上野站来到都市的人们体验过的那种激烈的文化冲击。

　　城市里的风俗、生活、文化样式已经渗透到了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当然,农村没有电影院,也没有迪斯科舞厅,没有24小时营业的咖啡馆,也不会开音乐会。但是,每家每户都有电视机、电冰箱和汽车。电视里宣传的大型盒式录音机、新型摩托车、汽车等等,说不定地方的年轻人拥有的比率更高。

　　所谓地方城市,是指其中心地带在城市,周边地域是农村的城市。地方城市将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化解在自身内部。由于中心地带是东京的迷你版,把来自地方城市的人叫作乡下人,至多也就是用在吵架时激怒对方罢了。城市与农村的文化性偏差,已经大大地缩小了。

　　文化性偏差会给偏差体验者的精神带来文化冲击,这种冲击会产生超越文化性偏差的目标性和动力。所谓目标性,是指在“近代日本”中,对内从农村到城市,对外从亚洲到西欧。所谓动力,是指不懈追求并实现目标的“奋斗”的精神。

　　支撑着“近代日本”的精神,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大众,也不管是何种程度,都很好地体现在“奋斗”、“勤勉”、“节约”、“禁欲”、“正直”这类一般道德的词汇中。这些一般道德,保证了“近代日本”所认同的成功,即出人头地之路。毕业主题曲《仰望师恩》表达的是“奋斗”型精神和成功的关系,其中最典型的一段是“立身”、“扬名”。

　　这些一般道德的词汇,还能让我们想起放在校园里的二宫金次郎塑像。

　　二宫金次郎的奋斗型精神是近代的功利主义精神,这种“奋斗”会带来个人的出人头地,同时也会使社会富裕起来。封建社会的一般道德,概括地说,不是“奋斗”,而是“隐忍顺从”。但二宫金次郎从没有“隐忍顺从”,这样看来,在二战前的校园里建造二宫金次郎像不是因为战前是封建社会,而是因为勉强也算是个称颂功利主义的“奋斗”型精神的资本主义社会。

　　然而,19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实现了“近代”,这导致对立构图被溶解。因此,旨在超越对立项文化性偏差的“奋斗”,也开始变得不再必要。

马虎和凑合的时代

　　满足型精神和趣味型文化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了奋斗型精神和启蒙型文化。“一味地”、“拼命”的时代已经过去,“马马虎虎”、“凑合”的时代到来了。

　　曾经支撑了“近代日本”的精神,是那些一般道德词汇所象征的奋斗型精神。如果要用语言来形容的话,我们会用“一味地”、“专心”、“拼命地”,当然,这些形容的背后,隐藏着“不料”、“徒然”、“悲痛”等大众的愤怒情绪。可以说,演歌就是“无法克制”这种大众的愤怒而唱出的歌曲。

　　既然支撑着“近代日本”的精神是奋斗型的,那么其文化就必然要不断锤炼这种精神。换言之,是启蒙型、教育型、锤炼型的文化。

　　一般来讲,人们会做一个分类。即,知识分子型的文化是“岩波文化”,大众型的文化是“讲谈社文化”。这样分类由来已久。明治末期,岩波书店和讲谈社创立,前者将读者定位在大学教授、学生、官僚和文化人,后者则将读者定位在士兵、公司职员、商人和老板娘。两家书店的镇店之宝更是各有千秋,特色鲜明。前者有夏目漱石全集,后者则有吉川英治全集。

　　不过,“岩波文化”和“讲谈社文化”虽然大有不同,但是在不断锤炼“近代日本”的精神支柱———奋斗型精神方面却是殊途同归。尽管精神锤炼的对象有知识分子和大众之别,但却都是启蒙型文化。

　　村上一郎在《岩波茂雄》(1962年前后执笔)中对此事有如下论述:“‘锤炼’、‘教育’是‘岩波文化’成立的基础,而‘锤炼’、‘教育’的小伙计版、女佣版、老板娘版、士兵版就是‘讲谈社文化’。”这种启蒙型文化,自明治以来,使得日本完成了由农村向城市、由亚洲向西欧的过渡,对于建成现代的“经济大国”发挥了巨大作用(虽然中途出现了富国强兵化、法西斯化等错误尝试)。

　　然而,所谓启蒙型文化,须得先有理想型,然后才会产生向理想型靠拢的精神动向。但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我国开始与西欧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城市型社会进入了成熟阶段。此时,西欧也好城市也好,都不再是理想型,而成为我们的现实生活。因此,对于年轻人来讲,曾经支撑起“近代日本”的奋斗型精神和不断锤炼这种精神的启蒙型文化已不再具有像过去那样的吸引力。

　　我们这一代人,1964年升入大学,人们曾用“右手《朝日期刊》,左手《少年杂志》”这样的口号称呼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意味着“漫画一代”的出场。然而,从本质上看得更加透彻一点,是宣告奋斗型精神和启蒙型文化衰退的一代人的出场。满足型精神和趣味型文化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了奋斗型精神和启蒙型文化。“一味地”、“拼命”的时代已经过去,“马马虎虎”、“凑合”的时代到来了。

百无聊赖的水晶生活

　　马克斯·韦伯曾说过,一旦资本主义进入极盛期,趣味和爱好便会流行。

　　经济高速增长是近代的最后阶段,它将我们带入了物质“过剩”状态,这是一种衣食无忧的状态。此时,除了居住问题,已没有奋斗的必要。而“满足”于这种状态,开始成为支撑社会的基本精神。田中康夫的小说《百无聊赖的水晶生活》(1981年)用十分自然的笔触描写了这种满足型精神。

　　淳一和我过着毫无烦恼的生活。百无聊赖地买一些顺遂心意的东西,百无聊赖地穿一些顺遂心意的衣服,百无聊赖地吃一些顺遂心意的食物,百无聊赖地听一些顺遂心意的音乐,百无聊赖地去一些顺遂心意的地方,散步,游玩。似乎只要两个人在一起,便会百无聊赖地过起顺遂心意的水晶般的生活。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们,“满足”于他们“百无聊赖”的生活,与拼命追求快乐生活的享乐主义迥然不同。于是,在这种满足型精神支撑的社会里,现代日本人开始把找出符合自己口味、趣味的物质看作是一种文化。

　　所有人都执著于自己的“兴趣、嗜好”。在这里,兴趣和爱好盛行的现象成为必然。处于资本主义极盛期的城市型人类,具有弗洛姆所说的“市场性格”和格林所说的“中产阶级男孩式的”性格。

　　对于这种性格的城市型人类而言,“岩波”这个启蒙型文化的代表是不合适的。将酒、高尔夫、运动、犯罪内幕和政治、文学置于同一平台上的《文艺春秋》更对他们的口味。《文艺春秋》这本杂志,能够满足读者的兴趣和嗜好,换言之,是趣味型文化的代表。于是,作为理性权威君临整个“近代日本”并极尽隆盛的“岩波文化”,逐渐凋零,最终被“文春文化”所取代。直到1960年代安保前后,《世界》曾经是大学生必读杂志。到了1964年入学的我们这一代时,已经很少有人阅读它了。

　　然而,从启蒙型文化到趣味型文化的过渡,其市场性就包含在对兴趣和嗜好的执著之中,这一点从满足型精神将资本主义作为基盘,拥有“市场性格”就能看出来。也就是说,在城市里变成了“孤独的群众”(李斯曼)的大众,开始变得异常关心他人的喜好。此时,信息型文化代替趣味型文化,信息提供型杂志《Dakapo》、《Focus》代替趣味综合杂志《文艺春秋》开始发展起来。

　　现代城市型人类,一直在等待同时代其他人传递的“信息”。仅靠同时代人提供的信息写成的商品目录小说《百无聊赖的水晶生活》之所以会大受欢迎,是因为有城市型人类的增加为背景。城市型人类不仅要满足自己的“趣味”,另外,为了逃脱身在城市的孤独和不安,还会不停地观察别人在做什么,别人喜欢什么。即,他们希望把握同时代“信息”。

披头士革命

　　就像短发曾象征监狱、军队、运动的“坚忍”精神,披头士发型也曾有过与之相反的象征“自由”的意义

　　1962年8月,披头士乐队在英国利物浦结成。不过,披头士在日本急速流行起来却是在1964年6月份左右。

　　最近出版的《回到60’s———披头士与我们的时代》(平凡社)回顾了1960年代,1964年3月6日的报纸首次报道了美国摇摆舞曲转向对面、劲酷节拍组合现身英国等现象。这样看来,在这一时间,披头士在日本还不太为人所知。

　　但是,在1964年4月进入大学的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意识,那就是披头士就是音乐本身,不,应该说披头士就是世界同步性文化本身。

　　1964年10月东京奥运会召开,当时我家住在小田急线沿线。有一次,我和高我一年的早稻田大学的师兄信步而行,走到了代代木上原附近的“奥运村”,就顺便去看了个热闹。要说起我们两个的行头,不可不谓之奇妙:身上罩的是藏青地碎白花纹的和服外衣,头发却是半长的长发,也就是所谓的“披头士发式”。

　　披头士的音乐,给从小拨弄吉他如玩铅笔的战后出生的青年们带来了一种“革命”。这种“革命”预告了一代人的登场———他们比起意识形态的东西更相信感觉和官能。也就是说,音乐不再是普通的音乐,而升格为视感觉、官能为第一位的这代人的文化,成为了这样一种自我宣扬。披头士是吉他,是长发,是强调个体的新的生活方式,所以才会是革命。

　　不错,我们可以列举出好几位与披头士人气不相上下的音乐家,像1950年代的普莱斯利,1970年代的滚石乐队等等。但是,他们终究不是“革命”。只有披头士才能在全世界的年轻人中掀起一场只能被称之为“革命”的披头士现象。

　　而且,这场革命还伴随着不相信意识形态和否认政治的表达方式(此处仅代表日本作家观点)。最典型的就是约翰·列侬。他没有嘶喊着“反对越战”,也没有手举红旗,头缠手巾去游行示威,而是一边说着“和平”,做着V字形手势,一边赤裸着全身与洋子静卧示威。当然,至于披头士的长发,就像当初被人们称作“蘑菇头”那样,或许只是一种时尚而已。然而,就像短发曾象征了监狱、军队、运动的“坚忍”精神那样,披头士发式曾有过与之相反的象征“自由”的意义,或者说变得具有这种意义了。1960年代大学斗争时期,在大学和中学里曾经出现过“认可长发!”的要求,这可以说是披头士革命的变形。

　　这样看来,当1964年东京奥运会召开,当三波春夫的“东京五环歌”几乎成为奥运主题曲唱遍大街小巷时,披头士那代人只能苦笑。因为只有几年后冬季奥运会上《白色恋人》那样的歌,才是能够为他们所容忍的奥运主题歌。

幸吉已经跑不动了

　　以东京奥运会为界,体育运动开始从“奋斗”型转向“欣赏趣味”型,形象地说,就是从田径、游泳为主的时代,转向了网球、高尔夫球为主的时代。

　　在物资过剩的大众消费社会中,“奋斗”不再是价值。因为通过“奋斗”弥补“匮乏”,逐渐达到充足已变得不再必要。这类社会意识的变化在体育的世界也凸显起来。

　　简单地说,人们所说的“饥饿时的体育”这类能够把空腹转化为饱腹的体育运动一个个地消失了。“饥饿时的体育”的代表运动要算是拳击了。在这项运动中,凭借一只拳头,原来一文不名的无名之辈就有可能变成一个王者,百万富翁———现在来说应该是亿万富翁了,说是百万富翁,还是工薪阶层月薪1.38万日元时候的感觉。

　　在奥运会这个业余体育运动大赛上,虽然都说重在参与,参赛本身就有意义等等,夺冠却事关个人的荣誉、国力的宣扬。东京奥运会为了赢得这种个人的荣誉和国力的宣扬,将“奋斗”作为一种价值向国民进行宣传。明治以后的日本通过实行近代化,通过努力奋斗,终于赶上了西欧,达到了和西欧同样的水平。我们要用日本的经济实力———所谓经济实力,既是指日本靠自己的力量举办奥运会,也是指日本国内随处可见的新干线、高速公路、钢筋混凝土的高层建筑物的风景———和运动赛事中的金牌来向世界展示这一事实。东京奥运会即被赋予了这样一种使命。

　　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下面的体育观。体育不是要一决胜负。“奋斗”才是最重要的,是一种伟大的价值。为了获胜要“奋斗”,这其中“毅力”尤为重要———这种体育神话曾被大众所接受,造成了过分强调体育中的精神万能论、奋斗精神。

　　这种精神万能论、奋斗精神的牺牲者是圆谷幸吉———东京奥运会上拼尽全力取得马拉松比赛第三名的人,强烈地打动了我们的心。尽管如此,虽然我们一直在强调只要努力了、只要训练了、只要奋斗了,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按照这种精神万能论的指示行动了,却出现了这样一种意外的结果,那就是无论我们怎样做,都无法超越肉体本身的极限———这根本与才能、资质有关。“幸吉已经跑不动了”———1968年1月,圆谷留下了这样一封遗书,结束了他的生命。此时东京奥运会结束已有4年,墨西哥奥运会召开在即。

　　想来精神万能论、奋斗精神曾经构筑了马拉松跑者圆谷幸吉的精神根基。东京奥运会之后,他曾在报纸上发表手记。他写道:“跑过了35公里后,痛苦神奇般地消失了……就在这时,我突然有了一种自信,觉得只要努力,一定能进入前三名。”这里说的痛苦消失,可以说意味着一种仅凭着肉体本身所记忆的本能在跑的状态。在这种本能的状态下,圆谷还在想着“只要努力……”这就意味着,精神万能论和奋斗精神已经渗透到在本能支配下奔跑的选手的精神最深处了。

　　然而,东京奥运会之后,大多数国民都摆脱了精神万能论和奋斗精神这种附体的邪魔。在物资过剩的社会里,人们开始觉得体育运动是用来欣赏的、享受的。反过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近来的年轻人被指责在做体育运动时没有毅力。总之,以东京奥运会为界,体育运动开始从“奋斗”型转向“欣赏趣味”型。形象地说,就是从田径、游泳为主的时代,转向了网球、高尔夫球为主的时代。史无前例的时光“大众”为了保卫自己“富裕的社会”,开始压制、歧视有损于“富裕”形象的势力。

史无前例的时光

　　夏目漱石曾在小说《野分》中,借主人公之口表达了自己生存的时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期。“明治四十年之岁月,乃明治开化之初期是也。若要换言说明之,今日吾人生息于昔日未曾有之开化之中……吾人自然拥有过去。然其过去或是老耄之过去,或是幼稚之过去。并未有值得效法之过去。明治四十年乃史无先例之四十年是也。”确实,不仅仅是漱石,对于所有时代的所有人而言,自己生存的时光都是自己独一无二的体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史无先例”的时光。时光总是荏苒,万物总会更新。

　　不过,在时光流转、社会变迁和景象变换过程中,也会有若干大的停顿和断层。其标志之一,就是政治改革。1868年的明治维新和1945年战败正是上文提到的政治改革。

　　于是,在这些政治改革发生二三十年后———相当于一代人的时间周期,社会转型期到来了。漱石将明治的前四十年看作是“史无先例”的时光,也是因为他观察到了政治改革与社会转型重叠在一起的局势。明治四十年前后人们留短发,着西装,吃牛肉,揣着怀表到处走,这些风俗在40年前是无法想象的。

　　如此近代化的景象,在石川啄木和北一辉作为“东京”的点缀所描写的日俄战争前后———20世纪最初10年便已固定下来了。当然,人们可能会说,果真如此的话,从那时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进入现代,近代化的景象只是在这期间渐渐地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而已。

　　原来如此。近代化的景象从日俄战争前后到1918-1919年,迎来了“大众”的出现这一新局势。这里的“大众”并不是大批民众这个简单意义上的大众。它是指从农村共同体分离出来,并开始作为以工业为中心的产业劳动力在城市流动的民众的一种新的、不定型的存在形态。1930年代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正是通过赋予这类不规则的“大众”以“天皇”这一共同价值而成立的。无根的大众拥有了“皇国”这个虚拟的共同体。

　　就这样,“八一五”战败到来了,日本以美国为理想型进行了战后民主主义改革。大约20年后,在1964年前后,政治改革与社会转型重叠了。这一转型最大的意义就是,由“大众”掌握社会权力的“大众社会”诞生了。在这个社会里,“大众”为了保卫自己的“富裕的社会”,甚至压制、歧视有损于“富裕”形象的势力。当然,在这其中,包括媒体在内的庞大的官僚机构担当了把“大众”的精神与社会权力相连接的任务。

　　不管怎样,在1964年以后诞生的“大众社会”中,民主主义采取了“大众民主主义”的形式,资本主义式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保证了“富裕的社会”。而这里的文化,当然也采取了“大众文化”这一形态。

　　现在,大众根据自我肯定的原理,正在积极地保护这种相对的“和平、安定和富裕”。以这种大众的保守化为前提,民族主义开始呈现出保护本民族利益和特权状态的民族利己主义。这一历史现象在国内表现为“大众”对少数人的压制和歧视,想必对此已毋须赘言。我们正是生存在这样一个“史无先例”的社会。(本文有删节,大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郭连友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转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