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临近返回的两个小时前，我给梅潇发了个短信，告诉他我在南京，但是，两个小时后将出发返回北京。

梅潇接到短信后的回复是，“你在哪里，我马上过去”。

一个小时后，他出现在我住的宾馆楼下，随行的还有她女朋友。

见面的寒暄是简单的，因为他对我的行踪似乎是了解的，通过博客，基本上可以判断我最近在关注什么，在读什么书，所以，一上来我们就开始谈论新闻，谈论国情。

在整个的谈话过程中，似乎都是我在说，这几乎是我最近以来难以改变的习惯，掐指算来，来北京做记者已经四年时间了，在四年的当口我也开始对这些年的新闻操作进行一些梳理，把自己对新闻的理解系统的总结了一下，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这套理论成为我给自己所带的实习生所讲的第一课，而且，我也抓住更多的机会向那些同样对新闻感兴趣的人讲，我要他们知道我的理论，我也希望获得他们的建议。我也认为，自己的每次抒发应该都可以对自己的想法加以完善。

梅潇现在南京的一所学校教新闻传播，我在本次的谈话中更多的强调了对新闻立场和价值观的理解，我认为，作为一个大报的记者，应该对中国当下的国情有自己的体察和理解，并且，告诉那些因为种种限制而心存偏见的人们，真相在哪里，未来在哪里。

后来，躺在回京的火车上，我还在思考，我竟然这么坚定的否认了《联合早报》对中国的报道立场，我竟然那么肯定的认为，中国之大和中国之历史传统，注定了中国的转型和变迁是当今任何一个理论所无法解释的，而是，在这场伟大的转型和变迁中，必定蕴含了更伟大的理论，而这一理论也注定是蕴涵在丰富多彩的现象和故事中的——变革早已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发生了，这些伟大的变革的背后，总是有无数真切的利益相关者在推动，动力在那里，理论也在那里，而记者要成为这些理论的第一个发现者，所以，直到今天，我依然对自己的这一选择心存热爱，面对朋友们对我是不是会继续做记者的追问的回答是，“一切才刚刚开始”。不是吗？ 我才刚刚开始可以用自己的眼睛来看待这个世界，我才刚刚开始摆脱对别人的盲从。

在我年少无知的时候，学校的教育给我的最大教益就是，让我在看待我们这个国家的时候，更习惯于用中国特色来理解一切异常的东西，再到后来，我开始自由的接触到了一些成型的理论，最为典型的是哈耶克，我第一次感觉到了被颠覆，可是现在，我开始重归中国特色的观察路径，只是，我如此坚定的认为，在这个中国特色的背后，一定有着更为复杂和宏大的理论蕴含其中。

这让我想到前几年的一件事情，在李敖访问大陆的时候，编辑曾讨论让我去做个报道，但是，那个时候我自己感觉，人们更多的是把李明星化了，他的价值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讲，也许没有那么大，理由就是，它更多的是一个批评者，多有破而少有立，而现在的中国，更需要的是一个能够为当下中国的转型和变革提出系统的建设性理论的大家。当然，我的这个看法也许随着形势的改变可能再次面临修正，因为，在这个国家进行了三十年的改革以后，并非在更加开放，而是更加保守，并非更加自由，而是更加专制。但愿这只是暂时性的维稳，是出现国家迷思时的观望。历史是有这样的时刻的，不进步本身就是进步。但是，这个时期一定不能太长，更不能出现改革的惰性。

和梅潇的这次谈话时短暂的，挥手之间，意犹未尽。

从南京回来以后，我也开始有更强烈的意愿对自己毕业四年来的生活作出更全面的总结，在这个四年，我得到了很多，但不能否认的是，我也失去了很多。在这四年，我靠近了北京，却离弃的郑州，我靠近了这个以前未曾想过的港口，离弃了童年的故乡。那些故乡的美好，都成烟云，散去。

8年前，我第一次接触互联网时，我就给自己取了“忏悔的享受”这一网名，曾经有很多人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所有发问的人就是我讲了他也理解不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没有失去就没有收获，但是，请珍惜你的失去。当你能够理解这句话的时候，你就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