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应该从哪里开始对大庆油田50年历史的追忆呢？在大庆市解放村管子站南方不远处的一个高岗上，这里分布着一片坟头，有的已经变得低矮，荒草丛生，少有的几个立有墓碑，墓碑上记录着坟头主人的名字。高岗的下方，就是一片被当地人称为“泡子”的一滩浅水。

“当年，为了让会战中牺牲的同志有个安身之地，铁人老队长站在井架上环顾四周，看到了这片高岗，在高岗下面是一滩浅水，于是老队长说，这里风水好，就这里了。”许万明老人讲起这段埋在心底的故事，亢奋的情绪一下低沉了许多。

许万明，甘肃武威人，1939年出生，今年70岁，1958年加入玉门油田贝乌5队（后来铁人1205对的前身），1960年3月25日随王进喜一起从玉门油田来大庆参加石油会战，因在会战中的英勇表现，被称为“小老虎”，传诵至今。

随后，在王进喜的带领下，大家用土在这片岗子上围了一个大圆圈，里面就成了那些在会战中牺牲了的同志的公共墓地，只是，当时艰苦的条件并不允许铁人和活着的队友们为这些牺牲者立碑留名，使得他们默默的在这里一眠就是近50年。

50年后的今天，他们并没有被完全遗忘。在这些无碑的坟头的坟尖上，几乎都被用砖头压上了一打没有燃烧的冥纸，冥纸上风吹雨打的痕迹明显

。每个坟头都代表了一个富有悲情的个人命运吗？或许是。但也就是在这多少有些悲情的个人命运背后，却是代表了当时国家集举国之力打破“石油困乏”这一发展瓶颈的努力。

那时，新中国成立10周年。                             

                                    二

 在大庆油田的历史陈列馆内，参观者会看到这样一个统计：从铁人王进喜开始，在此后历次中共中央委员会中，都会有一名来自大庆油田的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他们中间包括了王进喜、张洪池、吴全清、王志武，以及刚刚调任黑龙江省副省长的原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王玉普。

这一安排是作为党和国家给大庆油田的一份特殊“政治大礼”被不断的延续和传承的，无论是在革命为主线的年代，还是在发展经济为主线的年代。

由此，大庆油田在党和国家发展中的政治地位可窥知一斑。

而大庆油田被赋予这样的政治地位，甚至在其被发现之前就可能被想象到了。

大庆油田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闯入中国历史的。

1959年，中国石油消耗总量为505万吨，其中，国内自产的仅为205万吨，自给率只有40%多一点，于是，国家不得不消耗大量外汇购置进口原油和成品油。而当时的中国受西方封锁，外汇少得可怜，甚至有时不得不拿出国库里的黄金通过香港友人转手套些外汇回来。当年一年的石油进口用掉的外汇就占了国家外汇总量的6.7%。

此外，对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来说，当时的中国边境，形势严峻，随时面临着战争的威胁，而一个常识就是，如果“没有石油，飞机、坦克不如一根打狗棒”（时任三军统帅的朱德语）。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59年9月26日下午四时许，大庆的第一桶工业油流在松基三井流出。从此，当时还叫大同镇的这片土地就和石油一起高调的进入了国家领导人的视野，并深刻影响着此后50年的国家历史。三年多后的1963年，大庆油田产油439.34万吨，占全国647.78万吨的67.8%。

当年12月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庄严的宣布，无论是在数量还是油品质量上，我国石油基本实现了自给，中国人把贫油的帽子甩进了太平洋。

而且，如果分时期来对大庆油田的经济史作出考察，就会发现，在1959年国家最需要石油的时候，大庆油田就真的被发现了这个油田；在国家建设亟需大量外汇支持的时候，这个油田就开始不断创造新的产量纪录，像印钞机一样为国家提供给了大量的所需外汇。                           

                                                     三 

当然，如果对大庆油田的开采开发历程进行考察的话，就会很清晰的发现，大庆油田对近50年来的中国发展的影响，其政治性意义和经济性意义从一开始如影随形，密不可分。这使得大庆油田也成为了新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兼具政治和经济双重意义的“红色地标”。

1960年初，为了尽早实现大规模开采，以使得我国石油早日实现自给，在中央的统一协调组织下，大庆石油会战开始了。

从这一年开始，来自全国工业战线以及三万名转业军人共计4万多人的会战队伍，以农垦的名义从全国各地开赴大庆（因为当时国家要保密）。这其中包括王进喜带领下的1205钻井队的37人，他们赶到大庆的时间是1960年3月25日。

如果4万人同时涌入一片荒原上，那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吃住马上变成了最大的问题，所以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五两三餐”，“就是一个人一天也就吃半斤粮食”。

而更要命的是，当时使用的钻井设备，刹把和锚头最容易伤害人，“一不小心，胳膊就被卷进去了”。以至于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今年6月份来大庆油田视察时，还专门询问现在的钻机是不是解决了锚头伤人的问题。

“有的人就受不了这个苦，所以就逃跑了。”当时铁人1205队的一位队员陈妇勋说，自己之所坚持下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自己从小就吃苦，“习惯了”。

“如果父亲当年不逃，现在我应该也是大庆油田的职工了，比开出租车强多了。”我大庆萨尔图机场出来，正好遇到一个出租车司机，其父亲1960年从湖北来大庆参加会战，为了养活7个孩子，最后就跑到现在大庆市下属的肇源县的农村务农了。

不过，并没有详细统计过有多少人在那种条件下选择逃跑，但更多的人没有选择逃跑，其中包括那些牺牲的人。

在许万明所知道的4个牺牲者当中，有两个是自己的好朋友，一个叫张启刚，一个叫明凤贤，“而更多的人都没有留下名字”。

如今，在他们下葬的这片高岗上，除了周围下葬的这些已经无法获悉姓名的“老会战”外，明亮的太阳下，这些稀疏的墓碑旁，新的“磕头机”不断出现。而这些“磕头机”一上一下规律运动中所表现出的温情，似乎都饱含了对这些“老会战”的无限感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