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的享受

注:下面是没有经过编辑的萧瀚的专访,言辞锋利,用我们编辑的话说就是,"老萧真猛",我给编辑的回答是"萧的猛在圈子里是出了名的".看着还是挺过瘾的. 

本报记者 叶建国

北京报道

《21世纪》：从法律和户籍改革的双重语境下，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萧瀚：这种问题就是典型的改革综合症，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是法律冲突的问题，即各地、各部门不同的规定导致了公民权利在此冲突中受损的问题，也就是以前常说的所谓“条块分割”问题。如果在户籍管理的现状之下，周靖案中教育部的规定是最不讲理的，因为所谓的户籍、学籍双认证制度是最典型的吃饱撑制度，他一方面用户籍制约人的各种能力和活动，另一方面户籍制度本身应当提供的最基本的机会他又居然用学籍分离来一笔抹煞，是典型的以刁难人为目标的制度，不是给人民提供最起码方便的制度。如果说它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教育资源被人巧取，那至少是在它的垄断之下的一种防范，本身并无公平性可言。

《21世纪》：北京市2003年推出的绿卡制度，在您看来可以被认为是北京的户籍管理一种松动吗？

萧瀚：从目前情况看，应该说是有松动的，但户籍制度的问题是个痼疾，北京这样一个资源和机会比较集中的地方难以一步到位也是可理解的。

《21世纪》：那么，对周靖这样的持有北京绿卡的家长，面临这样的问题，能够做出的选择有哪些？

萧瀚：在以制造障碍为己任的某些老朽行政部门那里，她没有太多的选择，如果家道殷实，直接把孩子送到国外比较好的大学去，省得麻烦；如果家道还到不了那么好，那就只好按照目前有可能性的方式来解决。这种莫名其妙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谁遇到也没什么好法子，除非把这些污七八糟的规定废除掉。你问我有什么办法，我当然没有，我又不是上帝，如果我是上帝，我说把目前的教育行政部门通通撤了，就万事大吉了。以他们目前的作用看，肯定远不如教育无政府主义更健康。

《21世纪》：要是对周靖们遭遇的问题做出解决的话，从哪方面进行改革是最现实的选择选择？

萧瀚：这个问题按理说比较简单，参加高考只是一个资格问题，并不意味着一定如何。在目前现状下，在哪里上学就在哪里考本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路子，但是因为北京是自己单独出卷，与其他省市不同，因此不让外籍孩子报考并非毫无道理——当然，让人报考本该是更合理。再说海南省，他为什么非要按照教育部规定搞所谓的户籍、学籍双认证制度呢？无非是尽量排斥本地户口外地就学的考生，提高本地升学率，一种典型的官僚主义、政绩优先的思维方式。它所反映的背后的思维方式也是一种典型的垄断性思维模式，甚至是一种嫉妒性思维方式，依靠设置形式性门槛而非实质性门槛来限制他人。户籍、教育行政部门都是命令经济时代留下的活化石，他们至今展示权力的主要方式还是给人制造障碍，而不是提供服务。

至于从哪方面进行改革，我是希望这些行政部门能够有点人味就行了，还给人们最基本的接受教育的资格与机会——这还不是受教育权本身。因此，临时性最简单的改革方式应该是允许户籍与学籍的分离，报考地点可以由考生自选，录取时占哪里的名额是最大问题，这是导致各地个部门搞各种限制的的主要原因。

《21世纪》：这个事情对推动我国的户籍改革有什么启示？

萧瀚：这个案件对于推动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意义当然很清晰，虽然不必过于拔高，但至少可以看到户籍制度与其他制度发生关联之后的荒谬性。现在大量问题是户籍制度与其他腐朽制度勾结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并且是一朽众朽，所以现在人们都希望他们也一溃俱溃。例如，一旦新的户籍登记制度实施，人口可以自由迁徙，立刻涉及目前中国三大腐朽行业的制度如何与之配套改革的问题，即教育、医疗、能源。

我的想法是“户籍、教育、医疗、能源”这“四大家族”是目前压迫中国人民最严重的腐朽制度，是命令经济时代留下，基本上是以害人为业的活化石。因此，户籍制度可以作为一个引爆点，率先进行改革，这个领域一改革，它就立刻会冲击其他几个领域，也得跟着来，如果认为其他改了，这个再改，那就可能永远无法改革。因为只要人还可以被轻易地合法束缚在一个地方，无法自由流动，那么社会权利就很难实现，社会权利难以实现，教育、医疗之类事关基本民生的垄断行业就无法结束垄断。

萧瀚：以我之见，这个现实可能性是很难用纯理性去计算的，不过改革当然要注意可能性，不然引发的问题会很大，而且极有可能会改革不成反被改革所害。但是，这恰恰应当是改革的理由——民间这些年来一直在推动，政府也在努力，但是由于缺乏社会性的强有力监督，政府的改革意愿往往在貌似复杂的形势下呈现畏畏缩缩的心态——能拖一天是一天，实际上这种怠惰性的状态是人之常态，但这就是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