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的享受

我对区域经济报道一点思考（个人意见，欢迎讨论）

yejianguo — Wed, 05 November 2008 21:41:39 +0800

注：下面的内容是为政经区域经济报道群组写的自己的一点想法，贴到这里也算是冲抵一篇博文，也希望能够和更多更广泛的同行或非同行共同探讨。
我觉得做区域新闻应该从三个层面来操作，并以此来确定三个层面的选题，分别是：从全国层面看区域、从区域本身来看区域、从区域来反观全国。具体说来，从全国层面来看区域，是说我们可以从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背景下，寻找可以体现地区间利益冲突和统一的选题来做，就像前几年一度为媒体热炒的中部龙头之争，环渤海龙头之争，现在正在上演的内陆地区对沿海发达地区产业承接的竞争。区域经济的选题要始终坚持一个大政经概念，在采访和行文中要有政有经，这类选题会很有气势，应该可以成为政经区域经济报道中可以出重磅选题的领域之一。因为，我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人口、工业的分布与资源的分布已经严重不契合，那么，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必然带来的可能包括，对工业文明所代表的经济利益进行重新布局，也包括对自然资源的重新分配，而且，在新的形势下，对自然资源的分配已经从以前单纯的依靠中央权力的计划性调控，进入到的计划调控和市场规则共同起作用的时期，这中间的故事、心酸、冲突一定有看头。第二类，则是着重探讨一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问题。在目前中国的几大经济板块中，对城市群概念的充实和落实是值得关注的一类选题。第三类则是从区域来看全国，这类选题的一个背景是，目前中国已经设立了多个综合配套改革的试验区，这些试验区，严格来说都是中国深化下一步政经改革的试点，所以，对这些地区的关注要放在对全国的政经改革的审视高度，推及全国层面。此外，我觉得，应该从地方上寻找社会变革的迹象。回顾中国的改革历程，动力无非有两种方式，一是自上而下的战略推动，一个是基层群众基于实际情况的对故有模式的小范围破解，所以，前者可以放在宏观政策类的新闻加以关注，而我个人觉得，对后者的发现并进行制度性理论性疏理，对中国的意义尤其重大，而且，此类新闻往往能支撑起漂亮的文本，很适合南方报业“文本＋价值”新闻取向。
此外，更具体的谈政经区域经济选题的可能分布，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
1，人事变革（转型中最容易出现一些个性化鲜明的官员，关注这些人的命运和执政风格，能够很好的展示一个国家和地区政经转型历史，另外就是从一些官员的政治沉浮也是精彩的转型体现，尤其是涉及经济利益的政治沉浮，更是首要关注的政经题材。最近看到一本过期的《南风窗》，他们的封面做了一组改革者的仕途轨迹，其中对一篇对仇和离开宿迁后的继任者张新实的报道尤其精彩和巧妙，尽管从作者的操作中可以感觉到，那个记者对政治的理解强过对经济的理解。
2，地方能源资源困境。过去阶段的中国地方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基于对发展权平等的理念的信奉，各地都在拼命的发展自己，经历这么多年的持续大规模的投资，应该说很多地方工业基础已经很强，电、煤、气、油、水也已经开始进入全面紧张的时期，所以，这势必将牵涉到很多基于保证稳定的能源供应稳定的大规模的能源合作和能源项目建设争夺战。围绕能源供应，将出现很具有典型和代表性的地方与地方合作，地方与能源企业合作。
3，引央企入地。这一方面是引资，另一方面也是国家从集中决策向分散决策转变过程中，所寻求新的掌控国家资源的手段转型。而这一转型中，势必会带来央地的财权和事权的变革。
4，交通枢纽建设。在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下，中国再次选择通过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来拉动经济发展，而以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为代表的交通设施的投资占据了尤其重要的地位，我们知道，在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当中，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一个地方经济的发展起着尤其重要的作用，所以，虽然有国家的总体交通规划，但是，考虑到交通设施对地方经济发展的长期正面拉动作用，各个地方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争夺势必非常激烈，背后也许都暗含了争做全国性和地方性交通枢纽的冲动。所以，各地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值得关注。
5，分散决策趋势对区域竞合的影响以及一些关键性事件。就是说我国的决策体系将面临由集中决策向分散决策方向转变，在一些跨地区的资源调配过程中，将更多的按照市场补偿机制来进行，否则，玩不转。这样的话，谈判和决策主体就变成了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和大型国企。比如，河南的发展需要煤炭资源，那它就需要和山西直接去谈，再像过去由国家说你山西的煤炭调到哪就调到哪，搞不定。再比如，能源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各自拿出自己的优势。而这个国有企业在公司治理上应该说是要真正的公司，比如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还能合作，但中储粮这样的就搞不定，势必在粮食资源的分配中会在地方与地方之间产生很大的矛盾。
6，地方的大部制改革。这一方面是基于国务院的部门改革，另一方面，在不同地区的政府运行中，基于产业结构和发展阶段的不同需要的所谓大部制是不同的。
7，政策性崛起逻辑和市场崛起逻辑在河南和中部地区的具体演绎。也可以推及其它地区。改革开放30年的区域发展政策红利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在这样的情况，也对分散决策提出要求。中部地区包括了六省，除河南外，还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山西。目前，在国家层面来讲，已经确定湖北和湖南两个综合改革试验区，但是，河南省将在区位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经领先一步，区域经济的政策崛起逻辑和市场崛起逻辑在该地区的绝体演绎值得重点关注。
8，区域经济报道作为经济新闻报道的一种，本质上是要更多的关注财富的流转和利益的重新分配，一个事件和现象中，如果所涉财富和利益规模越大，新闻价值也就越大（当然，如果能牵涉到足够多的人的命运，价值也是巨大的，）。就中国的现实来看，对财富流转和利益重新分配具有最大影响的可能还是政策导向，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市场的作用更加明显，所以，两者对地区间财富流转和利益重新分配影响的较量将更加频繁和激烈的较量。所以，重点关注发生在这一地区的大规模财富流转，以及围绕这些财富和利益流转所牵涉的制度和机制流变，在区域经济报道中，一种是富有地区色彩的新闻报道，一种就是事关地区间财富和利益流转的报道。

终于过了盲从的年龄

yejianguo — Mon, 20 October 2008 17:59:25 +0800

在临近返回的两个小时前，我给梅潇发了个短信，告诉他我在南京，但是，两个小时后将出发返回北京。

梅潇接到短信后的回复是，“你在哪里，我马上过去”。

一个小时后，他出现在我住的宾馆楼下，随行的还有她女朋友。

见面的寒暄是简单的，因为他对我的行踪似乎是了解的，通过博客，基本上可以判断我最近在关注什么，在读什么书，所以，一上来我们就开始谈论新闻，谈论国情。

在整个的谈话过程中，似乎都是我在说，这几乎是我最近以来难以改变的习惯，掐指算来，来北京做记者已经四年时间了，在四年的当口我也开始对这些年的新闻操作进行一些梳理，把自己对新闻的理解系统的总结了一下，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这套理论成为我给自己所带的实习生所讲的第一课，而且，我也抓住更多的机会向那些同样对新闻感兴趣的人讲，我要他们知道我的理论，我也希望获得他们的建议。我也认为，自己的每次抒发应该都可以对自己的想法加以完善。

梅潇现在南京的一所学校教新闻传播，我在本次的谈话中更多的强调了对新闻立场和价值观的理解，我认为，作为一个大报的记者，应该对中国当下的国情有自己的体察和理解，并且，告诉那些因为种种限制而心存偏见的人们，真相在哪里，未来在哪里。

后来，躺在回京的火车上，我还在思考，我竟然这么坚定的否认了《联合早报》对中国的报道立场，我竟然那么肯定的认为，中国之大和中国之历史传统，注定了中国的转型和变迁是当今任何一个理论所无法解释的，而是，在这场伟大的转型和变迁中，必定蕴含了更伟大的理论，而这一理论也注定是蕴涵在丰富多彩的现象和故事中的——变革早已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发生了，这些伟大的变革的背后，总是有无数真切的利益相关者在推动，动力在那里，理论也在那里，而记者要成为这些理论的第一个发现者，所以，直到今天，我依然对自己的这一选择心存热爱，面对朋友们对我是不是会继续做记者的追问的回答是，“一切才刚刚开始”。不是吗？我才刚刚开始可以用自己的眼睛来看待这个世界，我才刚刚开始摆脱对别人的盲从。

在我年少无知的时候，学校的教育给我的最大教益就是，让我在看待我们这个国家的时候，更习惯于用中国特色来理解一切异常的东西，再到后来，我开始自由的接触到了一些成型的理论，最为典型的是哈耶克，我第一次感觉到了被颠覆，可是现在，我开始重归中国特色的观察路径，只是，我如此坚定的认为，在这个中国特色的背后，一定有着更为复杂和宏大的理论蕴含其中。

这让我想到前几年的一件事情，在李敖访问大陆的时候，编辑曾讨论让我去做个报道，但是，那个时候我自己感觉，人们更多的是把李明星化了，他的价值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讲，也许没有那么大，理由就是，它更多的是一个批评者，多有破而少有立，而现在的中国，更需要的是一个能够为当下中国的转型和变革提出系统的建设性理论的大家。当然，我的这个看法也许随着形势的改变可能再次面临修正，因为，在这个国家进行了三十年的改革以后，并非在更加开放，而是更加保守，并非更加自由，而是更加专制。但愿这只是暂时性的维稳，是出现国家迷思时的观望。历史是有这样的时刻的，不进步本身就是进步。但是，这个时期一定不能太长，更不能出现改革的惰性。

和梅潇的这次谈话时短暂的，挥手之间，意犹未尽。

从南京回来以后，我也开始有更强烈的意愿对自己毕业四年来的生活作出更全面的总结，在这个四年，我得到了很多，但不能否认的是，我也失去了很多。在这四年，我靠近了北京，却离弃的郑州，我靠近了这个以前未曾想过的港口，离弃了童年的故乡。那些故乡的美好，都成烟云，散去。

8年前，我第一次接触互联网时，我就给自己取了“忏悔的享受”这一网名，曾经有很多人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所有发问的人就是我讲了他也理解不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没有失去就没有收获，但是，请珍惜你的失去。当你能够理解这句话的时候，你就长大了。

差点没晕倒在球场

yejianguo — Sun, 12 October 2008 12:29:06 +0800

昨天正式启动了每周一次的羽毛球运动，通过朋友在北师大的羽毛球馆长期订了个场地，在每周六晚上7点到8点都可以过去打。

之前，我对羽毛球的理解更多倾向于认为，那是女孩子玩的运动，没有激烈的身体碰撞和对抗，所以，平时我玩的比较多的还是篮球，就连乒乓球，虽然小时候还被我爸专门训练过，但是，也就是在高中的时候疯狂的玩过一阵子，后来也就不怎么玩。

但是，我对羽毛球的态度昨天晚上彻底改变了，这是一项体力消耗非常大的运动。在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里，基本是我和期望、青松三个人轮流上场（青松夫人胡婷因为穿着高跟鞋，上去没两下就被球场的管理人给下来了，怕高跟鞋把地板给踩坏了），就是这样，我还是一度出现晕眩的感觉，满头大汗，最后疯狂的灌水在场边休息了老半天才得以缓解，后来在与青松的对抗中，一度抽筋。而就在我们旁边的，看那些北师大的学生们，一个个玩的热火朝天，真是让人感慨阿。

这样的情况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在大学的时候，一天24小时，甚至有的时候8个小时泡在宿舍门口的篮球场上，那个时候根本就知道疲惫。四年，我已经把身体奉献给工作了，这使得我想起一个朋友劝戒我的，“你的身体现在已经没有你之前想象的那么好了”。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句话是我们在高中的时候讲的最多，那个时候出于对升学压力的恐惧，很多同学在饮食和住宿条件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就是在用身体拼成绩，所以，老师们也都用这句话来劝那些学习到深夜的同学回去休息。

事实上，无论是读书阶段还是在现在的工作阶段，我们用身体来换取进步，更多的都是一种主动选择的结果，不过，在这种选择的背后却存在无奈的因素。

很多人的前半生用透支身体来挣钱，后半生则是用积攒的钱来保证身体的健康，这一度是我们用来形容资本主义下个体生活写真的句子，现在，对我们竟然如此的适用，感慨吗？

身体是自己的，运动也是要自己保证的。我们说好了，每周至少一次羽毛球，另外，在报社同事也达成了共识，把篮球也放在了办公室，以备在时间和人员允许的情况下，到不远的东单体育场打球。对身体的关爱从运动开始，从现在开始，看到这篇博客的同志也不妨先用羽毛球检验一下自己的身体情况，然后，各回各家，锻炼去吧。

地坛书市的偷书人

yejianguo — Sat, 11 October 2008 15:08:46 +0800

今天起了个大早，赶到地坛公园的书市去抢书。地坛书市每年一次，我来到北京四年，我从三年前知道有这么个书市开始，每年都会过去。

到地坛公园的时候，已经很多人了，乱哄哄的，同行的一个同事半带嘲笑的说就像个大集市，但是，在我看来，这正是北京的一个诱人之处，在这个城市，还有这么多的人在读书，多好。

其实，对于这个书市，每年过来转的时候，我都会直接先跑到三联书店的摊位上，因为，按照惯例，他们每年都会在书市上半价甩卖一些藏书，里面不乏一些经典的书。今年的情况和去年一样，好多人在那大概四平米的临时搭建的棚子里抢书，我也和大家一样，哈哈，在这个地方，所谓的读书人也没有什么绅士风度可言了，就抢吧。

最终我是挑了一套王芸生写的《六十年来的中国和日本》，是八卷本，是由当年王在大公报的专栏文章的扩充和整理而成，当时，这一系列专栏文章影响很大，在今天看来，其学术和历史价值都非一般研究著作所能比，也是研究中日关系的经典必读书目。

其他的还买了一些零散书目。在这个环境中买书感觉还真是特别，因为，当你第一次看到一本书稍微犹豫的时候，一转身可能就没有了，哈哈。

就在我结账的时候，我非常清楚的看到，一个人报了几本书藏在衣服里就走，把我挤了趔趄，可是，三联现场的工作人员也许没有看见，也就没有人问。

还有人偷书？读书人来此偷书来读，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我是不能理解。不过，我和同事到中华书局的摊位上买书的时候，这位同事拿了一本一边和我聊天一边往外走，结果竟然真的没有人管，直到我们走出了好远才意识到，还没有交钱，只能在一边感慨这些书店的“盲目信任”的同时，一边走回去把钱补上。

读书人，偷书来读，在我看来，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否则，还读什么书啊。

郑州新体验

yejianguo — Wed, 17 September 2008 21:12:46 +0800

经过5个小时的火车，下午5点50的时候到郑州火车站，还没有出站的时候，我就在想，从车站搭乘出租车是不是还是老样子——每次都需要在混乱中争抢。

还好，远远的看到排队的人流，出租车也在按照次序一个一个的进站，然后拉上乘客离开，留下一缕尾气，而我突然感觉到出租车离去的那一瞬间很优雅。

希望能够长久保持下去。一个城市的形象，火车站是关键所在。

其实，就在5个小时之前，我从北京小西天的住处打车赶往北京西站，一路上经过西直门、阜城门的金融街、还有西二环，一路上的绿化和现代化的建筑，让我很是感慨，在我到过的很多中国的城市中，我还真是觉得，北京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特别是近来因为奥运会的因素，这里的天空变蓝了，空气也变得那么的新鲜，以至于，前几天我站在16层的家中，透过窗户竟然可以看到长城的轮廓。只是希望，在奥运会结束后，这里的一切还可以继续。

回想起四年前选择来北京的时候，那时候更多体现的是出于理想主义，更愿意相信，在北京这个城市，虽然和其它中国的城市一样，更多的利益分配遵循了优先流向官僚和巨富阶层及其后代那里的原则，但是，在这里，因为蛋糕相对较大，所以，有才华和能力的年轻人，纵然你不属于官僚和巨富阶层，也有足够的机会可以成就一番事业。四年过去，我觉得自己生活的目标和心态开始趋向于平静和简单，每天享受着目前的状态，读书、写文章、找人聊天，而就是这样的生活方式，我想更多的也是因为我是在北京这个地方，这里比其它地方聚集了更多的精英和理想主义者。

北京，不仅仅是一个包括出租车行业在内的更多行业遵循良好秩序的城市，这里还有超越中国目前阶段的更自由和文明的城市精神存在，我也希望郑州有这样的精神存在。

从郑州火车站乘坐出租车直奔健康路和优胜南路的中州快捷酒店，每次我都是住在这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从这里到经八路的英典书社很近，那是一个很有感觉的书店，老板很随和也很健谈，这个书店对畅销书的理解基本上与北京的书店保持了同步，所以，有时候我也会和老板唠几句。当然，每次到这里我也都会买上几本杂志看看。

——以前，我对郑州最亲切的地方是郑州大学的南校区，或者说是南校区的文科区，但是，现在，我每次到这里都愿意到这个书店去看看，很好。在这里可以感觉到不一样的郑州。

大国国民的心态

yejianguo — Fri, 05 September 2008 12:36:52 +0800

按照惯例，上午我到门口的报亭买今天的《参考消息》，以为热心的老先生很快速的帮我拿了一份，并不忘叮嘱我，今天的报纸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让美国知道我们国家的力量是多么强大了，“小伙子可以好好看看啊！”

这让我想起奥运期间的一次打车经历，因为对北京出租车司机的神侃都是早又听闻，所以，上车的时候听到那位师傅很激动的告诉我，说我们国家现在是多么的强大，通过举办奥运会就是让外国人真正的见识一下我们的国力，并且很自豪的说，以前小日本侵略中国，现在让他们看看我们的富裕和实力。

我告诉他，其实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比我们大很多。

一听这他可不干了，“那怎么可能，小日本那么小，我们国家这么大？”

我就说，是啊，可这就是事实，而且，要是按照人均水平来看，我们和日本的差距就更大了。

于是，他就很不服气的说，小日本就是小日本。我也只好附和说，按照很多研究机构的预测，也许过不了30年，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可以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了。这时他才高兴了，“就是，小日本怎么能和中国比”。

我并没有批评这位司机师傅无知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与很多崛起过程中的国家一样，在我国经济、军事、政治等实力经历快速的提升的时候，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可能使这个国家失去方向和耐心，这就是所谓的大国迷思时期。而且，在这个时期最不应该出现的是，这种情绪如果被以凝聚民族自信心或者任何其它目的而刻意的被渲染，则更是危险的。

河南还需加油

yejianguo — Wed, 27 August 2008 22:24:01 +0800

过去的两天里，我到郑州去参加河南省的一个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决定报名以前，我看到主办方对这个会议的规模和国际化程度渲染的让人怦然心动，于是，我才决定专门从北京过去看看情况。

25日格中午时分，我乘坐的车到达郑州火车站，在出站之前我心里盘算，在车站处应该设有会务的接待人员，然后直接把参会的人员用会务组的车送到相应的地方，这样的情况我在天津参加类似的会议时，已经习以为常了，在天津，这样的会场看到的是真诚的笑脸和热情周到的服务。

当日，我从北出站口出来，果然看到有两个志愿者站在一个背景板前，背景板上书写着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字样，我上前去问我们如何到会务指定的地方报道，是不是有车可以把我们送过去，结果志愿者一脸茫然，说都是自己打车过去的，而且，另外几个刚下车的被要求临时打电话联系是谁邀请他们来的，然后让邀请他们的人告诉他们应该到什么地方去。

我看到旁边停了一排会务组的车，就问，这些车仅仅是专门用来展览的吗？结果接待人员告诉我，只有部级领导来了才可以用车接送的。这个时候我只能自嘲，“早知道搞个正部级头衔再来开会了。”当然，在开幕式上，我还真没有看到一个国家部委的官员到场，也不知道那些车是不是到最后也没有被派上用场。

此外，在参会的过程中，我感觉投入了这么多人力物力财力的活动，简直就是河南省自己人在那里自娱自乐，到处是充满形式化的东西，而且，在这样一个市场化语境下的活动，从嘉宾到媒体都被分成好几个等级，给颁发了不同类型的证件，有一些论坛，如果你的证件没有贴着黄花或者是红花是不被允许进入的，其中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场景就是，在一场关于中原城市群开放论坛上，台上嘉宾轮流上去针对中原城市群的大开放进行演讲，而在会场的入口处，安保人员严格的审查每一个试图进入会场的人员，很多人因为证件不具备进入该会场的级别要求而被拒之门外，我进到会场才发现，很多位子都是空着的，畅谈开放的论坛竟然对有意进来听听的观众都是不开放的，让我非常深切的意识到，自己不是在北京也不是在天津参加这样的论坛。

而且，在展览期间，开幕式过后一会时间会场就开始呈现萧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我出来的时候，碰到多个民营企业的小老板向我咨询是不是可以把他们带进去看看，他们大多是手里有项目希望能到其中看看能不能碰到有人想投资的。其实里面根本没有什么投资人，我告诉他们使得他们满脸疑惑，对于地方政府来讲，他们多是盯着有些规模的企业进行服务，这些小企业连展览会的大门都进不去。

因为工作之便，目前我国东南沿海和中部等省份基本上跑了一遍，对于经济发达的地区很欠发达地区的区别，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在河南和安徽期间，对等级制度的强调真是让人印象深刻，在这些地方依然很难感受到市场化的游戏规则的存在。

河南是我的家乡，我为此着急。

1964,日本移型换景(转)

yejianguo — Tue, 26 August 2008 21:22:49 +0800

1923年,“关东大地震”引发重建“近代日本”；

　　1945年,日本战败促使天皇制形态从绝对制度修正为象征制度；

　　1964年,东京奥运会再次成为契机……

　　□著:松本健一(日本著名评论家,日本丽泽大学教授)□译:孙雅甜(《人民中国》杂志社)

　　梦想超级特快列车

　　东京奥运会是日本仿效欧美,一路追求近代化的最后阶段。

　　1964年4月,我们离开故乡,来到东京,这里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巨变。“梦想超级特快列车”东海道新干线开通,高速公路、超高层建筑开始投入建设。过街天桥、地下通道这类新型建筑物纷纷开始出现在城市街头。

　　新宿西口小路上的黑市被取缔,淀桥净水场也没了踪影。昔日的西口,地面一度被建设广场用的铁板覆盖。然而就在新宿西口广场(东京新宿站西口地下广场。1969年2月开始,每周六晚年轻人都会在广场举行集会,演唱民谣歌曲,并议论时政。同年7月19日,警视厅将“广场”更名为“通道”；7月24日,又加以取缔,西口广场的民谣集会就此消亡)建成四五年后,其名称便由广场改成了“通道”。

　　1964年社会转型,契机就是当年的东京奥运会。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新干线也好,高速公路也好,建设这些,都是为了向那些前来观看奥运会以及奥运会以后来日本观光旅游的欧美人展示日本这个发达国家的风采,而且是一个与欧美同等水平的发达国家。只不过,东京奥运会本身,即是日本仿效欧美一路追求而来的近代化之最后阶段,也是20世纪60年代日本开始脱离“近代日本”这一历史阶段,步入经济高速增长期的象征。

　　社会的转型,促使景象发生变迁。不过,恐怕有人会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要说社会转型,1945年岂不是要比1964年的变动大得多吗?

　　1945年发生的那一切,与其说是社会转型,倒不如说是政治体制的变化更为贴切。天皇制的形态由绝对制度修正为象征制度；在8月15日,法西斯体制向民主主义体制过渡。

　　或许还会有人质疑:若是说起景象之变迁,关东大地震发生的1920年代的变动难道不比1960年代更巨大吗?1920年代被认为是现代史的原点,汽车、体育运动、西方舞蹈、性等20世纪的新风俗、新文化在当时已经全部出现了。但是,1920年代的这些变化,只能算是以关东大地震为契机进行的“近代日本”的重建。据说,因为东京的高层建筑几乎都在大地震中垮塌,从森鸥外宅邸所在之处———根岸的观潮楼上,时隔几十年,人们又一次看到了东京湾的海潮。这里说的就是地震后的重建。

　　井伏鳟二在其所著《荻窪风土记》的开头部分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记述,那段文字的大意是:大地震前,在荻窪能够隐约听到从品川岸边石壁旁驶出的轮船的汽笛声,地震后不知为何听不到了。至于原因,恐怕有很多,像是建筑物的西洋化以及高层化,汽车的增加,空气污染等等。

公害最严重的国家

　　明治以后,日本经历了多次路线修正,效仿英、法实行文明开化,效仿普鲁士实现富国强兵,效仿德意志、意大利走上法西斯主义,最后效仿美国实现了民主主义。

　　明治以后到1960年代之间的日本,总是处于森鸥外所说的“建造中”的状态。“建造”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日本能够追赶上欧美,实现近代化。

　　所谓“建造中”,是指日本处于近代化过程之中。明治以后的日本,其仿效的对象、欲实现的近代理想的类型虽然一直在变,时而英、法,时而普鲁士,时而德意志、意大利,时而美国,但是自始至终没有放弃近代化的道路。

　　若要简略阐述日本一贯奉行的近代化之路,可以说对外表现为从亚洲向欧美的过渡,对内表现为从农村向城市的过渡。具体地说,日本的近代化,由于采取了仿效并追赶近代化的先驱者欧美国家这一方式,因而拥有了资本主义化、中央集权化、城市化、工业化、合理主义化、欧美化等多个方面。

　　但是,19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让这种近代化走进了死胡同。经济高速增长是近代的最后阶段,此时的日本已经与欧美齐头并进了,对日本而言,欧美诸国已经失去了作为理想型的意义。

　　能够诠释这一变化的最好例子就是公害问题。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仅用七八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欧美二三百年走过的历程,建立了欧美类型的资本主义和工业。正因为如此,其公害带来的恶劣影响也呈加速度凸显出来。1960年代后半期出现的水俣病、“疼痛病”、琵琶湖污染、骏河湾污泥———其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说明日本是公害最严重的国家。

　　从1968年到1969年,我在船桥工厂总务科工作,工作之一就是研究公害对策。具体来说就是在合乎法律、经营方针的前提下,在技术允许的范围内处理制造过程中排出的有毒物质。有一次,我曾询问有技术合作关系的美国企业,他们是怎样进行公害处理的。得到的答复是:我们公司设在沙漠边上,对排烟和排水未作任何处理。

　　听了这个回答,我心想,国土辽阔的国家真好。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在公害治理方面,日本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在解决公害问题方面把欧美当作模范来学习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日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个问题。

　　正在近代化道路上大步前进的亚洲各国,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也会像1960年代的日本那样开始被公害问题所困扰。在中国上海的工业地带,长江翻滚着黑浪,工厂的烟囱喷吐着黑色浓烟。在朝鲜,合成肥料和化学农药被大量投放,农业近代化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移植的文明如头皮脱落

　　诗中人物从农村来到城市,像18世纪欧洲曾有过的那样被“城市给人以自由”的神话所诱惑。

　　历史范畴上的“近代日本”,广义上来讲,是指明治以后的日本处于一个在外从亚洲到欧美,在内从农村到城市的过渡过程。这意味着在“近代日本”中形成的精神之构图,是在亚洲与欧美、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地方与中央等一系列对立构图之上建立起来的。

　　亚洲与欧美这一对立的构图,产生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即从“落后的”亚洲到“先进的”欧美留洋,并从欧美国家移植“文明”。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产生了“归国者”这一特殊精神类型,还发生了被移植的“文明”难以生根而脱落的现象。鹤见俊辅在《战时日本精神史》中用“如头皮脱落一般”来形容这种现象。

　　移植过来的欧美“文明”一旦剥离,就会随即发生“回归日本”的精神现象。借用“近代日本”这一特殊历史范畴内的语言来称呼这种回归现象,就是“背叛”。所谓“背叛”,是指思想的背离与回归。这里的思想不是指那种可以被权力的强制力量改变的一般现象,而是指移植过来的欧美文明———知识分子的思想,即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这种思想脱落下来,社会开始回归于移植发生以前的精神气质(生活情感)———“背叛”就是这样一种病理性精神现象。

　　在农村出生、长大的民众,成为城市的工业劳动力。他们在城市工作,但心底仍然深藏着“思乡”的情绪———农村和城市的对立构图产生了这样一种精神状态。

　　这种“近代日本”大众的精神形态在石川啄木的俳句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冷雨降都城,遥想故乡雨。淡紫花朵摇曳,轻打马铃薯。”这首诗描绘了这样一幅情景:主人公来到首都,看到都城飘落的冷雨,不禁想起了故乡的雨。在那里,雨点敲打着马铃薯的紫色花朵。诗中的人物设定为从农村来到城市,或许是因为在城市工作,或许是因为在城市求学,或是像18世纪欧洲曾有过的那样被“城市给人以自由”的神话所诱惑。总之,从农村来到城市这一场景设定是该诗成立的前提,吟咏了这样一种心情:主人公虽然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城市,但无时无刻不在悲伤地思念被自己抛弃的故乡。

　　想来这并不是啄木一人的心情。诗中描写的是近代日本从农村来到城市,从地方来到中央的大多数人的共同经历,反映了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心情。啄木在日俄战争前后来到东京,成为近代的“故乡丧失者”。他将这种大众的经历和心情以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

多吃面包,多喝牛奶

　　正是在一个个神话之上,我们一直支持着近代化事业,向城市型社会的过渡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

　　《故乡》是一首不折不扣的近代故乡丧失者的思乡诗,“曾在那山追野兔,曾在那河捉鲫鱼,魂牵梦萦今犹记,遥遥故乡永难忘。”诗创作于一战爆发的1914年,70年后的一次调查中,这首歌被选为最受日本人欢迎的学堂乐歌。这也就意味着催生这首歌的大众心理和土壤在这70年间基本没有变化。日本近代化的速度虽然很剧烈,但那最终也只是体现在从农村到城市这样一个过渡的构图之上。

　　但是,这一过渡过程,自1964年以后进入了最后阶段,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画上了句号。在松下圭一的论文《城市型社会与防卫战争》中,当农业人口占到总人口的30%时,社会处于从农村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的过渡阶段；而当农业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0%时,社会处于城市型社会的成熟阶段。日本的农业人口在一战后的1925年占总人口的52%,在二战后的1948年占到总人口的48%,1960年占33%,1977年占14%。除去第二产业兼业的情况,1977年应该不到10%。

　　如此一来,日本在1960年以前是农业型社会,此后直至1970年代末处于农村型社会到城市型社会的过渡阶段,从1970年代末开始进入城市型社会的成熟阶段。城市小说、地区报纸、城市音乐等为代表的城市文化开始流行。

　　由农村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的过渡,在战后的教育中,被渲染成一个神话,资源匮乏的日本为了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不得不大力发展加工业和贸易。日本的柏油路比率只有10%,欧美则是30%,如果不超过欧美,就不能算是发达、有文化的国家；一直吃大米的话,血液都集中到胃部,头脑的反应就会变得迟缓。必须吃面包,多喝牛奶,才能提高智力水平,赶上欧美。

　　正是在一个个神话之上,我们一直支持着近代化事业,向城市型社会的过渡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这就造成了现在再也找不到《故乡》中歌唱的“曾在那山追野兔,曾在那河捉鲫鱼”的“故乡”了。或者可以说,人们在心中低声吟唱思乡诗至今,是出于对破坏故乡的一种补偿。

　　自然风景中“故乡”的丧失,必然与精神世界中神灵、根以及故乡的丧失相关联。这种丧失正在把曾经构筑起我们精神世界的种种语言变成死语:给人以温柔与裹步不前印象的“母亲”,让人涌起无限眷恋与忧愁的“村庄”,还有从土地中孕育出一切的“泥土”———这些词语蕴含的丰富情感被夺走了,土地成为商品,人们开始用“农业用地”、“住宅用地”这样的词汇来称呼它。

民间工艺品属于土著还是现代

　　政治上的“中庸之道”是保守还是革新?提出这些问题本身正在变得没有意义。

　　亚洲与欧美、农村与城市、地方与中央、农业与工业……这些社会性对立构图建立在“近代日本”这一特殊历史范畴之内,与思想、政治、文化诸领域中的土著风俗与近代、保守与革新、右翼与左翼、大众文学与纯文学、演歌(歌谣)与流行音乐等各式各样的对立构图相互照应。

　　近代日本人正是在这一系列的对立构图之上,形成了自己的精神。因此,思想、政治、文化诸领域的论战,基本上都涉及到对立构图的选择问题。

　　然而,最近十几年来,像样的论战越来越少了。当然,像是围绕公害和自然破坏的论战,围绕核电的能源论战,围绕遗传工程学的科学技术论战,关于国家论的论战,不可谓之没有。但是,与以往那些关涉到我们精神形成的对立构图相比,这些论战似乎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进行的。

　　原因何在呢?我在编纂以“昭和”为中心的《现代论战事典》的过程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思考,并得出了下列结论。

　　在昭和时代,近代化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即便如此,国家仍然在拼命完成向近代的过渡。这样一来,“昭和论战全史”就从多角度论证了“近代日本”的历史意义,如日本资本主义论战、私小说论战、“超越近代”论战、主体性论战、“政治与文学”论战、国民文学论战、“安保”论战、近代化论战、柳田民俗学论战等等。所有这些论战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论证了“近代日本”的历史意义。然而经过1960年代至1970年代后半期的经济高速增长,我国与西欧各国齐头并进以后发生的论战,很难再冠以“昭和”这一天皇制度的年号,因为公害和自然破坏的论战、核电的能源论战……更适合于在世界的同步性层面上加以把握。

　　以往那些长久以来与我们的精神形成密切相关的对立构图正在逐渐消失。现实中,那些对立构图被消融的现象正在我们身边不断上演。

　　摆在店头的所谓“民间工艺品”是土著风俗还是近代?政治上的“中庸之道”是保守还是革新?被称为“新音乐”的音乐现象,是演歌(歌谣)还是流行音乐?提出这些问题本身正在变得没有意义。

　　这些在196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现象,是以消融以往对立构图的形式发生的。正因如此,才不得不冠以“新”这个字眼,如新右翼、新左翼,新通俗文化、新音乐等等。这里的“新”,是指尚无法在历史上给出定义的、作为一个现象的崭新程度。

在日亚洲人火并事件

　　我们震惊,是因为两个民族间的斗争,却发生在这两个民族以外的国家。

　　1978年9月,东京歌舞伎町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在日亚洲人火并事件,柬埔寨人被杀,台湾人被砍掉了手。

　　我感到震惊不是因为这是一起亚洲人互相争斗、伤害的事件。亚洲人之间的相互残杀,早在日中战争、大东亚战争时我就已经体验过了,最近又有印巴纷争、两伊战争。

　　那么,是因为这件事的残忍性而吃惊吗?在日本,像钢琴杀人事件、洋伞杀人事件、金属棒杀人事件甚至暴力团的斗殴,早已成为家常便饭,这种程度已经不算是很残忍了。

　　我们震惊,是因为两个民族间的斗争,发生在这两个民族以外的国家,而且发生地点不是神户、横滨等外国人较多的城市,而是新宿这个年轻人的聚集地。作为当事人的柬埔寨人和台湾人都在新宿的繁华街工作。

　　事件发生5年后,我们已经能够知道北陆温泉场地的年轻人中有几成是亚洲来的打工者,以及茨城县的小酒馆、酒吧中有很多菲律宾女性。柳町光男导演的电影《再见吧!可爱的大地》(1982年)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现实。在主演秋吉由美子工作的茨城县鹿岛的小酒馆,就有菲律宾女性被强迫卖淫。

　　想来这是1960年安保时的事情了。我和妹妹去邻镇看《西区故事》的首映式。这部电影套用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剧模式,只是把地点转移到国际大都市纽约,把故事发生的背景从两个家族的恩怨情仇置换为两种移民势力之间的对立。当时,我只有十四五岁,心里只是想着,原来有许多民族的国际都市还会发生那种事啊。然而,和电影类似的事却在1970年代的新宿发生了。

　　我于1964年来到东京。在我进京之前居住过的城镇里,设立了驻军司令部,星条旗飘扬在镇子中央。镇上有朝鲜人,离我家不远的地方,还住着日本兵从外地娶回来的菲律宾女子。要说美国人,在离家50米远处就是将校宿舍,那里有成群结队的美国人。建在城镇里的驻军司令部和飞机场最终返还给日本是在1964年。

　　也就是说,在1964年前后,除了冲绳,日本基本上结束了被占领状态。经济也从战后复兴期过渡到高速增长期。日本曾一度欲用军事、政治手段构建的大东亚共荣圈体制以失败告终；而经过高速增长期,日本却运用和平和经济手段成功地建立起这种体制。1967年发行的《日本-亚洲相关文献目录》(国立国会图书馆越南留学生支援会会报·特别号)中,有这样的记载:“1965年前后,日本资本开始大规模进军亚洲。”

日本不是朋友

　　亚洲沐浴在西欧的“荣光”下,却吞咽着天下头等的“屈辱”,而日本已经与西欧的“荣光”浑然一体。

　　国立国会图书馆收藏的涉亚洲文献数量的急剧增加,始于1965年前后。这与日本资本大规模进军亚洲的时期大体一致。

　　关于这两个现象之间的关联,《日本—亚洲相关文献目录》指出:“随着日本与亚洲的人、物交流变得密切,在日本,获取有关亚洲的信息变得尤为必要。”获取信息的最大动机,是为了服务于资本获取资源,买卖商品,掠夺农村劳动力,外交方面自然也反映了这种需求。日本的亚洲研究调查体制的三大潮流,是国家、大学和资本。”不过,文献数量的增多,并没有使日本和亚洲的关系变得顺利。

　　1974年,田中角荣首相出访东南亚五国,在印度尼西亚遭遇反日游行。我们不能把这件事的责任单纯归咎于田中首相和自民党政府。8年后,也就是在1982年,有亚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写论文批判日本对亚洲的经济侵略,看到这篇论文的社会党议员斥责道,区区一个通产省外围团体的职员竟然批判起国家的政策来,这成何体统!

　　冈仓天心曾说过,亚洲沐浴在西欧的“荣光”下,却吞咽着天下头等的“屈辱”。然而在今天,日本已经与西欧的“荣光”浑然一体。当然,这种“脱亚入欧”的姿态,自明治以来就已是日本的国策。可以说,所谓靠和平、经济手段建立起来的大东亚共荣圈,就是占有亚洲各国的廉价劳动力、原料和食品,同时拼命向亚洲输出资本、技术和机械。因此,才会产生下面这样的菲律宾人的言论:“我们从来没有把日本人当作朋友。日本只是贸易伙伴。日本没有做过一件能够证明他们友情的事。”(1978年6月5日《朝日新闻》)

　　这类言论与田中首相访亚之行中的印尼反日游行是一致的。所有这些,都起因于日本单纯把亚洲看作经济附属国的想法和态度———这与过去的“盟主”一词相通———从而招致了亚洲各国的反抗。

　　这样一来,竹内好在1963年写下《亚洲主义的展望》(《亚洲主义》解说)一文,是为了从历史角度重新审视“亚洲主义”的含义,它一方面含有侵略主义、扩张主义的意义,另一方面意味着走到近代化尽头的日本已经脱离了亚洲。

　　日本不再属于亚洲,亚洲只不过是日本的贸易对象———这种想法正在使日本人失去某些重要的东西。

电饭煲里的栗子饭

　　看到电冰箱里放着一盒腌萝卜,了解过去的人肯定会感到一丝不协调,可1964年之后出生长大的青少年,却感觉不到丝毫不对劲儿的地方。1960年代的高速增长,给日本人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汽车、电话、抽水马桶、电视、电饭锅、吸尘器、立体声音响陆续进入普通家庭。这些物件,是如此理所当然地闯入了人们的生活,似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就摆放在那里。

　　在1982年度全国学生俳句协会举办的全国俳句大会上,有一首俳句获得了大奖:“电饭煲中,栗子饭呼呼作响。”这句诗非但没有将电饭锅和栗子饭处理成给人不协调感觉的对立物,反而出色地让二者和平共处在同一场景下。这恐怕是从电饭锅和栗子饭本来就和睦相处这样一种生活感觉中自然而然产生出的诗句。

　　萩原太郎的诗《小出新道》,据说是对啄木的“今入故乡”有感而作:“在这里,新的道路已经开通/它直接通向城市/……/我们必须,必须转换思维/因为/在我们不得不走的背叛的道路上/树木已被砍伐殆尽。”诗中表达了为日本的近代化而奋斗却因此丧失了故乡的人们的感伤与自我批判。然而,对于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看惯了宽广的道路、崭新的桥梁,还有被修整得整整齐齐的树木的人来说,这些近代化的景象丝毫不会引起丧失故乡的感伤。在他们的印象中,故乡就应该是高速公路四通八达,柏油路两边排列着白色的护栏,故乡与白色护栏不会有任何不协调的感觉。

　　当然,虽然社会景象改变了,但是或许离心中风景的改变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对于包括我在内的来自地方的人们来说,心中依然残留着失去了故乡的感伤和由此产生的乡愁的碎痕。“故乡=去农”这一命题,作为日本人的精神主题,仍然保持着有效性。“君已离农去,烈火焚君屋。又是一年春来到,窗边花枝笑。”时田则雄的这首短歌,收于他1982年的歌集《北方论》中。这首诗的主题,与啄木吟咏的故乡丧失者的感伤一脉相承。就像诗中“离农”一词象征的那样,近代已经成为我们日本人生活的前提。

　　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的对立构图顷刻被化解,银座大街、超市进驻到地方的各个角落,“地方”这个词语正在丧失其实际含义。

隐忍顺从过时了

　　毕业主题曲《仰望师恩》表达的是“奋斗”型精神和成功的关系,其中最典型的一段是“立身”、“扬名”。

　　社会性对立构图被溶解,即意味着其对立项不再产生文化冲击。当然,例如中央和地方这一对立项,作为语言仍然存在。不过,今天乘坐新干线到达东京站的年轻人,已经不会遇到昔日经过上野站来到都市的人们体验过的那种激烈的文化冲击。

　　城市里的风俗、生活、文化样式已经渗透到了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当然,农村没有电影院,也没有迪斯科舞厅,没有24小时营业的咖啡馆,也不会开音乐会。但是,每家每户都有电视机、电冰箱和汽车。电视里宣传的大型盒式录音机、新型摩托车、汽车等等,说不定地方的年轻人拥有的比率更高。

　　所谓地方城市,是指其中心地带在城市,周边地域是农村的城市。地方城市将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化解在自身内部。由于中心地带是东京的迷你版,把来自地方城市的人叫作乡下人,至多也就是用在吵架时激怒对方罢了。城市与农村的文化性偏差,已经大大地缩小了。

　　文化性偏差会给偏差体验者的精神带来文化冲击,这种冲击会产生超越文化性偏差的目标性和动力。所谓目标性,是指在“近代日本”中,对内从农村到城市,对外从亚洲到西欧。所谓动力,是指不懈追求并实现目标的“奋斗”的精神。

　　支撑着“近代日本”的精神,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大众,也不管是何种程度,都很好地体现在“奋斗”、“勤勉”、“节约”、“禁欲”、“正直”这类一般道德的词汇中。这些一般道德,保证了“近代日本”所认同的成功,即出人头地之路。毕业主题曲《仰望师恩》表达的是“奋斗”型精神和成功的关系,其中最典型的一段是“立身”、“扬名”。

　　这些一般道德的词汇,还能让我们想起放在校园里的二宫金次郎塑像。

　　二宫金次郎的奋斗型精神是近代的功利主义精神,这种“奋斗”会带来个人的出人头地,同时也会使社会富裕起来。封建社会的一般道德,概括地说,不是“奋斗”,而是“隐忍顺从”。但二宫金次郎从没有“隐忍顺从”,这样看来,在二战前的校园里建造二宫金次郎像不是因为战前是封建社会,而是因为勉强也算是个称颂功利主义的“奋斗”型精神的资本主义社会。

　　然而,19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实现了“近代”,这导致对立构图被溶解。因此,旨在超越对立项文化性偏差的“奋斗”,也开始变得不再必要。

马虎和凑合的时代

　　满足型精神和趣味型文化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了奋斗型精神和启蒙型文化。“一味地”、“拼命”的时代已经过去,“马马虎虎”、“凑合”的时代到来了。

　　曾经支撑了“近代日本”的精神,是那些一般道德词汇所象征的奋斗型精神。如果要用语言来形容的话,我们会用“一味地”、“专心”、“拼命地”,当然,这些形容的背后,隐藏着“不料”、“徒然”、“悲痛”等大众的愤怒情绪。可以说,演歌就是“无法克制”这种大众的愤怒而唱出的歌曲。

　　既然支撑着“近代日本”的精神是奋斗型的,那么其文化就必然要不断锤炼这种精神。换言之,是启蒙型、教育型、锤炼型的文化。

　　一般来讲,人们会做一个分类。即,知识分子型的文化是“岩波文化”,大众型的文化是“讲谈社文化”。这样分类由来已久。明治末期,岩波书店和讲谈社创立,前者将读者定位在大学教授、学生、官僚和文化人,后者则将读者定位在士兵、公司职员、商人和老板娘。两家书店的镇店之宝更是各有千秋,特色鲜明。前者有夏目漱石全集,后者则有吉川英治全集。

　　不过,“岩波文化”和“讲谈社文化”虽然大有不同,但是在不断锤炼“近代日本”的精神支柱———奋斗型精神方面却是殊途同归。尽管精神锤炼的对象有知识分子和大众之别,但却都是启蒙型文化。

　　村上一郎在《岩波茂雄》(1962年前后执笔)中对此事有如下论述:“‘锤炼’、‘教育’是‘岩波文化’成立的基础,而‘锤炼’、‘教育’的小伙计版、女佣版、老板娘版、士兵版就是‘讲谈社文化’。”这种启蒙型文化,自明治以来,使得日本完成了由农村向城市、由亚洲向西欧的过渡,对于建成现代的“经济大国”发挥了巨大作用(虽然中途出现了富国强兵化、法西斯化等错误尝试)。

　　然而,所谓启蒙型文化,须得先有理想型,然后才会产生向理想型靠拢的精神动向。但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我国开始与西欧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城市型社会进入了成熟阶段。此时,西欧也好城市也好,都不再是理想型,而成为我们的现实生活。因此,对于年轻人来讲,曾经支撑起“近代日本”的奋斗型精神和不断锤炼这种精神的启蒙型文化已不再具有像过去那样的吸引力。

　　我们这一代人,1964年升入大学,人们曾用“右手《朝日期刊》,左手《少年杂志》”这样的口号称呼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意味着“漫画一代”的出场。然而,从本质上看得更加透彻一点,是宣告奋斗型精神和启蒙型文化衰退的一代人的出场。满足型精神和趣味型文化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了奋斗型精神和启蒙型文化。“一味地”、“拼命”的时代已经过去,“马马虎虎”、“凑合”的时代到来了。

百无聊赖的水晶生活

　　马克斯·韦伯曾说过,一旦资本主义进入极盛期,趣味和爱好便会流行。

　　经济高速增长是近代的最后阶段,它将我们带入了物质“过剩”状态,这是一种衣食无忧的状态。此时,除了居住问题,已没有奋斗的必要。而“满足”于这种状态,开始成为支撑社会的基本精神。田中康夫的小说《百无聊赖的水晶生活》(1981年)用十分自然的笔触描写了这种满足型精神。

　　淳一和我过着毫无烦恼的生活。百无聊赖地买一些顺遂心意的东西,百无聊赖地穿一些顺遂心意的衣服,百无聊赖地吃一些顺遂心意的食物,百无聊赖地听一些顺遂心意的音乐,百无聊赖地去一些顺遂心意的地方,散步,游玩。似乎只要两个人在一起,便会百无聊赖地过起顺遂心意的水晶般的生活。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们,“满足”于他们“百无聊赖”的生活,与拼命追求快乐生活的享乐主义迥然不同。于是,在这种满足型精神支撑的社会里,现代日本人开始把找出符合自己口味、趣味的物质看作是一种文化。

　　所有人都执著于自己的“兴趣、嗜好”。在这里,兴趣和爱好盛行的现象成为必然。处于资本主义极盛期的城市型人类,具有弗洛姆所说的“市场性格”和格林所说的“中产阶级男孩式的”性格。

　　对于这种性格的城市型人类而言,“岩波”这个启蒙型文化的代表是不合适的。将酒、高尔夫、运动、犯罪内幕和政治、文学置于同一平台上的《文艺春秋》更对他们的口味。《文艺春秋》这本杂志,能够满足读者的兴趣和嗜好,换言之,是趣味型文化的代表。于是,作为理性权威君临整个“近代日本”并极尽隆盛的“岩波文化”,逐渐凋零,最终被“文春文化”所取代。直到1960年代安保前后,《世界》曾经是大学生必读杂志。到了1964年入学的我们这一代时,已经很少有人阅读它了。

　　然而,从启蒙型文化到趣味型文化的过渡,其市场性就包含在对兴趣和嗜好的执著之中,这一点从满足型精神将资本主义作为基盘,拥有“市场性格”就能看出来。也就是说,在城市里变成了“孤独的群众”(李斯曼)的大众,开始变得异常关心他人的喜好。此时,信息型文化代替趣味型文化,信息提供型杂志《Dakapo》、《Focus》代替趣味综合杂志《文艺春秋》开始发展起来。

　　现代城市型人类,一直在等待同时代其他人传递的“信息”。仅靠同时代人提供的信息写成的商品目录小说《百无聊赖的水晶生活》之所以会大受欢迎,是因为有城市型人类的增加为背景。城市型人类不仅要满足自己的“趣味”,另外,为了逃脱身在城市的孤独和不安,还会不停地观察别人在做什么,别人喜欢什么。即,他们希望把握同时代“信息”。

披头士革命

　　就像短发曾象征监狱、军队、运动的“坚忍”精神,披头士发型也曾有过与之相反的象征“自由”的意义

　　1962年8月,披头士乐队在英国利物浦结成。不过,披头士在日本急速流行起来却是在1964年6月份左右。

　　最近出版的《回到60’s———披头士与我们的时代》(平凡社)回顾了1960年代,1964年3月6日的报纸首次报道了美国摇摆舞曲转向对面、劲酷节拍组合现身英国等现象。这样看来,在这一时间,披头士在日本还不太为人所知。

　　但是,在1964年4月进入大学的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意识,那就是披头士就是音乐本身,不,应该说披头士就是世界同步性文化本身。

　　1964年10月东京奥运会召开,当时我家住在小田急线沿线。有一次,我和高我一年的早稻田大学的师兄信步而行,走到了代代木上原附近的“奥运村”,就顺便去看了个热闹。要说起我们两个的行头,不可不谓之奇妙:身上罩的是藏青地碎白花纹的和服外衣,头发却是半长的长发,也就是所谓的“披头士发式”。

　　披头士的音乐,给从小拨弄吉他如玩铅笔的战后出生的青年们带来了一种“革命”。这种“革命”预告了一代人的登场———他们比起意识形态的东西更相信感觉和官能。也就是说,音乐不再是普通的音乐,而升格为视感觉、官能为第一位的这代人的文化,成为了这样一种自我宣扬。披头士是吉他,是长发,是强调个体的新的生活方式,所以才会是革命。

　　不错,我们可以列举出好几位与披头士人气不相上下的音乐家,像1950年代的普莱斯利,1970年代的滚石乐队等等。但是,他们终究不是“革命”。只有披头士才能在全世界的年轻人中掀起一场只能被称之为“革命”的披头士现象。

　　而且,这场革命还伴随着不相信意识形态和否认政治的表达方式(此处仅代表日本作家观点)。最典型的就是约翰·列侬。他没有嘶喊着“反对越战”,也没有手举红旗,头缠手巾去游行示威,而是一边说着“和平”,做着V字形手势,一边赤裸着全身与洋子静卧示威。当然,至于披头士的长发,就像当初被人们称作“蘑菇头”那样,或许只是一种时尚而已。然而,就像短发曾象征了监狱、军队、运动的“坚忍”精神那样,披头士发式曾有过与之相反的象征“自由”的意义,或者说变得具有这种意义了。1960年代大学斗争时期,在大学和中学里曾经出现过“认可长发!”的要求,这可以说是披头士革命的变形。

　　这样看来,当1964年东京奥运会召开,当三波春夫的“东京五环歌”几乎成为奥运主题曲唱遍大街小巷时,披头士那代人只能苦笑。因为只有几年后冬季奥运会上《白色恋人》那样的歌,才是能够为他们所容忍的奥运主题歌。

幸吉已经跑不动了

　　以东京奥运会为界,体育运动开始从“奋斗”型转向“欣赏趣味”型,形象地说,就是从田径、游泳为主的时代,转向了网球、高尔夫球为主的时代。

　　在物资过剩的大众消费社会中,“奋斗”不再是价值。因为通过“奋斗”弥补“匮乏”,逐渐达到充足已变得不再必要。这类社会意识的变化在体育的世界也凸显起来。

　　简单地说,人们所说的“饥饿时的体育”这类能够把空腹转化为饱腹的体育运动一个个地消失了。“饥饿时的体育”的代表运动要算是拳击了。在这项运动中,凭借一只拳头,原来一文不名的无名之辈就有可能变成一个王者,百万富翁———现在来说应该是亿万富翁了,说是百万富翁,还是工薪阶层月薪1.38万日元时候的感觉。

　　在奥运会这个业余体育运动大赛上,虽然都说重在参与,参赛本身就有意义等等,夺冠却事关个人的荣誉、国力的宣扬。东京奥运会为了赢得这种个人的荣誉和国力的宣扬,将“奋斗”作为一种价值向国民进行宣传。明治以后的日本通过实行近代化,通过努力奋斗,终于赶上了西欧,达到了和西欧同样的水平。我们要用日本的经济实力———所谓经济实力,既是指日本靠自己的力量举办奥运会,也是指日本国内随处可见的新干线、高速公路、钢筋混凝土的高层建筑物的风景———和运动赛事中的金牌来向世界展示这一事实。东京奥运会即被赋予了这样一种使命。

　　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下面的体育观。体育不是要一决胜负。“奋斗”才是最重要的,是一种伟大的价值。为了获胜要“奋斗”,这其中“毅力”尤为重要———这种体育神话曾被大众所接受,造成了过分强调体育中的精神万能论、奋斗精神。

　　这种精神万能论、奋斗精神的牺牲者是圆谷幸吉———东京奥运会上拼尽全力取得马拉松比赛第三名的人,强烈地打动了我们的心。尽管如此,虽然我们一直在强调只要努力了、只要训练了、只要奋斗了,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按照这种精神万能论的指示行动了,却出现了这样一种意外的结果,那就是无论我们怎样做,都无法超越肉体本身的极限———这根本与才能、资质有关。“幸吉已经跑不动了”———1968年1月,圆谷留下了这样一封遗书,结束了他的生命。此时东京奥运会结束已有4年,墨西哥奥运会召开在即。

　　想来精神万能论、奋斗精神曾经构筑了马拉松跑者圆谷幸吉的精神根基。东京奥运会之后,他曾在报纸上发表手记。他写道:“跑过了35公里后,痛苦神奇般地消失了……就在这时,我突然有了一种自信,觉得只要努力,一定能进入前三名。”这里说的痛苦消失,可以说意味着一种仅凭着肉体本身所记忆的本能在跑的状态。在这种本能的状态下,圆谷还在想着“只要努力……”这就意味着,精神万能论和奋斗精神已经渗透到在本能支配下奔跑的选手的精神最深处了。

　　然而,东京奥运会之后,大多数国民都摆脱了精神万能论和奋斗精神这种附体的邪魔。在物资过剩的社会里,人们开始觉得体育运动是用来欣赏的、享受的。反过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近来的年轻人被指责在做体育运动时没有毅力。总之,以东京奥运会为界,体育运动开始从“奋斗”型转向“欣赏趣味”型。形象地说,就是从田径、游泳为主的时代,转向了网球、高尔夫球为主的时代。史无前例的时光“大众”为了保卫自己“富裕的社会”,开始压制、歧视有损于“富裕”形象的势力。

史无前例的时光

　　夏目漱石曾在小说《野分》中,借主人公之口表达了自己生存的时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期。“明治四十年之岁月,乃明治开化之初期是也。若要换言说明之,今日吾人生息于昔日未曾有之开化之中……吾人自然拥有过去。然其过去或是老耄之过去,或是幼稚之过去。并未有值得效法之过去。明治四十年乃史无先例之四十年是也。”确实,不仅仅是漱石,对于所有时代的所有人而言,自己生存的时光都是自己独一无二的体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史无先例”的时光。时光总是荏苒,万物总会更新。

　　不过,在时光流转、社会变迁和景象变换过程中,也会有若干大的停顿和断层。其标志之一,就是政治改革。1868年的明治维新和1945年战败正是上文提到的政治改革。

　　于是,在这些政治改革发生二三十年后———相当于一代人的时间周期,社会转型期到来了。漱石将明治的前四十年看作是“史无先例”的时光,也是因为他观察到了政治改革与社会转型重叠在一起的局势。明治四十年前后人们留短发,着西装,吃牛肉,揣着怀表到处走,这些风俗在40年前是无法想象的。

　　如此近代化的景象,在石川啄木和北一辉作为“东京”的点缀所描写的日俄战争前后———20世纪最初10年便已固定下来了。当然,人们可能会说,果真如此的话,从那时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进入现代,近代化的景象只是在这期间渐渐地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而已。

　　原来如此。近代化的景象从日俄战争前后到1918-1919年,迎来了“大众”的出现这一新局势。这里的“大众”并不是大批民众这个简单意义上的大众。它是指从农村共同体分离出来,并开始作为以工业为中心的产业劳动力在城市流动的民众的一种新的、不定型的存在形态。1930年代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正是通过赋予这类不规则的“大众”以“天皇”这一共同价值而成立的。无根的大众拥有了“皇国”这个虚拟的共同体。

　　就这样,“八一五”战败到来了,日本以美国为理想型进行了战后民主主义改革。大约20年后,在1964年前后,政治改革与社会转型重叠了。这一转型最大的意义就是,由“大众”掌握社会权力的“大众社会”诞生了。在这个社会里,“大众”为了保卫自己的“富裕的社会”,甚至压制、歧视有损于“富裕”形象的势力。当然,在这其中,包括媒体在内的庞大的官僚机构担当了把“大众”的精神与社会权力相连接的任务。

　　不管怎样,在1964年以后诞生的“大众社会”中,民主主义采取了“大众民主主义”的形式,资本主义式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保证了“富裕的社会”。而这里的文化,当然也采取了“大众文化”这一形态。

　　现在,大众根据自我肯定的原理,正在积极地保护这种相对的“和平、安定和富裕”。以这种大众的保守化为前提,民族主义开始呈现出保护本民族利益和特权状态的民族利己主义。这一历史现象在国内表现为“大众”对少数人的压制和歧视,想必对此已毋须赘言。我们正是生存在这样一个“史无先例”的社会。(本文有删节,大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郭连友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转自<南方周末>

30年后回归真实

yejianguo — Fri, 22 August 2008 11:07:28 +0800

有些人，他本来可以创造历史，

但他没有，因为，在他心里没有对体育纯粹的爱。

那富于悲情的背影，带走了一个伟大运动员的诞生。

刘翔是北京奥运会的一个遗憾，

不是因为他没有完成自己的卫冕之路，

而是，因为他没有完成比赛。

尽管这背后可能有着更多无以言表的真实，

但是，历史的遗憾终归是要有刘翔一个人来背负。

刘翔用一种最大众的方式告别了我们，

告别了历史。